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界之战
毛泽东对尼赫鲁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但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即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１９５１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的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在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十分清楚当时中国面临的情况。“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他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１９５９年５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
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５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１０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
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再也沉默不住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彭真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仍然是一副霸主模样。他貌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
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方开枪射击６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赫鲁晓夫狡辩。
陈毅接着指出：“你们９月９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陈毅说：“我们９月６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９月８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通红，指手划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把跟印度的关系搞坏就不对。况且，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些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些年来你们不打仗也过去了。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那些片草不生的荒山，让给印度不就完了吗？你们应当宽容些，应当理解尼赫鲁的处境。”赫鲁晓夫越说越激动，有时还站起来，蛮不讲理地说，“西藏正好在印度的边界上，你们难道不理解？印度人认为有一个独立的邻居是至为重要的吗？西藏是一个很弱的地方，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可是，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就会对印度构成威胁。你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吗？”
这些话极大地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说：“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他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等人的驳斥……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法，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
赫鲁晓夫闻听此话，吐了口气：“既然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起程回国。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于１０月６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又于１０月３１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说，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两方所持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为了避免边界冲突，中国单方面从边境线上后撤２０公里／印方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中国政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他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他提交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不停地抽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这样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２０公里，如印方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２０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２０公里。
１９６０年１月，中方又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命令我方在实际控制线２０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方能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
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２０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１９６０年４月，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１２．５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啊，相当于一个福建省，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１９６１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进入１９６２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
１９６２年６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８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１００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上门来闹事了。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同时，有关将领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雷英夫以及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乔冠华也到会参加。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先要乔冠华和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他俩汇报完，周恩来开始发言。他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形势，说明从各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完后，会议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参加完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留在内地养病，生活刚刚平静一点，就被中印边境冲突打乱了。中央领导和军委总部不时传唤他。 毛泽东问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至于反击作战的方案，同意总参和张国华司令员共同拟制的计划。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定在１０月２０日（即这次会议两天以后），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离开颐年堂前，陈毅和贺龙都向张国华详细了解了边防备战的情况。
张国华话不多：“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陈毅和贺龙交换了一下想法后，对张国华说：“要挑兵选将，干部不仅要军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头脑，又要勇敢。”
贺龙的烟斗不停地冒着烟。他郑重地对张国华说：“如有临阵脱逃的，就要像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张国华在笔记上快速地作着记号，抽空提出他的建议：“我想不仅要准备反击入侵印军，还要准备打击逃往尼泊尔境内的叛匪的回窜。” 张国华还就兵力、干部、物资和思想准备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中央又一次召见他。 走进中南海，中央常委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站在巨幅地图前，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作了个搂的姿势，说：“我们插进去，不打。”他变换了一下姿势，像是自言自语：“２１平方公里，２０００多人，作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办不到。”烟头连续亮了几下，他沉思良久，指着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同时提高声音说：“扫了它！” 说完，他自己也露出了笑意。其实，毛泽东为打与不打也犹豫了好几个夜晚。顾虑的是尼赫鲁当时声望很高，军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国家的同情。总参谋部发布作战预令后，毛泽东仍在考虑打不打的问题。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们后，他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同时中国将打算告诉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他还向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遭到进攻，反击是自然的事。而美国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对苏战争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国外交官们也正向第三世界游说自己的观点。此时反击，对中国是有利的。
领袖们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张国华回答说：“光军区生产的粮食还有两亿多斤。”常委会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问道：“你有没有把握？”张国华爽快地答道：“有。”, “根据呢？”, “我们面对的敌人，虽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 。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领袖们从大略方针谈到细枝末节。张国华一边要抢记，一边又要提供情况，很是紧张。散会时，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他不吭气，很快登上了飞机。
１０月１８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便紧急召开了。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首长认为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决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的在５０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
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提了一连串问题后又低声说了几句。看来，这才是他自己要说的主要的几句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伤亡１３００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１３００也好，２３００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将领谈论战斗预想时，总会感到格外的欢悦，即使在下命令时：“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加强。”他再次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毛泽东相信张国华：“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初战告捷，张国华耸耸肩，笑了：“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３３年，还是头一次！”／第一封鼓励电还未来得及转发就被收回，第二封电报旋即而来，上面增加了一句颇带感情的话 。张国华于１９日进入前方指挥所麻麻。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他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当时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只打沙则一点，吃掉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吃掉一个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一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那位领导身体震了一下：“这太冒险了！万一……”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张国华没有表态。他说：“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我１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在冒险，但毛泽东不喜欢墨守陈规。他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定了。干部会上，张国华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了下去：
“现在当面敌人不是１３００，而是２５００，准备打它３０００，如再增援就按它５０００打。三至五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２０００人。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会后，他又布置：要多准备些猪肉，要把各团电影组组织起来，把军区文工团调到前方，以鼓士气。
１０月２０日７时３０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９时３０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８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３３年，还是头一次！”
２３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头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封电报时，心中的疑团才渐渐解开。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为什么又收回前封电报呢？张国华寻思：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他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３个旅，生擒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７０００余人，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８０％。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１４６０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１９６３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１２名参加过战斗的连长、排长。
张国华回京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走上怀仁堂主席台时，他左看看，右瞧瞧：自己的座位被安排在毛、刘两主席中间／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
１９６３年２月，张国华回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秘书通知他，主席要亲自听他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
“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欢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看来，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了。准备完了，他还觉得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瑞卿在上面批了一行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２月１９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张国华走上怀仁堂主席台时，原来泰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边看看，又朝右边看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中间！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人在太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他开导自己：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
当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泽东果然插话了，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一指张国华：“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
毛泽东鼓励张国华继续说。当张国华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又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要练兵，每年要有８个月。”毛泽东侧过脸，笑眯眯地望着张国华，半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书记嘛！一打仗，你那个病也就好了。”毛泽东磕磕烟灰，又补了一句：“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
张国华接着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作了及时、具体而又详尽的指示……”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仗多。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战搞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 张国华说：“参战部队情绪很高。作战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
毛泽东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西藏人民过去受压迫，现在得解放了；因为他们不是有钱的，而是穷人、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劳动人民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不然他们会这样干吗？” 张国华接着说：“印度国防部长说，中国军队在背后刺了他们一刀。”
毛泽东面带笑容说：“工人、农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呀？日本、蒋介石、美国、印度都被整下去了嘛！印度人说抓了我们的俘虏，又交不出来。好啊！没有抓到我们一个。”
张国华汇报：“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
毛泽东插话：“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１０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１９６２年至今，5０多年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
不久，罗瑞卿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过去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中印边境之战恐怕又要有了, 看今天的中国政府如何应对?
