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者诸说考辨

 

《西游记》作者诸说考辨

曹炳建

 

内容摘要：综合学界研究成果，《西游记》的作者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吴承恩说之外，主要还有邱处机说、许白云说、宗泐说、鲁府朱观火定说、周王府朱睦?说、樊山王府集体创作说、陈元之说、华阳洞天主人说、李春芳说、史真人弟子说、尹真人弟子说、唐新庵说、唐皋说、阎希言师徒说、胶东人蓝田说等。本文对这些说法一一考证，证明除吴承恩说之外，其它说法都因为缺乏有力的证据而难以成立。

关键词：《西游记》  作者  考辨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是一个难解的司芬克斯之谜，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人们所熟知的是吴承恩说。但自古及今，不少学者还提出了《西游记》作者的种种说法，如邱处机说、许白云说、宗泐说、鲁府朱观火定说、周王府朱睦?说、樊山王府集体创作说、陈元之说、华阳洞天主人说、李春芳说、史真人弟子说、尹真人弟子说、唐新庵说、唐皋说、阎希言师徒说、胶东人蓝田说等。可惜对于这些说法，过去学者们并未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深入的考证。本文不揣浅陋，拟对除吴承恩说之外的诸说一一加以考辨，以求教于学界诸贤。

一、邱（丘）处机说。在《西游记》作者诸说中，除吴承恩说外，以邱处机说的势力最为庞大。《西游记》现存最早版本世德堂本，记载了《刊西游记序》的作者是陈元之，校者是华阳洞天主人，世德堂的主人是唐光禄，唯独没有记载《西游记》的作者是谁。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虽然谈到了作者，但也只是模模糊糊地说道：“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左“?”右“也”]滑稽之雄，巵言漫衍之为也。”[1]可见，世德堂本刊刻时，《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已经无从知晓，只知道作者和王府有一定关系。

可是，进入清代，所有《西游记》版本又都明确说明《西游记》是“长春真人邱处机”所著。金末元初，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确曾应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召请，远赴西域大雪山拜见成吉思汗。不过，邱处机本人并没有写过《西游记》，倒是他的弟子李志常记述此次行程，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此后，元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条，在历叙邱处机的生平事迹后说：“所有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2]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邱处机名下，并直接称其为《西游记》。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丘真人”条亦记载了邱处机言行事迹，并说：“已上见《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3]

最早将《长春真人西游记》和小说《西游记》混为一谈，并提出小说《西游记》是丘处机所作的，很可能是明末人伍守阳。伍守阳(1574-1644？)，原名阳，字端阳，自号“冲虚子”，江西南昌县人，道教龙门派第八代弟子，著名的道教内丹学家。他在其著作《天仙正理》中说：

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禅宗言猕猴跳六窗，状其轮转不住，其劣性难纯，惟炼可制。[4]

这里明确提到“心猿”，称其“最有神通”，显然是指的小说《西游记》。再由“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心”一句看，显然是把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归于丘处机。

到了清初，毛奇龄进一步坐实丘处机著《西游记》说。毛奇龄（1623–1716），又名甡，字大可，号秋晴，又号初晴，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康熙十八年（1679）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据《清史稿》本传及相关典籍记载，毛奇龄博览群书，学问十分博杂，特别对儒家经典有很深的研究。“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5]。不过，由于他学问大，引经据典，别人也很难驳倒他。他关于《西游记》的论述，见于清人钱大昕的记载。钱大昕在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所作《跋》中说：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邨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6]

可见，钱大昕虽然记录了邱处机说的提出者为毛大可，但并不同意将《西游记》的著作权归之于邱处机。

和毛大可大致同时，下层文人汪象旭在清康熙二年（1663）刊刻了《西游证道书》，实际上是将百回本《西游记》删节之后，加上自己的评语出版。同时，他又伪造了一篇元代文人虞集的《原序》，冠于《西游证道书》卷首。该《原序》说：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篡《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7]

