一个月的寒假一眨眼就结束了。每次见到温哥华的新老移民朋友，感觉大家在不声不响一起老去；以前看见佝偻着腰推着助力车蹒跚前进的耄耋老人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离我们尚远，如今多了一丝通感——有一天我们也是那样，可能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一对夫妻，她姓程，他姓成，外国人听了以为他们是妇从夫姓。他们一家三口2000年从广州移民到温哥华。成老师是语言学硕士毕业，是竭力要办移民的；程老师不甚积极，但看着丈夫兴头十足，也就跟着一起辞了职，甚至退了户口和社保，一家三口在温哥华从零开始，带来的一万加元三个月就花得只剩下一千。情急之下，成老师赶紧回广州挣钱，程老师去了列治文一家包装公司打工。没多久他们办了语言学校，十多年后又开了私立中学，如今已有了40多个学生，生意热火朝天。
这十几年成老师都在广州，程老师和儿子则在温哥华坚守阵地。不料前一两年国内政策有变，限制办英语补习班，成老师广州的生意也没了，只好死心塌地回温哥华了。国内没医保从来也没当回事，因为年轻，十几年也不去一次医院；但是岁数大了，毛病就出来了，广州的医院检查一次就花了8000多人民币。任何病变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到了岁数才意识到广州那灯红酒绿、吃吃喝喝的生活并不适合每个年龄段的人啊！
76岁的仇女士，从不甘心别人叫她“老太太”。90年代就和丈夫，女儿移民蒙特利尔了，后辗转到了滑铁卢，又到了温哥华。别看她移民最坚决，人还挺毛左，因此还跟我闹过一次架，翻过一次脸。她爱讲述文革中斗别人又被别人斗的故事，同时又怀念毛时代，道：“那个年代没有腐败，毛主席多廉洁啊！哪像现在！” 说到习的连任，她道：“既然他能干好，别人没他干得好，那就让他接着干下去嘛！” 她想拉我进她的一个什么文学群，还嘱咐我道：“可不许有反党反华反社会主义言论哟！”
她毛病还不少，胆囊炎、白内障、高血压、心脏病，等等，前一阵感染了新冠，病了二十多天。不过她承认，像他这样的病秧子，还是更适合在加拿大待着，否则三天两头去国内三甲医院，乌央乌央到处都是挂号取药的人，她哪受得了？别人年过古稀都和善低调许多，而仇女士的攀比心没比年轻时候减少多少——她家要比你家离天车站近才行；她的地税要比你的低才可以。你要是跟她提起物业费，她的物业费必须比你低她才得意。我是联排，物业费当然比她的公寓低；我的物业费包括水，她的不包括水，所以她很不爽。但是我提醒她：她的物业费包了天然气壁炉取暖，于是她又心花怒放。所以你得让着她，老人家，让她觉得她多占了便宜她就多高兴几天。
还有一些新移民，重复着我们当年说过的那些话——
“加拿大的福利好，那还不都是来自于高税收嘛！” 言下之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最好是高福利、低税收。
那全世界最庞大的中国公务员体系、维稳经费都来从何而来呢？不从十四亿棵韭菜头上割，那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有统计表明加拿大的收入所得税并不比中国高太多；中国的税大多是隐性的，当一次老板就知道了。
“理个发都那么贵，送个餐也那么贵，修个自来水龙头也那么贵，出去吃个饭还要小费。还是中国好啊！”
是啊，人工如果不贵，怎么保证蓝领的基本收入呢？怎么缩小贫富差距呢？站在消费者角度说话，当然觉得中国好；等哪一天你也去做蓝领了，恐怕你又会说国外好了。
还有一个姐们儿谢女士，给儿子办了中学留学，自己陪读，终极目标还是移民。最初她先来温哥华考察一番，后又考察了澳大利亚，结果选择了后者。我虽没去过澳洲，但听她描述，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在温哥华之上；人貌似没有加拿大人礼貌，但是气候更好，天天晴空万里、一碧如洗，金色海滩一望无际。据她描述，澳洲房租是一周一交，而且也不便宜；一旦有份工作，这些开支都不在话下。她跟儿子两人早已乐不思蜀。她祖籍苏州，籍贯上海，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在北京做到了很高的职位，如今竟然对苏州、上海、北京这三个一二线发达城市的往昔毫无眷恋。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太好了的缘故。
我纳闷儿问她：“你说怎么回事？这澳大利亚土著人在那里生活了五六万年依然是蛮荒之地，怎么欧洲殖民者去了几十年就给打造成了发达国家？” 谢回答说是基督教使然。但是菲律宾、南美洲都是天主教国家，也未见得。若说民主法治，那印度不是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法治国家吗？你再给印度人一个澳大利亚大小的荒漠孤岛做试验，看看如何？此外还有欧洲殖民者掠夺说、淘金说、羊毛说，等等。因为好奇，又开始看起了澳大利亚的历史。所以，移民不能光移了，还要多多思考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