排名不分先后
1，北邮硕士生孙腾宵，自杀时间：2015年12月17日，自杀方式：跳楼。
2，北邮博士生秦绪海，自杀时间：2005年3月22日；自杀方式：跳楼。
3，人大高龄女博士生董女士，自杀时间：2016年5月19日，自杀方式：跳楼。
4，上海海事大学女硕士生杨元元，自杀时间：2009年11月25日，自杀方式：自经
5，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生蒋某，自杀时间：2016年1月25日。自杀方式:方式跳楼。自杀原因：据说是遭到了导师张代远的欺压。
6，中南大学硕士生姜东身，自杀时间：2015年5月8日。自杀方式:方式跳楼。
7，中科院博士生张东文，自杀时间：2014年7月1日。自杀方式：服毒。
8，中山大学硕士生蔡洁挺，自杀时间：2014年4月16日。自杀方式：自经。
9，上海同济大学某女研究生于1988年被拐卖，大约两月后获救。据说此人后来自杀，至今下落不明。
10，厦门大大学某在职女博士生，自杀时间：2015年6月17日。自杀方式：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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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我将毛泽东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民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剩下500多元生活费外（后来这几百元钱也作为文物收藏了），不论在在国内银行还是在国外银行，没有一个存折，也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既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一件金银珠宝，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一间房、一垅地等任何物质遗产；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十余万册书籍！只有海内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
访毛主席“管家”吴连登，
·毛主席的生活是怎样的？
·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资助了不少人，可他自己却省了又省，生活十分节约。
网：听说毛主席的生活非常节约，你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连登：好的。他老人家总是这样，事事处处总是想着别人。比如吃饭，自己吃饱了，可还想着别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吃饱。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总是这样非常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用稿费资助过不少人。可他自己，却是省了又省。毛主席要求我们，花每一分钱都要算着花。
有好几回，我去找毛主席要钱。他一见我，就笑着问：“你今天来，是不是又跟我要钱来了？”
我就说：“是的，钱又不够用了。”
我接着又说：“主席，请你看看帐吧！”
毛主席说：“把这个家交给你，由你来管我这个家，我放心，我不看。”
毛主席说的让我管这个家、他放心这个话，他跟汪东兴讲过，跟江青也讲过。
我说：“主席，最近家里钱不够用，需要从稿费里支点钱。”
他说：“好吧，你写个条。”
等批完条子，我走的时候，毛主席又嘱咐：“钱还是要省着点用啊！”
毛主席进城以后，没有盖过棉被，盖的都是毛巾被。冬天三床，春秋两条，夏天一条。毛巾被盖久了，老洗它，就有了破损。毛主席就让我们补一补。一补再补，有的补了70多个补钉，还在用。最近，我跟毛主席的警卫员周福民到韶山去，看了从仓库里拿出来的补了又补的毛巾被，我们俩都哭了。
·毛主席的财产或家当到底有多少？
·毛主席没有自己的家当，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是公家的，每月还要付租金。毛主席不论在在国内银行还是在国外银行，没有一个存折，没有一分钱存款。
网：毛主席的财产或者说家当到底有多少？
吴连登：1976年9月，我将毛泽东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民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剩下500多元生活费外（后来这几百元钱也作为文物收藏了），不论在在国内银行还是在国外银行，没有一个存折，也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既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一件金银珠宝，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一间房、一垅地等任何物质遗产；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十余万册书籍！只有海内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1974年，由上边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了八千元，其余全部上交国家。这就是领导了近10亿人口、时间长达27年的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全部家当！
网：毛主席的住房、家具属于谁的？
吴连登：那毛主席他老人家所用的东西全部都是公家的，或者说是国家的，而且毛主席每个月都要付租金。有人可能要问，毛主席每个月都有工资，而且也不低，为什么这个钱还不够花呢？这是因为，他经常抽烟、喝茶、吃饭、请客，每个月还要交房费、水费、电费，冬天家里还要交取暖费，以及家具费。这个家具的范围就大了，包括毛主席睡的床、挂衣服的架子、坐的桌椅板凳、用的地毯，包括厨房里配的冰箱，统统都是公家的，都是需要交钱的，就是租金了。只要毛主席带头交了，中南海就没有一个人不交。
为什么要交家具费？好多人不理解。那个时候，实行的就是什么都是公家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私产，就是说“领袖家中无私产”。连一张床、一把椅子，毛主席也没有，都是公家的，都是要收租金的。每个月要交多少钱呢？我至今还记得，每月平均至少是84元多。当然也不一定，因为每个月的水费、电费不一定，用多了或用少了，钱就有多有少吧。有时候用多了，钱不够用了，我就去找毛主席要钱了。
毛泽东去世时确实留下了上百万的遗产，这些遗产主要是毛泽东的稿费收入。毛泽东的稿费有专人负责，那个人名字叫郑长秋。他从1952年9月直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中央办公厅的“中办特会室”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负责出纳的为老红军战士钟子山，专职保存财务票据。他们非常准确地回忆：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即老人家临终前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郑长秋退休前转交下任时，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共计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了33万。
百万稿费的来源
毛泽东的稿费来自“毛著”的出版发行。据汪东兴回忆，1949年，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莫斯科，他发现当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谬误百出，字里行间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从那时起，毛泽东便萌生了要好好地集中精力修订自己著作的想法。1951年初，经汪东兴安排，毛泽东从北京来到相对安静的石家庄小住，名义上是休息，实际上是修改“毛著”。毛泽东在石家庄住了两个多月，修改好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说明毛泽东著作不仅绝大多数系本人亲自撰稿，而且在出版前亲自花费心血和精力进行了认真修改。按国家有关稿酬规定拿稿费，完全合情合理、理所当然。
另外，国际上有些国家也给毛泽东寄稿费。那时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经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因为国际上都是有稿费制度的。对于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汇来的稿费，毛主席曾让中央办公厅一一退了回去，多数是汪东兴主任经办的。
在文革中，出版了毛著数亿册，但毛主席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因为他最痛恨搞特权。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等数量相当大，可以说数以亿册计。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毛主席没有拿过国内的一分钱稿费。吴连登曾专门就这个事问过郑长秋，他非常确切地说，文革期间他所在的中办特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也就是说，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稿费。
所以有人说，在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毛主席一人还有稿费，好像他在搞特权，以权谋私，拿了亿元稿费，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胡说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败、反对特权，从来不稿特殊。对此，汪东兴曾对我说过：“不要说什么毛主席有‘亿元稿费’，就是100多万，他老人家也觉得太多太多了，为此还曾责怪过我。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就责问我：‘这个稿费，你怎么越搞越多呀？’我说：‘不是我搞多了，是你没有怎么开支，每年又有利息，当然就越来越多了。’大家想想，毛主席连百万稿费都要责怪，还能容许自己有‘超亿元’这一天文数字的稿费吗？”