这便是邱处机著《西游记》说的最早的源头。

汪象旭的生平事迹不详，大约只是下层社会的普通儒生。今知汪象旭的著作有６种：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医学类存目”录汪淇笺释的《济阴纲目》十四卷。2、同书同卷又录汪淇撰《保生碎事》一卷。3、同书卷一九四“总集类存目”又有汪淇与徐士俊同编的《尺牍新语》二十四卷。4、《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于“子部，通俗小说类存目”录《西游证道书》一百回。5、同上书“子部兵家”录汪淇《武侯心书笺注》一卷。6、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汪淇所撰《吕祖全传》一卷附《轶事》一卷。此书卷首题有“奉道弟子憺漪子汪象旭重订”等字样，并于其下用小字注曰：“原名淇，字右子。”同时，书前还有《憺漪子自纪小引》一篇，题“康熙元年初夏西陵奉道弟子汪象旭右子氏书于蜩寄”，末尾又有“汪淇之印”、“右子”、“汪象旭号憺漪”的印记。综上所述，可知汪象旭原名淇，字右子，号憺漪子、瞻漪、残梦道人等，书斋名曰蜩寄。王裕明先生根据“《吕祖全传·证道碎事》第四册，‘神宗己未’汪淇‘年十六’”，“推知汪淇出生于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8]，当是。至于汪象旭的藉贯，有的写作钱塘，有的写作西陵。黄永年先生考证说：“汪的籍贯‘钱塘’，有可能不是指明清时杭州府的府治钱塘县。因为《西游证道书》和《吕祖全传》都自题‘西陵’，这个西陵是绍兴府萧山县西的渡口，在六朝时有西陵戍之称，《明史》卷四四地理志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下说‘西有西兴，亦曰西陵，往钱塘者由此渡江’，而这条通往杭州的江水也通称为钱塘江。这当是籍贯萧山的汪象旭或称‘西陵’或称‘钱塘’的原因。”[9]可见，汪象旭和毛奇龄一样，也是浙江萧山人。汪象旭之后，清代所有《西游记》刊本便都以讹传讹，承袭了汪象旭的谬误，认定《西游记》为邱处机所著。

其实，早在清代，不少学者就对邱处机著小说《西游记》的说法加以批驳。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这样记载说：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10]

这里的“客”，很可能就是纪晓岚自己。正是因为纪晓岚知道小说《西游记》中多有明代的典章制度，所以才有这种发问。由此纪晓岚得出结论：《西游记》并不是邱处机所作，而是“明人依托无疑也”。 如前所述，钱大昕则从《道藏》中抄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认定“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可以说是对邱处机著《西游记》的说法最有力的驳斥。上世纪二十年代，经过鲁迅、胡适等进一步考证，吴承恩说占据了统治地位，邱处机说逐渐销声匿迹。当今虽然还有极个别学者仍然坚持邱处机说，但并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许白云说。这种说法是由清代人桂馥提出来的。他在《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条，引用了《唐高僧传》中玄奘取经的有关记载，然后说：“馥案：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11]可惜的是，桂馥并未提出许白云作《西游记》的任何证据。

查阅有关典籍，笔者发现元代到明代中期曾有两个许白云。

第一个许白云（1270–1337），名谦，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世称白云先生，卒谥文懿，元代金华人。许谦从小就失去父亲，母亲陶氏为其启蒙老师。长大后拜金履祥为师，穷读众书，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与当时北方著名理学家许衡齐名，并称“南北二许”。延祐初年，许谦在东阳八华山开门讲学，山东、河北、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学者，不远千里前来拜师求学。由于许谦在儒学上的巨大贡献，被当时人尊为“金华四贤”之一。明代嘉靖年间，当地人又在东阳城内建“仰高祠”纪念许谦。清雍正三年（1725），皇帝亲自下诏，将许谦的牌位置于孔庙之中。

