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坚峰
彩虹那头寻找狐狸的家
前些年闲读方志掌故、稗史杂录，随笔零星记下一些人物一些事，还做一点分类。嗣后或然翻看起来，读到有关阿炳的旧事轶闻许多，东鳞西爪的散落在各处，遂将这些文字归拢起来，整理成文。
阿炳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名声响亮，他的《二泉映月》是民乐中的瑰宝，享誉中外。有关介绍他的文章不计其数，本文避开大家都熟识的阿炳，重点说说大家不一定晓得的阿炳，以让我们心目中的人物逼近历史真实。
1
阿炳的母亲原是无锡望族秦家的二少奶奶。
无锡县城内秦家二少爷久患肺痨，无药可医，光绪十八年正月，娶一位叫吴阿芬的女子进门冲喜。半年后少爷夭殁，吴氏二少奶奶成了寡妇。法事由 “雷尊殿”当家道士华清和主持，这位道长长的眉清目秀，精通道乐，有一副清亮的好嗓子，领一班道士在秦家大宅诵经拜忏，超度亡魂，引来二少奶奶的注意。按当时的风俗，丧事要七七做、八八敲，如此一来二去，俩人产生了私情。
秦家人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二少奶奶有了身孕事才败露。大户人家看重脸面，先隐忍下来，二少奶奶十月足胎，产下一子，这子就是日后名扬中外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秦家无后，见是个男孩，就瞒天过海，留下孩子，对外说是二少爷的遗腹子。但这事让人日久生疑，首先是出生日期对不上，这事不好解说，再者长相越来越像做法事的道士，于是只得将吴氏母子逐出门庭。
华清和在外面租了一间屋子，暂且安置了吴氏，并将阿炳寄养在无锡郊外东亭的远房婶母家里。吴氏后来由秦家接回，但因母子相离，又受精神打击，无颜见人，郁郁而亡。那年阿炳三岁。
2
阿炳八岁那年被父亲接回道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精通道观的所有器乐，尤其擅长鼓、笛、琵琶、二胡和三弦。
阿炳的那把二胡是父亲留给他的，琴筒上的蛇皮换过多次，弓上的马鬃也经常脱损，用的弦是特殊的“老弦”，这种弦线比平常的尼龙丝弦粗一倍，即使在阿炳那年代也很少人习惯使用了，这种弦需要手指用很大的按力，行弓沉涩凝重，发出的音质比一般的二胡低沉浑厚，滞意顿挫。他的琵琶榫子也不是原配，面板曾换过。
阿炳的乐器由族人华三胖长期免费修理，华三胖经营一家“中兴乐器店”。阿炳的乐器经过反复修补，已是破旧不堪。
阿炳生性放荡，经常去嫖堂子，三十五岁时因梅毒双目先后失明，丧失对道观的正常管理。为谋生计，他身背琵琶、胡琴，走上街头，自编自唱，沦为街头艺人。他说唱新闻，也唱《十八摸》一类的黄段子。
阿炳琴艺精湛，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二胡可以拉出禽鸟猫狗的叫声，模仿方言说话。在街头卖艺时，人给钱少的时候，他会发脾气，很大声的喊：铜钱再凑凑，甚至拉出丧调来骂人。他对自己的琵琶技艺自视甚高，曾有“铁手琵琶”的称号，如有看客点琵琶曲像《霸王卸甲》《大浪淘沙》的，要加倍收费。收场的时候，他会用二胡拉出无锡方言：阿炳肚皮饿了，阿炳要吃饭去，谢谢。或者：谢谢各位，再会！再会！
本邑的街坊老少都认识他，见了阿炳，随手招来，拉支小曲，给两铜板，阿炳就用琴声拉出答谢的话：谢谢李师母，谢谢杨先生。