毛泽东稿费如何管理？
毛泽东视稿费为党的钱，人民的钱。将稿费放到中办特会室只有他一人。毛泽东在稿费的使用上也是很严格的，每次都要由工作人员向他老人家写出报告，经他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
专门负责毛泽东日常工资和全家开销的“管家”吴连登回忆：每次遇到毛主席家里的钱不够用时，都要写条子请毛主席特批，才能拿到。这条子怎么写呢？都是这样：“主席，需要从你的稿费中领取多少多少钱，作为家庭生活补贴，请予批示。”写好以后，毛主席看一看，拿起笔来，在上面就批：“同意。毛泽东！”批完后，我才能拿着这个条，到中央特别会计室把钱领回来，作为家庭的补贴之用。
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对毛主席稿费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紧，在管理上非常严格。毛主席稿费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要直接报汪东兴同志阅示，他也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
郑长秋曾讲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主席处需要八千元钱，实际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还要新票。郑长秋就对张玉凤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在西单一家工商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
“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今天怎么还带着一位年轻的女军人？”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一面回答，一面心中生疑。
当时是一种什么政治氛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银行领导觉得情况异常，决定先稳住他俩，便解释道：“我们行现在没有这么多的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稍等。”说着，把他俩请到了客厅里。
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来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毛主席说：“我的东西，包括这个稿费，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是党的稿费、人民的稿费，是做事情来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汪东兴曾给讲起他跟毛泽东有次讨论稿费的事。那天，汪东兴到毛主席那里办事，谈起了稿费问题。
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中办特会室名下……”汪东兴说。
“这个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答道。
“那您的孩子怎么办？”汪东兴问。
“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的一定的待遇和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毛主席语气坚定地说。
汪东兴说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毛主席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争气，也很自觉，从来没有打过毛主席稿费的主意，更没有主动提出索要毛主席的稿费。毛岸青没有，李敏没有，李讷没有，毛远新也没有。”
毛主席稿费多数还是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如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用途，就是用于“还情”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两次。
还有，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而来北京看望毛主席，也是从毛主席的稿费中开支有关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如毛泽连等。按毛主席的要求，我们还不定期地给他老家的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困难之需。再就是主席家里因工资不够的部分，也会从稿费中解决，以贴补家用。毛主席在中南海修游泳池，也花了一些稿费。
我从李银桥的回忆录上看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为了帮助八三四一部队警卫战士们学习科学文化，指示在中南海内开办学校，让从他的稿费中拿出钱来，给每个战士买了一套课本和笔墨、字典、地图册、作业本等，并以他的名义请来了专职老师，给这些战士教授语文、数学、政治、自然、地理等课程。
其实，毛主席为这些警卫战士买的东西还不止这些。如为了让他们更好地锻炼身体，毛主席曾特意让用他的稿费，在丰泽园里添置了单杠、双杠、哑铃、拉力器、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给他们使用。
毛主席每月的工资是404元8毛，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俩个很开放，早早就实行了AA制，各花各的钱。毛主席说，人民给我的待遇，就是给我的工资，以保证我和家庭的生活。
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八千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郑长秋同志把八千元送给她时，她好感动，感谢毛主席对她的关心，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点什么，我就主动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和录音带。贺子珍在住院期间，共总花了四千元左右，我就将剩下的三千余元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我只得将这些钱，又放回到毛主席的稿费中。
给李讷的八千元，我当时只给了她三千元，还有五千元我给她存入了工商银行，一是有计划地使用，二是可以增加点利息。毛主席这样给家人和子女们从稿费中提钱，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后来，毛主席又给过江青三万元。此外，毛主席再也没有给过她们钱。
另外，听说毛主席还曾用自己的稿费资助过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个月都发工资，但有时也会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每到这时，只要毛主席知道了，他总是主动给资助。就拿毛泽东身边的“管家”吴连登来说吧，就资助过两次。
1964年，吴连登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久，他家的房子被火烧掉了。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就让人装了三百元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送给了吴连登。
后来，吴连登去感谢毛主席，说：“谢谢主席的关心！”
毛主席说：“你有困难，我应该帮助你，我们都是同志嘛！”接着，毛主席又讲：“再说，这个钱也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所以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人民呢！你们年轻人，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向社会学、向书本学。努力学好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
后来，吴连登结婚的时候，毛主席又资助了二百元钱。
毛泽东逝世以后，留下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4万。大概在八十年代，就全部上交国库了。
29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一个人，只用了29年时间，就为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留下了下列遗产：
遗产一：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人均寿命提高30岁
他让一个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同时让这个国家人均寿命由35岁提升到65岁！仅此一条，不但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或者也是绝后的！
遗产二：扫盲速度和扫盲人口数量
他大力办学、振兴教育、发动全国人民开展“扫盲运动”，让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文盲率，在20余年里由80%以上缩小至不到20%！
这一扫盲速度和扫盲人口数量,创造了人类世界历史最高记录！反观建国比中国早两年、一直以西方“民主”东方典范的印度，近70年后的今天文盲率仍在30%左右。
遗产三：一夜之间消灭“黄赌毒”
他在一夜之间消灭“黄赌毒”，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勤俭向上、拾金不昧、夜不闭户、争做无名英雄，产生了主动自觉自愿帮助别人的雷锋精神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创造了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最高境界！