从各种迹象看来，许谦不可能是通俗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证据如下：

首先，查阅许谦的多种著作，如《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读四书丛说》、《白云集》等，以及有关许谦的典籍，均没有许谦写作《西游记》的记载。

其次，从许谦的生平及其思想来看，也没有创作小说《西游记》的可能性。许谦早年即有宏大抱负，读书十分用功，“孙窗挟册，与晓鸡而俱兴；韩堂挑灯，对秋虫而共语”[12]。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去创作小说《西游记》。大约31岁的时候，他拜当时理学家金履祥为师，从此开始了研究儒学的历程。大约40余岁之后，他即在金华山开门讲学，一直到去世。他曾自我评价说：“吾非有大过人，惟为学之功无间断耳。”[13]由此看来，许谦并没有写作小说《西游记》的时间。许谦以程朱理学的传人自许，“读晦庵之书，而泝伊洛之源”[14]13。学有所成之后，有人曾举荐他做官，他“逾垣而避”。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儒学就是“正学”，自己应该“独以身任正学之重”[15]，而不应该去当官。许谦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曾著《自省编》以自励：“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16]许谦也从事诗文创作，但是他称自己的诗文“非扶翼经义，张维世教，则未尝轻笔之书”[17]。许谦曾批评当时一些学生，“年少气锐，喜怪厌常，彷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细微”[18]。试想，一个以“正学”自任的正统理学家，一个要求文学创作要“扶翼经义，张维世教”的正统文人，一个对“喜怪厌常”大为不满的严师，如何会去创作述奇言怪、离经叛道、被一般文人视为“小道”的通俗小说《西游记》呢？如果真的创作有通俗小说《西游记》，仅此一条，在当时社会看来，他就不够资格从祀孔庙。

其三，在百回本《西游记》中，有不少明代的典章制度，是卒于元代的许谦不可能知道的。如前所述，清代大学问家纪昀就认为《西游记》中涉及的不少典章制度，“皆同明制”，故断定“《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

其四，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元代还不具备产生成熟的章回体小说的条件。中国通俗小说从宋代开始崭露头角，到元代仍处于短篇话本和长篇平话阶段，长篇章回小说还不可能产生。就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学术界也公认最早是元末明初才出现的。

其实，清人平步青在《小栖霞说稗》中，对桂馥所说的“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的说法，早已经提出反驳，认为许白云的《西游记》“当别是一书”[19]，并非小说《西游记》。

第二个许白云见于明初人杨基的《眉庵集》，其中一首七言古诗题为《赠许白云》。全诗如下：

白云老翁乐且贫，眼如紫电炯有神。麻衣纸扇趿两屐，头带一幅东坡巾。清晨扣户走过我，谓我旧是诸侯宾。入门长揖肆雄辩，动引四代卑先秦。初疑傲睨意骯髒，稍久渐觉情真淳。从兹兴至每一到，不问风雨并昏晨。矫知野鹿不受絷，去不可挽送乃嗔。我来杜曲少朋旧，一境二姓唯朱陈。租征税迫夜继日，未暇与我谈逡巡。荒村不意得此老，洗我三斗胸中尘。我时信口答所问，怪我出语多惊人。翁年耳顺学不倦，片言有益书诸绅。我惭习懒竟成癖，日影照腹脚未伸。起来巾栉不自理，一饭且饱南湖蓴。诸生幼弱学久废，数字费我言谆谆。翁来相对辄太息，谓“可馆阁胡沉沦？”“人生富贵等泡幻，达何可喜穷何颦？纷纷道路饿死骨，半是台省公侯身。庞公未为无所遗，夫妇白首襄阳民。”翁闻我语乃大噱，呼我共醉华阳春：“正须狎昵到鸥鹭，何必影像图麒麟？秦淮雨过秋水碧，中有一尺黄金鳞。明朝买鱼期再酌，我自掇拾山中薪。”[20]19