阿炳最顺手的曲子，就是后来的《二泉映月》，老一代无锡人听熟了，阿炳称之“自来腔”，坊间的乡邻称它为《依心曲》。这曲子的原始曲调既不是从道乐改变而来，也不是阿炳的自创，至于从何而来，看官可以在陆文夫的“瞎子阿炳的真实一生，不敢写也不能写……”一文中找到答案。
3
阿炳一生始终以道士的形象出现在人前，身穿道袍，束发盘髻，不喜欢人说他是卖唱的，直到解放初的户籍登记中职业一栏，他把以前良民证上的“演奏”坚持改回了“道士”。他虽以卖唱为业，却仍是雷尊殿的当家道士。阿炳的眼并不全盲，一只眼睛还有余光。每年春节和农历六月雷尊寿诞期间，他仍主持雷尊殿香火，收取香火钱。阿炳脑后留有一撮长发，这是他留作挽道士髻用的。
阿炳毒瘾上来的时候，将法器，法衣押进典当内，换来阿芙蓉（鸦片）抽，遇有主顾请阿炳做法事，必须先付点定金，让他赎出当头，才可主持法事，雷尊殿里香火日蹙。
按以往的年景，一季香汛的收入，包括收回的锡箔灰和香烛，如果正常开支，可以应付他两年的生活，但都被他抽嫖和喝酒花光了。
他每天早起后先吃茶、抽鸦片烟。烟瘾发作，没钱的时候，就把鸦片枪里的烟灰挖出来吃，吃得干干净净。他对人说：我是一个吃喝嫖赌的精。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帮文人在《锡报》评出无锡八怪，名单中，瞎子阿炳为当时的八怪之首。
4
阿炳四十岁的时候结识了江阴寡妇董催弟。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三十二岁时认识的，根据阿炳三十五岁时眼睛失明的时间计，在这之前他还没有开始上街卖唱，因此不太可能是这个时间。
董催弟是江阴北漍镇人，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她男人是北漍镇上的皮匠，皮匠死后，她无力抚养孩子，将五个孩子送人寄养，自己来到无锡城的烟馆里做帮工，在这里相识了常来抽大烟的阿炳。
另一种说法是她男人以撑船为生，男人死后，她只身一人来到无锡城里帮佣。老家镇上的一道士是她的堂兄，经常去雷震殿找阿炳一班道士拉曲奏乐，在堂兄的撮合下，董催弟认识了阿炳。
第三种说法是阿炳在城里的施弄小烟铺里结识的寡妇董催弟，然后他典押雷尊殿，租下图书馆路上一小屋，俩人开始以夫妻关系生活，一起吸食白粉。
第四种说法，董催弟嫁给了一个常熟农民，因为染上了毒瘾，被男人赶出家门，无处可去，流浪在无锡街头，夜宿崇安寺皇亭内，在这里遇见同乡阿本，一位靠清扫皇亭为生的妇女，皇亭摆摊的人称她“强盗阿本”（并非阿本强悍，老无锡人喜欢称江阴人为“江阴强盗”）。强盗阿本每天清扫环境，靠皇亭摊贩卖剩的菜和烂鱼碎肉过日子，夜宿肉墩头下面。经阿本牵线，董催弟和阿炳俩人生活到了一起。
俩人居住在雷尊殿堆杂物的一间小屋里，从此无锡城里的街坊巷陌，可见一个瞎子背着琴，一手搭在妇人的肩膀上，一前一后，行走在长街小桥上。阿炳在场子里弹拉，董催弟在一旁收钱，到一定辰光，阿炳问她：“几乎啦？”觉得钱数差不多了，阿炳就说“好啦，今朝的开销够了。”
有时候阿炳也为围观的穷孩子即兴弹一段琵琶《龙船》，弹到锣鼓声激烈处，龙船出现，阿炳便喊：“听啊，听啊，龙船要来哉，快点听。”
5