遗产四：基本解决了近7亿人的吃饭问题
他让一个国家的物价30年不涨，而工人工资增加了一倍；他让人民不要工钱，义务修建了8万座水库和无数的河流渠道，使中国风调雨顺、旱涝保收几十年，基本解决了近7亿人的吃饭问题，既无内债亦无外债。
遗产五：他让一个国家只用20余年便步入工业化
他让一个国家只用20余年便步入工业化（这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需上百年时间，大多数国家经历数百年仍无工业化），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截止到现在只有中国拥有高、中、低的工业链体系，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洋钉、洋火、洋车、洋油……什么都带“洋”字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拥有“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尖端科技强国之列（虽是局部突破，但已打破发达国家封锁）。
遗产六：外交之最
他在世时，中国已与世界上180个国家中的118个国家正式建了交，并成为亚非拉第三世界领袖，那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思想输出的一个阶段，其政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让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总代理美国总统尼克松真诚拜访并赞叹。
遗产七：“战无不胜”
他在一切内外战争中“战无不胜”，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而且没有透支国力，反而刺激了本国经济发展，最终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使中国和世界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遗产八：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
毛泽东逝世后10天内，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联合国总部在毛泽东逝世当天降半旗致哀。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遗产九：诗词
他的诗词，气魄之宏大，无与伦比，足以使中国历史上豪放派的代表们在他面前变。
遗产十：书法
他的狂草书法，境界之高气势之宏，可谓空前绝后，足以让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狂草书法家在气势境界上输一大截！尤其是狂放不受羁绊束缚却又密不透风，整篇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的磅礴神韵，更是无人可及。
遗产十一：清廉
毛泽东严于律己、身体力行，进而在我国创造了吏治长期清廉的奇迹。毛泽东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工资收入竟然不是最高的。
遗产十二：73岁高龄畅游长江
毛泽东73岁高龄还畅游长江，一个老人能够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不是人间奇迹是什么?毛泽东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首先自己做到了。
“在中国，学生们被学习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中国的教育制度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孩子们从上小学起就必须为升学考试苦读，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有机会。青少年们为了迎接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 高考，可以说没日没夜地攻书。每年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通过高考，获得上大学的机会。”
“中国的独生子女们倍受关爱，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但他们也受到来自父母的很大的压力。当这些独生子女们迈入大学校门，第一次自己面对一切时，他们会发现，许多事他们都不会，甚至不会踢足球，不会交友。心理学家方新谈到了一位在进大学后头两个月里一直不洗澡的学生。他的父亲不得不赶来将他送进淋浴室，帮他找地方洗衣服。这位男孩习惯于事事都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习惯于别人替他做所有麻烦的事。“
“今年以来，已有15名北京名牌大学学生自杀身亡。据今夏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自杀已成为20至35岁年龄段的中国青年的首要致死因素。…北京自杀研究及预防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每年，平均每10万中有22人自杀，这个比例高于国际平均水平50％。
为什么自杀会成为中国15到34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为什么国外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3.6倍，而唯独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其中农村妇女又比城市高3到4倍？这一中国特有的自杀现象说明了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WHO)1990年曾发出警报，中国自杀死亡数目在未来几十年内还会大幅度上升。1999年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明确提出，预防自杀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三大精神卫生问题之一。
据专门研究自杀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的研究表明，中国每年至少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全国9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4倍。1998年自杀是中国15岁到34岁年龄组头号死因，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中国曾经做过一个悲观估计，1990年中国34万自杀死亡，有180万自杀未遂，并且自杀死亡数目在未来几十年内还会大幅度上升。
自杀的“中国特色”: 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报告女性自杀率高於男性的国家，而且全国9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怎么认识这一中国特有的自杀现象？
改革开放这些年社会生活水平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可15到34岁人群这一代人自杀反而越来越多了，到底决定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自杀原因确实很复杂。既有社会问题，有经济问题，有疾病问题，另外还有一些纠纷?矛盾等等。有很多因素，比如工人下岗。有的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有一些人生活水平会降低，还有一些人像白领，他们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有可能会造成抑郁的情况导致自杀很大。而且大众对抑郁的了解很少。使白领、下岗职工、妇女.........的自杀。
同日的《城市晚报》则报道：“在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有数据表明，自杀已经成为15岁到34岁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也有媒体对我国自杀现象进行报道，其间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据称也是25万或28.7万人。
改革开放后据媒体报导: 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为10.9/10万和15.3/10万(见《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5年版)。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自杀率快速上升。1985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上升为11.2/10万和29.5/10万，达到了历史最高位。2011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下降为5.28/10万和9.28/10万(见《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
作者：靳晓燕 发布时间：2015-04-01 来源:《光明日报》
他们为何在花季凋零？
——《2013年全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调查》引人深思
“11岁浙江女孩被请家长后跳楼。”就在3月30日，又一位天使离我们而去。时不时，这样的报道就会在我们眼前显现。