诗中所写到的许白云生平事迹不详，亦未见有任何著作留传下来。但从诗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是一位僻乡穷儒，却有一股傲然之气。在和诗人杨基的交往中，他谈古论今，雄辩而又刚直，待人接物还透出真淳之气，似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来写《西游记》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下面作者所写“我时信口答所问，怪我出语多惊人。翁年耳顺学不倦，片言有益书诸绅”数句，却又很难让人将其与《西游记》联系起来。诗人杨基虽然只是“信口”回答他的问题，也总能让这位乡村穷儒感到吃惊；听到杨基有一句启发的话语，马上就写在自己的衣襟上。由此可见，这位许白云并未见过什么世面，也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见解。这样一个人，显然很难写出《西游记》这样具有深邃思想意蕴、奇崛艺术风格的世界名著来。

三、宗泐说。这一说法是由清人俞樾提出来的。他在《九九消夏录》中这样说：

邱长春真人《西游记》，钱竹汀《元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注云：“李志常述邱处机事。”此书世多知之。《千倾堂书目》，有僧宗泐《西游集》一卷。此书无传本，世罕知者。宗泐字季谭，临安人，洪武初，举高行沙门，命往西域求遗经，还授左善世。《西游集》盖其奉使求经，道路往还所作，见闻既异，记载亦必可观。今俗有《西游记演义》，托之邱长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释家本色。虽金公木母，意近丹经，然意马心猿，未始不可附会梵典也。[21]20

文中提到的宗泐，是元末明初一位高僧。宗泐（1318–1391），字季潭，别号全室，俗姓周，浙江临海人。宗泐从小父母双亡，八岁时于临海天宁寺（今龙兴寺）出家，十四岁正式成为和尚。明洪武九年（1376）春，明太祖令其蓄发当官，宗泐明确表示不愿为官。洪武十年（1377），宗泐应朱元璋之命，出使西域取经。他涉流沙，度葱岭，遍游西天，行程十四万余里，备历艰辛险阻，至洪武十五年（1382）返回京师，前后历时六年之久。他的《西游集》便是为记录此次行程而作。宗泐在钻研佛教之余，也精通诸子百家，并从事古诗文创作，兼通古隶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诗“风骨高骞，可抗行于作者之间”[22]。宗泐取经归国后被授予僧录右善世，并经常出入宫廷讲经论道，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全室外集》等著作传世。

从俞樾的话来看，俞樾并非不知道宗泐的《西游集》是记载其“奉使求经，道路往还”的作品，而不是小说《西游记》。他之所以还要将小说《西游记》归为宗泐所著，是因为邱处机的《西游记》，已经被证明是“李志常述邱处机事”，而不是小说《西游记》。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为小说《西游记》找出一个作者，才有“托之邱长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释家本色”之说。这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认为宗泐写了小说《西游记》。因此，这一种说法也就不攻自破。

四、鲁王府朱观火定说。这种说法是由黄霖先生提出来的。黄霖先生从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中的“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等记载入手，认为《西游记》“出自某藩王府”；再由“今存最早提到《西游记》的目录著作《古今书刻》”所记录的鲁府所刻《西游记》，将《西游记》的最后写定与山东鲁王府联系起来。黄霖先生认为：“明代的藩王，不能涉足政治，闲得无聊，或附庸风雅，或寻仙访道，《西游记》这类既有趣味性、又有宗教性的作品正合他们的口味，故完全有可能成为他们编写和刻印的对象。”“今从隆、万年间的《古今书刻》已有著录，陈元之序称有旧刊的情况来看，当以《西游记》原刊出于嘉靖年间最合情理。”而这一时期的鲁王有两个：一个是端王朱观火定，一个是恭王朱颐坦。其中朱颐坦“是一个注意遵循封建道德规范的人。这样的人一般是不大可能编著和印行这样一部怪力乱神的作品的”。“而相反，朱观火定则是一个游戏无度的人，他又与简王一起合刻过《文选》、《文粹》、《文鉴》、《文类》、《文衡》等一大批文学作品。这样一种人，显然与‘游戏之中暗传密谛’的《西游记》比较合拍，是会有兴趣编著或组织编著、刊印这样一部小说的。而其人也比较开放，甚至以‘淫暴’著称，有过‘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等劣迹，受到过皇帝的处分，这也就不难理解陈元之等故意回避他的大名了”[23]22。