阿炳最初上街卖艺，曾招来丐帮的发难，无锡的“叫花子”是有行规的，上街行乞必须得到丐帮的头领“叫化甲头”的许可。用行话说得“入行”，划定地盘，交纳月供，对不守规矩的一律“打狗棍”伺候。此事让无锡城里一位姓薛的青帮大佬看在眼里，作为县府警署的刑侦头子，薛出面为阿炳摆平，说明阿炳是道士不是“叫花子”，上街是卖唱不是讨饭。阿炳的身份从向人要钱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与叫花子不同，从不直接伸手，而是用一面小锣接钱，非常体面。
当时无锡崇安寺边上有一家三万昌茶馆，阿炳小时候，父亲华清和来茶馆接洽法事常带着他。下午茶馆客人少，阿炳就和几个道士一起在这里演奏道乐，相互讨教。阿炳以后卖艺，也常来这里，早上在堂内，下午在门外。茶馆老板王禄观罩着他，吃茶免钱，弹拉卖艺时给他一把椅子坐。
后来阿炳的卖艺地点改去了三圣阁，但每天一早还是来到这家茶馆吃早点，听茶客高谈阔论，从中获取社会新闻，这是他说唱信息的主要来源。早上听来的新闻，下午他就编成了词，唱了出去。
阿炳虽穷困潦倒，却是颇讲究干净的，不像人们想象的是一个腌臜邋遢人。他可以随时去浴室汰浴，并且不要付浴资。他每晚从外面结束卖唱之后，就去昇泉浴室。这时浴室里没什么人，是“收汤”的时间了，他正好定心的在里面洗。浴资记在“大纶柏绸布店”的老板沈柏根帐上，这家绸布店的伙计洗澡也是记在老板帐上的。这位沈老板是阿炳卖唱的老主顾。
日伪统治时期搞清乡，无锡城门一到晚上七点就关上，过了这时间必须持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才能出入。阿炳是例外的，他在通运路一带卖艺，经常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从北门外进城，据说守门的日本兵只要听到阿炳的琴声，就会打开一道门缝放他进城。进城门时，他用单弦拉出“谢谢东洋先生”。
如遇伪军守门，不管多晚，见是阿炳，也会为他开门，而他也常拉一段小曲表示谢意。
每当城里发生刺杀日伪人员的时候，城门便全部关闭起来，一关就是数天，这种时候阿炳的琴声也无法磕开那道城门。阿炳出不去，没了吃的，便和老伴董催弟去东大街口“喜福里”饭店，老板李喜福免费供他饭食，帮助阿炳度过难关。
据一位叫许统福的回忆说，无锡城里的中共地下党开会活动，也请阿炳俩口子坐在房间门口望风，拉二胡通报敌情，然后收钱。
6
日伪时期，阿炳曾短暂的去过上海，至于一个瞎子怎么去的上海，没有查到文字记载，多半是有人慕名阿炳的琴艺，请他去的。阿炳在上海的昆曲班仙霓社担任琴师，弹奏三弦。适逢拍摄电影《七重天》，客串盲人群众演员，在影片中仅有一个背影。
1945年重阳节，阿炳随董催弟回江阴北漍，投宿在客栈里。白天，阿炳在镇上的精雅茶楼卖艺，董催弟拿出折子请听众点曲，曲目有二胡曲《听松》《虞舜薰风曲》等。
第二年，阿炳又一次来到江阴，住在董催弟的娘家，镇上的老人回忆，北漍的道友和乐友与阿炳在新亚书场的草房内相聚切磋，阿炳用二胡拉了《婆媳相争》，琴声逼真的模仿出乡野俚人家的婆媳吵骂、掷碗相打的热闹场面，还演奏了琵琶曲《十面埋伏》《龙船》。
当时江阴有位著名艺人周少梅，堪称国乐大师。弹完后阿炳感叹，他的功夫不如周先生，周先生的《龙船》可以听出十三只船在水中竞渡，而他最多只能弹出七只。这次回江阴，他由董催弟引领，在镇上的庙场、大桥堍接连卖艺好几场。
7
战后，国民政府接管无锡，阿炳被当局送进“中犊山戒烟所”，实行了强制戒毒。
一九四八年底的一天，他独自一人背琴出门，不慎给三轮车撞了，人没事，琵琶却撞烂了。他心想这事来的蹊跷，怕是天意不让他再吃这玩碗饭了，从此不再出门，也不摸琴了，生活靠董催弟给邻里倒马桶维持。