无法亲自去探问那已在“黑暗之门”内的孩子们，也不敢触碰家长们心中永远的痛。因此，日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的《2014年教育蓝皮书》中，《2013年全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调查》只好从先前调查、访谈的有限个案及报刊网络报道中的中小学生自杀案例中，探寻中国教育体制与日益增加的中小学生自杀人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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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1，北邮硕士生孙腾宵，自杀时间：2015年12月17日，自杀方式：跳楼。
2，北邮博士生秦绪海，自杀时间：2005年3月22日；自杀方式：跳楼。
3，人大高龄女博士生董女士，自杀时间：2026年5月19日，自杀方式：跳楼。
4，上海海事大学女硕士生杨元元，自杀时间：2009年11月25日，自杀方式：自经
5，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生蒋某，自杀时间：2016年1月25日。自杀方式:方式跳楼。自杀原因：据说是遭到了导师张代远的欺压。
6，中南大学硕士生姜东身，自杀时间：2015年5月8日。自杀方式:方式跳楼。
7，中科院博士生张东文，自杀时间：2014年7月1日。自杀方式：服毒。
8，中山大学硕士生蔡洁挺，自杀时间：2014年4月16日。自杀方式：自经。
9，上海同济大学某女研究生于1988年被拐卖，大约两月后获救。据说此人后来自杀，至今下落不明。
10，厦门大大学某在职女博士生，自杀时间：2015年6月17日。自杀方式：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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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1966.5.17服毒致死。
2、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10.11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名记者，人民日报社长。1970.10.23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历史学家。1968.12.18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1968.11.22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1968.6.20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5.16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8、傅其芳国家乒乓球队教练。1968.4.16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9、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5.24绝食身亡。
10、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1.31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1、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1968.4.8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12、老舍著名作家。1966.8.24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1966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14、李翠贞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66开煤气自杀。
15、沈知白音乐理论家。1968自杀。
16、傅雷著名翻译家。1966.9.3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7、金仲华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1968.4.3在书房上吊自杀。
18、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1966.9.3自杀。
19、叶以群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1966.8.2跳楼身亡。
20、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67.6.21服毒身亡。
21、萧光琰化学家。1968.12.10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
22、杨嘉仁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66.9.6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23、刘盼遂北师大教授时间不明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24、闻捷著名诗人。1971.1.13用煤气自杀。
25、言慧珠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1966.9.11在浴室上吊自杀。
26、田保生国际法学家，时间不明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27、高仰云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6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28、俞大因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时间不明不堪凌辱自杀而死。
29、周瘦鹃鸳鸯蝴蝶派作家。1968.8.12在苏州周家花园跳井身亡。
30、张宗燧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1969清队时因对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31、顾而已著名电影导演。1970.6.18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32、刘绶松武汉大学教授。1969.3.16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
33、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1967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34、冯大海作家时间不明跳楼身亡。
35、许政扬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1966不堪凌辱自沉住处旁小溪。
36、田家英毛泽东秘书。1966.5.23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37、饶毓泰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1968上吊身亡。
38、李广田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1968跳河身亡。
39、李达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1966.8.24自杀。
40、谢家荣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时间不明自杀而死。
41、赵宗复太原工业大学教师时间不明跳楼身亡。
42、姚溱笔杆子，1966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死。
43、陈笑雨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1966.8.24游街后跳北京龙潭湖自杀，另一说为投永定河。
44、王重民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1975.4.16上吊身亡。
45、海默电影剧作家。1967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46、周予同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时间不明自杀。
47、陈又新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1968跳楼自杀。
48、小白玉霜著名平剧演员。时间不明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
49、李平心历史学家。1966.6.15自杀。
50、周小舟前湖南省委书记。1966.12.25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51、雷春国云南德宏州副州长。1967.1.12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戕。
52、杨朔著名散文作家。1968.8.3服安眠药而死。
53、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1968.4.22说“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
“文革”爆发，张国华将军抱病被多次揪斗，扣到头上的“帽子”多达13顶。1967年初，…
张半夜才归家，家人发现他已全身浮肿，连毛裤都脱不下来了。张说，他在拉萨有四个月没脱过衣服上床了……凌晨，接周总理来电，他即刻赶到人民大会堂。
原来是毛要召见18名军队将领。毛才现身，性情火爆的许世友上将就抢上一步，气呼呼地质问毛：“我们犯了什么罪？！”张国华正站在许上将身边，连忙拉住许的衣角，示意他噤声……其时正要肃查“二月逆流”，张因是贺龙的嫡系旧部而受到林彪等人的猜忌和排拒。”
今天执政党的反贪是由执政党内部派出的纪委, 反贪局, 巡视组来执行的, 前前后后反贪也有三十多年了, 效果如何各路人马都心知肚明在此不必多言!