应该说黄霖先生所用材料和推论过程都是十分严谨的。但是，同样也有一些绕不开的问题存在。这包括：

其一，《古今书刻》所记录的《西游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吴圣昔先生就怀疑，《古今书刻》所载的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极有可能并不是被称为神话小说的《西游记》”[24]，而是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如前所述，元代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和元人陶宗仪《辍耕录》，都直接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邱处机名下，并直接称为《西游记》。可见，不能排除鲁府本和登州府本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可能。特别是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老家就在“登州栖霞”，登州府出于对乡邦文献的宣传，刊刻《长春真人西游记》是极有可能的。而鲁府本《西游记》，只不过是登州府本的重刻本罢了。此外，《古今书刻》所记录的《西游记》，还有可能是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

其二，从明代嘉靖朝的实际情况来看，鲁府和登州府也不大可能刊刻小说《西游记》。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崇信道教，服食金丹，修炼房中术。在他的影响之下，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缙绅文士甚至太监之流，也都沉溺于房中术的修炼之中，闹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西游记》的作者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在《西游记》中，便把不少国君写成昏君、把道士写成妖道。在嘉靖皇帝宠信道士的社会大背景下，让鲁王府去刊刻这么一部讽刺皇帝宠道昏乱的《西游记》，无疑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其三，朱观火定既然以“淫暴”著称，而在《西游记》中，却有大量反对暴政的故事情节。如作品第四十四回写车迟国国王信任妖道而到处捉拿和尚服劳役，致使二千余名和尚死了一千多名，余下的五百名亦是不死不活。再如祭赛国只因丢失了宝塔上的佛宝舍利子，就将寺院“僧众拿了去，千般拷打，万样追求”，致使“三辈和尚，前两辈已被拷打不过，死了；如今又捉我辈，问罪枷锁”。再如，灭法国的国王“曾因僧谤了朕”，就许下大愿，要杀一万名和尚。对于这些国王的淫暴，作者都予以深刻揭露。如果真是朱观火定这样一个“淫暴”之人创作或者组织创作《西游记》，怎么可能暴露如此众多国王的淫暴之事呢？

其四，最重要的是，没有朱观火定创作《西游记》小说的更直接的证据；查有关朱观火定的生平资料和相关文献，也没有著《西游记》的蛛丝马迹。

五、周王府朱睦?说。这种说法见于2003年3月27日《汴梁晚报》[25]24（有人以为是《开封日报》，经笔者查阅，误）。明代盛于斯《休庵影语》曾引当时书商大梁人周如山的话说：《西游记》的“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26]世德堂本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又有《西游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的记载。因而该文认为，“《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的周王府”。“《西游记》一书，博大精深，作者不但对佛道有研究，而且对历史、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作为《西游记》的作者，非得是一通儒不可。这个人既要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又要是一博学多才之人，而且还要与周王府有关”。因此该文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周王府的朱睦?。《西游记》中在唐太宗游地府之后写到了开封大相国寺的来历，就和朱睦?“为开封人”有关。《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故事，也和第一代周王朱橚“不停地有造反的想法”有关。“书中的取经经历，是周王流放云南的经历”等等。

从盛于斯记录的有关材料来看，周王府的确存在过九十九回抄本和百回刊本《西游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游记》的作者就一定是周王府相关人员。陈元之也的确将《西游记》的作者和王府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说《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周王府人，更没有说就是朱睦?。