此时的阿炳身体虚弱，时常咯血。董催弟和前夫生有四个儿女，经常来城里看望母亲和公公（阿炳），其中有个儿子叫伯生，在船上当船工，来往江阴和无锡之间，常带一些菜蔬和米面来，接济母亲和阿炳。
阿炳还有个孙女球娣，是伯生的女儿。球娣小时候被接到阿炳家生活，那时的球娣是个小女孩,已经会帮阿炳沽酒买菜，牵着阿炳上街拉琴，阿炳待这个孩子如自己的孙女一样。球娣长大后念叨“亲娘公公”（奶奶爷爷），她回忆说“公公出去拉琴的时候，我搀着带路。我拉好他的衣服，他一边走一边拉。公公经常在公园茶馆和广场上卖唱。表演完一段，我就拿着公公的帽子，向周围看的人收钱。”
8
1950年9月，阿炳的琴声最后一次在世上响起。
那是他的六首传世曲子录音后的二十三天，无锡市牙医协会成立，会后文艺演出，邀请阿炳到场献艺。这是阿炳作为一流浪卖艺的，人生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敬宠，坐在舞台上面对话筒为大众表演。阿炳在黎松寿夫妇的陪同下，拖着病体出门，走得慢，到会场的时候，演出快要收场了。阿炳被人扶上台，先用琵琶弹了一曲《龙船》，台下观众叫喊再来一首，他又用二胡拉了他拉了大半辈子的“自来腔”《二泉映月》。当时会场挤满了人，连窗台上也站了人，阿炳演奏结束，底下掌声雷动，阿炳立起来，向观众脱帽示意，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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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料说阿炳是病死的，并不靠谱。
作家陆文夫是最早关注阿炳的人，根据他的说法，阿炳是上吊死的。
1950年，阿炳为天津客人（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等人）录制曲子后，因为没有拿到一个铜丸（钱），心里郁郁不快。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寒冷，阿炳沉痾在身，卧床不起，家里缺吃少穿，饥肠辘辘，心情甚是低落。他挣扎起身，从墙上取下三弦，用手一摸，发现三弦蛇皮被老虫咬穿了，他心想这寒冬天气哪来的老虫？莫非要触霉头，老天爷不让他活下去了？这时他烟瘾又犯了，哈欠不断，涕泪俱下。趁董催弟出门讨要吃的，他抽出道袍的腰带，在屋子里悬梁自尽。
阿炳死后，他的堂兄和几位道友道徒，为阿炳料理了后事。阿炳遗体是按照道士的装束入殓的，挽道髻，戴道士帽，穿道士法衣。董催弟的儿女们闻讯也都从江阴赶来。出殡时，董催弟的大儿子为阿炳捧牌位。
关于阿炳之死的背景，野史还有不同的记载。1950年冬，董催弟回江阴老家参加土改，阿炳在无锡，身边无人。阿炳的后事由居民组长张女士为之张罗办理的，当时协助张女士的只有阿炳的堂兄华秉钧一人在场。灵柩被抬上小船，由华秉钧一人护送，没有别人参加。两脚班抬着阿炳的灵柩，随船运到阳明观东的道士墓落葬。
阿炳死后不久，老伴董催弟也死了，病死在他们一同居住了二十二年的那间一间斜披小屋里，俩人的死先后相差仅二十天。董催弟死后一个多星期被人发现，发现时她蜷匐在床角落里，半边脸已被老虫啃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