一九六六年初刘邓在中央一线工作时也派出了叫"四清工作组"进行对基层组织的反贪, 在毛泽东第一张大字报后进行的是全民性的群众运动式的反贪反修正主义反四旧等等, 那就是文革的开始!
王, 张, 江, 姚, " 四人帮” 都是文革中央层的大领导, 后来被打倒时按的"十大罪状"真是回味无穷! 后续沒有见到有报导这四人有"满房的金银珠宝钱财古董"! 而如今中央层的己抓起来的大贪官钱多得用卡车拉的!
身为国家付主席的"王"还拿着上海工厂里发的工资, 身为毛主席的夫人"江"用旧衣服改改重新穿.........相比今天的中央层的高干夫人, 主席夫人的穿的, 吃的, 住的, 行的.......他们搞文革为了什么? 这批人傻到古今中外绝无尽有是吗! 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来度人是永远无解的!
《反文革的》上台了, 将 " 四人帮” 那一大批人杀的杀, 关的关, 冷落的冷落, 三十多年来己经消费得差不多了! 从此以后改革开放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了", 《反文革的》可以为所欲为了! 所以今天只要一听到有人说到文革就会强烈反对, 因为他们害怕, 所以他们极尽全能使尽一切手段去抹黑文革!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几亿人的群众运动, 秒秒钟可以找到不如意的地方, 分分钟可以举出不如意的人和事来, 有几亿个理由说出有人情绪过激, 有时失言失控过! 但相比现在的中国不如意的地方可能更多! 都说文革动乱但那时民兵都是佩枪的, 短时间的武斗很快平息恢复正常, 也没有收缴枪支, 如今买把刀也要登记!
许许多多事实充分说明《反文革的》不就是当年的如同今天的大小贪官污吏亦或是那些大小贪官污吏的子子孙孙吗!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是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翻开刘青山、张子善的历史，这两位党内高级干部在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确实做出过突出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刘青山的“日伪曾以1500块大洋悬赏拿他”，到张子善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到严刑拷打”，无不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卓越功勋。但是，两位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在革命胜利面前，在新中国成立面前，不是始终不忘革命的目的，继续保持革命的气节，而是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革命意志消沉，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就如刘青山常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正是这种享乐思想，使两位革命功臣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对于两人犯下的罪行，是将功补过，还是严惩不贷？当时有各种来自不同层次的不同看法。我们不能不承认，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思想意识中还存在“刑不上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弊。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天津地区的干部群众，无不痛恨万分，拍手称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刀下留情”的不同想法。在征求天津地区552名党员意见时，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同意判张子善死刑的多一些，但也不是全部。特别是一些当年曾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议论。有的说：“他们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呀！”有的认为：“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叹：“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当时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到极点，建议处以死刑。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张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当河北省委和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手里时，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在征求了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其他党外人士意见后，中央依然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
创业难，守业更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初进北京时，将其喻为“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退回来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三百多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占领北京城后，对形势的重大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数十万起义军滋生着和平麻痹思想，因军纪废弛，生活腐化，被吴三桂、清兵和地主武装消灭。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史为鉴，不犯历史性的错误。所以他面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被腐化的功臣毫不手软，亲自指示要严惩，以此作为官员的反面教材，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成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在刘青山、张子善案被揭露和查处的同时，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向全党、全国发出命令，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运动之初，各级干部并不是很积极，甚至出现漠然视之和畏首畏尾的现象，造成行动上受阻。参加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的一个代表发言时说：刘、张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百分之十，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已充分说明斗争意识衰退和贪图享受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一种普遍情绪。1951年11月29日，毛泽东针对华北局上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事实的报告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51年11月30日他又尖锐地指出，“反贪污浪费一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他亲自为党中央起草文件，提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看成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显然，毛泽东没有把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作为个案来看，而是针对政权巩固和面临的严峻形势，把它看做是能导致历史兴亡周期往复循环的一种苗头现象，义无反顾地要在全党开展一场拒腐防变的“大斗争”。
从1952年1月起，以清查、处理党内各级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为目标的“打老虎”运动迅速掀起。1952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中提出：“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三反”斗争中，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代，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走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三反”运动到1952年6月胜利结束。据统计，整个“三反”运动中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劝退10万人。如此大的成绩，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不无关系。而党内如此大的范围内存在问题，足见当时问题的严重性，不下狠心是不行的。