就朱睦?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也很难创作小说《西游记》。经查，朱睦?（1511-1580），字灌甫，号西亭，周定王朱橚六世孙。《明史》卷一百十六有传，传曰：

睦?幼端颖，郡人李梦阳奇之。及长，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从河洛间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经》，尤邃于《易》、《春秋》。谓本朝经学一禀宋儒，古人经解残阙放失，乃访求海内通儒，缮写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张洽《春秋传》，皆叙而传之。吕柟尝与论《易》，叹服而去。益访购古书图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书万卷，丹铅历然，论者以方汉之刘向。筑室东坡，延招学者，通怀好士，而内行修洁。事亲晨昏不离侧，丧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亲为教督，尽推遗产与之。万历五年举文行卓异，为周藩宗正，领宗学。[27]

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朱睦?是一位比较正统的儒家学者。在封建士大夫普遍鄙视通俗小说的文化氛围中，如果朱睦?真的创作了通俗小说，仅此一条，就很难被评价为“内行修洁”、“文行卓异”。同时，朱睦?在其所著《授经图义例序》中也说，自己的著作“无关经学、无裨世教者，皆略焉”[28]，这也和《西游记》的主题精神格格不入。

至于说《西游记》大闹天宫的故事和第一任周王朱橚“造反”有关，“书中的取经经历，是周王流放云南的经历”等等，更为捕风捉影之谈。实际上，早在元代的平话本和杂剧本《西游记》中，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故事就已经出现了，怎么可能和明初的朱橚有关呢？

六、樊山王府集体创作说。此种说法见于网络文章《〈西游记〉的作者是个“发心”的群体》[29]，作者张晓康。张先生认为：“‘发心’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指通过学习来启发人的智慧和觉悟之心，明白和发现事理，亦称‘发菩提心’。”“《西游记》应该是有很多读书人在一个地方读书学习，探讨辩论，群体‘发心’后创作出来的。”张先生认为：

将《西游记》划分为四个大段：第一回至第七回为第一个大段，这一段的开端（第一回）中有个山名，“唤为花果山”；第八回至第十四回为第二个大段，这一段的第二篇（有的版本为附录，有的为第九回）中有个人名，“姓陈名萼”；第十五回至第九十八回为第三个大段，这一段的开端（第十五回）中有个地名，“乃‘里社祠’”。……我们若将这四个大段中的山名“花果山”中的“花”字，人名“陈萼”中的“萼”字，地名“里社祠”中的“社”字连起来，正好是“花萼社”三个字。

由此张先生进一步说：

清代张廷玉所著的《明史》中就载有：载埁于明嘉靖36年（公元1557年）袭封樊山王府的王爷（但未请封王号），万历25年（公元1597年）薨；为人“尤折节恭谨，以文行称”；其“四女皆妻士人，不请封”；喜“读《易》穷理，著《大隐山人集》”。有三王子，“子翊金氏 、翊蓥、翊錾皆工诗，兄弟尝共处一楼，号“花萼社”。

最后张先生得出结论：

《西游记》中出现的“花萼社”这个概念，可能是《西游记》的创作者们精心安排的。这样，既可以清楚地划分出《西游记》的各段落，又可以暗示《西游记》的诞生地，这个“花萼社”很可能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诞生地，樊山王载埁以及三个小王子与包括吴承恩在内的文人墨客通过群体“发心”，才创作出了百回本《西游记》，最后的编修写定和将其传出者，则很有可能是“金氏”—— 翊金氏。