到1952年1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中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刘青山和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发现和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执政，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作为防止执政党变质的一次宝贵探索，“三反”运动在一定程度抵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资产阶级思想对党员干部的腐蚀，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纯洁了国家机关，教育挽救了干部，而且在全社会树立了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显而易见，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作为“三反”运动中发现和处理的一个大案要案，对这场运动的深入开展产生了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三反”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对刘青山、张子善严惩，展示了新生的共和国反腐败的巨大勇气和坚强决心，对严肃党纪等都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拒绝腐败，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重视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肌体健康、清正廉洁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不仅使全党普遍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且又使党员端正了思想路线，树立了自觉、自省和自律意识。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根据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而撰写的警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旨在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永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革命本色。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先后把防止腐败作为全党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处理和以后开展的“三反”运动中，始终不忘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作为大事来抓，直到今天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依然成为全党警示教育的典型案例和反面教材。
在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做处理决定时，广泛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充分让党员干部充分讨论并发表意见。当时中央的意见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在正式做出决定前，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华北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河北省委广泛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华北局和河北省委上报的材料后，还邀请了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做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既保证了案件处理充分发扬民主，又起到了以案示警的积极作用。此外，在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进行审判时，采取了邀请群众参加的方式，让干部群众临场接受教育。当时，应人民政府特别邀请参加公审大会的，有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还有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达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还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全省九个专区及各县镇组织了近20万人，在收音机和大喇叭旁收听广播。在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之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头版位置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消息，使全国干部群众迅速了解案情、接受警示教育。《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河北省纪委原专职常委的周克文回忆说：“公审大会当天机关统一组织收听大会实况，但真正全面准确地了解案情，还是在看了公审大会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当时多家报纸都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看后让人很震撼。”“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子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关于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舆论宣传，犹如一阵飓风席卷全国大地，为全党全社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毛泽东说：“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马国瑞则代表省委作了公开检讨，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言辞恳切而沉痛地写道：“我们只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压抑民主的家长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省委书记林铁同志的妻子弓彤轩写的《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当时有的老干部说：“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呀！”这些来自不同层次的反思、检讨和感想，充分体现了对刘青山、张子善严惩不贷的教育效果。刘青山刑前坦言：“拿我作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也说：“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等抗日前线，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军政人员并没有减少，因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边区，加上留守边区的军队和各种军政人员，边区群众的负担非常沉重。
在这种背景下，边区内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又呈现蔓延之势。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考验。开创陕甘宁边区廉洁政府是团结民心、共御外辱、推进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
在国民党军和日寇双重围困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树民风、正民心、立正气，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即便是对红军英雄和历史功臣也一视同仁。1940年惩治贪污犯肖玉璧案，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之一。
毛泽东两次探望负伤的战斗英雄
1940年9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毛泽东，带着着警卫员去延安中央医院看望负伤的干部和战士。毛泽东走进最北面的一孔窑洞时，见到了久病缠身、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战斗英雄肖玉璧。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医生：“这位老战士患的是什么病，能治好吗？”
医生指着肖玉璧肚子上的伤疤说：他其实没有什么大病，是由于几处贯穿伤没处理好，造成消化功能弱化，再加上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身体非常虚弱。毛泽东又问：“真是营养这么缺乏？”医生如实回答：“达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地步。要想治好，只要吃一个月好饭就行了。”经介绍，毛泽东知道了肖玉璧是一个身体80 多处伤、劳苦功高的战斗英雄。
肖玉璧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他从小给地主家放马，饱受剥削。1933年4月，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大队清涧支队。肖玉璧在作战中勇敢无畏，每次都冲杀在前，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次，为牵制国民党军队对陕南红军主力的进攻，陕甘游击大队奉命攻打一座县城。城墙上的敌人用几十挺机枪和长枪短炮，一齐向下扫射，战士们几次攻城均遭失败，伤亡惨重。这时，肖玉璧大声喊道：“火力掩护我！”说完，跳出战壕，抓起四捆手榴弹便向城门冲去。随着巨大爆炸声，城门被炸开。而肖玉璧也被爆炸气浪掀翻到城门口数丈之外，浑身是血，侥幸的是捡回了一条命。
不久，肖玉璧担任了支队长。在另一次战斗中，肖玉璧率队拼死冲杀，以少胜多，而他的腹部却连中数刀，肠子都从腹部流出，元气大伤。
直到1935年冬天，他的伤才慢慢好起来。此后，肖玉璧先后任清涧县四区第一苏维埃主席、盐池税务分局局长。因不怕吃苦，成绩突出，1939年底他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主管贸易的副局长。多年的战斗，肖玉壁身上有87处伤口，加上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身体彻底垮掉了。1940年秋，他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封锁，边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干部战士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生活很苦，连毛泽东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身体也十分消瘦。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可是毛泽东将自己的待遇分给了身体状况虚弱的肖玉壁。走出医院窑洞时，毛泽东特别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配发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来，由院方负责取奶让肖玉璧饮用。
半个月后，毛泽东再次走进医院，专程看望了这位给他留下极深印象的肖玉璧。这时早已苏醒过来的肖玉璧，如此近距离见到毛主席，激动得要挣扎着坐起来，可身上仍虚弱得没有丁点力气。毛泽东见状急步向前，轻轻摁住了他，示意让他别动。毛泽东询问了肖玉璧的身体恢复情况，嘱咐医院的同志一定要照顾好肖玉璧的生活。
居功自傲的他堕落为腐败分子
毛泽东的两次探望成为肖玉璧的政治资本，这为他今后的骄傲自大、腐化堕落，埋下了伏笔。出院后，肖玉璧立即要求工作，组织上安排他到家乡清涧县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担任局长，便于家人照顾他的生活。但是肖玉璧却满腹怨言，他认为自己这样一个立下赫赫战功、富有地方工作经验、毛主席都特殊关照的革命功臣，去当一个小小的税务分局局长，是大材小用。
面对肖玉璧的质问，组织部门的解释是，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更繁重的工作。肖玉璧听后，大为不满，拍着胸脯说：“我这身体当年四捆手榴弹都没能把他炸烂，七八把剌刀都没被捅翻，如今又不是上战场厮杀，怎么承受不了？”
坚持己见的肖玉璧直接去找毛泽东，他让毛泽东看他为革命而落下的满身伤疤时，毛泽东告诉他：要服从组织分配。肖玉璧见毛泽东也这样说，只好去当这个小小的税官。到了新单位后，肖玉璧依旧是牢骚满腹，在工作中消极被动，他和同志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
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肖玉璧刚从张家畔回到他在马家村途中，遇到了他儿时的张姓玩伴儿.张的弟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他这几年一直往国民党统治区跑，弄一些边区紧缺的物资过来，挣了不少钱。
肖玉璧在贸易局时几次到国统区换油换粮，还是他帮的忙。姓张的笑着对肖玉璧说，他从从外面搞来一批土布，想卖给边区，让肖玉璧给下边的人打声招呼。在他的软磨下，肖玉璧照办。半月之后，这人给肖玉璧送来100块大洋的酬金。刚开始，肖玉璧不收。后来，肖玉璧心想，人家做生意都已富得流油了，而自己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穷光蛋一个。最终，还还收下了这些不义之财。此后，肖玉璧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贪腐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并投资与姓张的合伙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另外，肖玉璧利欲熏心，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前后两次挪用公款给靖边县国民党军退伍军官常崇耀，并为其招募士兵。
后来，肖玉璧贪污、暗扣公款的行为被边区财政厅发觉。感觉风声不对的肖玉璧仓皇逃往盐池，企图从那里穿过长城逃往蒙古。肖玉璧潜逃了几个月，在盐池被抓。后经查实，肖玉璧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共贪污公款达3050块大洋。肖玉璧逃跑时，携公款250元、税票18张等。当时，陕甘宁边区一般工作人员每月的津贴为1元到15元，肖玉璧贪污3050元就相当于一般工作人员2000多月、160多年的津贴收入。成为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一起大贪污案。
肖玉璧写信给毛泽东求免死
肖玉璧案发后，民愤极大。当时正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倡导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具体指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处分相当严厉，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作为施政的核心内容之一。
1938 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颁布施行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对贪污行为有严格的界定，并根据贪污行为的轻重，施以相应的处罚。《条例》第二条规定，有下列十种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即：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仿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条例》第三条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500元以下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 年以上至3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下者，处1 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肖玉璧却抱有侥幸心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即便是贪污几个钱，像我这种对革命有大功之人，大不了不让继续干革命，共产党毛主席还不致于会杀我的头！”可悲的是肖玉璧误判了当时边区的形势，低估了共产党反腐的决心。最终，他以身试法。
经审理，边区高等法院于1941年2月30日判决如下：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累计克扣公款达3050元，并企图携带款项和税票潜逃，叛变革命。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肖玉璧得知对自己的判决后，大吵大闹：“不就贪污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情况，他要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的！”
毛泽东支持法院死刑判决
毛泽东历来对腐败恨之入骨。此前，他曾毫不手软秉公处理过轰动西北的“黄克功案”。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知道肖玉璧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把把肖玉璧写给毛泽东的求情信转交给他。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站在窗口望着窗外，深深地吸了口烟，转头问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
林伯渠回答：“3000多元。”
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
林伯渠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
林伯渠说：“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深深地吸了两口香烟，问道：“你还记得1937年的黄克功案吧？”
“忘不了。”林伯渠说。
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中狠狠地一摁，斩钉截铁地说：“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毛泽东提到的黄克功，从小参军，身经百战，曾担任红军旅长。1937年9月5日，年仅26岁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为恋人陕北公学女生刘茜提出分手，他在强行逼婚不成的情况下，竟然开枪打死了刘茜。此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刚刚成立，这一起凶杀案轰动西北，国民党方面也借此大肆炒作。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进行了审理，判处黄克功死刑，并上报中央裁定。“黄克功案”的阴影刚刚在边区消散，“肖玉璧案”又轰动西北。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这在解放区内外引起更大反响。广大群众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保障人民民主，厉行法制的先进地区”。
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印度历史上不尚武，马其顿，波斯，英国屡次殖民，意大利连埃塞俄比亚都打不过，简直就是豆腐军
“文革”爆发，张国华将军抱病被多次揪斗，扣到头上的“帽子”多达13顶。1967年初，…
张半夜才归家，家人发现他已全身浮肿，连毛裤都脱不下来了。张说，他在拉萨有四个月没脱过衣服上床了……凌晨，接周总理来电，他即刻赶到人民大会堂。
原来是毛要召见18名军队将领。毛才现身，性情火爆的许世友上将就抢上一步，气呼呼地质问毛：“我们犯了什么罪？！”张国华正站在许上将身边，连忙拉住许的衣角，示意他噤声……其时正要肃查“二月逆流”，张因是贺龙的嫡系旧部而受到林彪等人的猜忌和排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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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后撤20公里，是脱离接触，但这20公里仍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不是让给印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