这种说法的最大的缺陷在于，先认定《西游记》为“花萼社”集体创作，然后再从《西游记》中寻找相关文字，勉强凑够“花萼社”三个字。否则，一般人是很难从全书众多的人名、地名、山名中，读出“花萼社”三字的。这样先入为主的所谓考证，是考据学上的大忌。特别是论文作者对《西游记》的版本流变并不清楚。所谓唐僧的父亲“姓陈名萼”，从现存材料看，最早当出自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明代唯有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确记载陈光蕊“姓陈名萼，表德光蕊”。明代繁本世德堂本并无完整的唐僧身世故事，只在第十一回用了一首诗来概括唐僧的身世，并说唐僧“他外公见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他父亲陈光蕊，中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并无“陈萼”一名。到了清代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才根据朱鼎臣本补写了完整的唐僧身世故事。当今各大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都将《西游证道书》第九回所叙唐僧身世故事，作为“附录”插于第八回和第九回之间。张先生显然并不知道《西游记》诸版本唐僧身世故事的演变，而拿清代版本中的“陈萼”来论证明代的樊山王府，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七、陈元之说和华阳洞天主人说。1990年，陈君谋先生在《苏州大学学报》发表文章，认为世德堂本卷首《刊西游记序》的作者陈元之，就是世德堂本的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同时也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三者是“三位一体”[30]29的。陈君谋先生提供的证据如下：

陈元之是秣陵人，是陶弘景的同乡。陶弘景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家，《梁书》本传说陶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因此自号华阳隐居。元之的名字来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元同。从籍贯和名字两方面来联系，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陈元之跟陶弘景一样是道家，而华阳洞天主人很明显是道家的别号。这样，姓名陈元之，别号华阳洞天主人，两者就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中写道：“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陈君谋先生认为：

分卷次，立回目，这应是作者的事，但却由“订校”者来做。所以这里的“订校”、“校（当为“秩”——引者）其卷目”，隐含整理、创作之意；校者即作者。

陈君谋先生认为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认为“订校”“即隐含整理、创作之意；校者即作者”，却不免失之猜测。因此，陈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便先后有廉旭[31]和吴圣昔两位先生与其商榷，均认为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就是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说法还缺少有力的证据。吴圣昔先生认为：“订者订正之谓，校者校勘之意，‘订校’者无论如何不等于是作者。”吴圣昔先生还对世德堂刻书情况进行了考察，说：

世德堂除梓行世本《西游记》外，据我查到，还刻印过《绣谷春容》十二卷，题“建业大中世德堂主人校锲”；又《耳谈》五卷，题“金陵书坊世德堂梓”；又《千金记》四卷，题“绣谷唐氏世德堂梓”；又《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卷，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定”；又《南北宋志传通俗演义》各十卷，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订”；又有《三遂平妖传》四卷二十回，卷四题“金陵世德堂校梓”等。所刻不少，而且都在明万历年间。[32]

因此，吴圣昔先生认为：如果“‘订校’，再加上‘秩其卷目’就可称为作者，那么以上各书差不多都可说是世德堂主人所作了？当然不行。”这些论证，应该说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八、李春芳说。这种说法是由沈承庆先生在其著作《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中提出来的。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江苏省句容县人，著有《贻安堂集》等。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初年（1567）为首辅、吏部尚书。当时嘉靖皇帝崇道，李春芳善于写青词，故而人称“青词宰相”。世德堂本所谓“华阳洞天主人”的华阳洞，就在李春芳的家乡句容县境内。因此，沈承庆等先生便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的号。但是，学者们遍查有关李春芳的著作和生平记录，却没有“华阳洞天主人”这个号。

同时，沈承庆先生还重新解读了百回本《西游记》第九十五回的一首诗。原诗如下：

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沈承庆先生是这样解读这首诗的：

第四句“电绕长春赛禹汤”里嵌有个“春”字。第六句“野花得润有余芳”里有个“芳”字。第五句“草木沾恩添秀色”。“木”字偏旁稍“添”而近“秀”，则“拆白道字”组成个“李”字。第七句“古来长者留遗迹”的“长者”是编撰人的自称，“留遗迹”是自白。合看这第四、五、六、七四句，庾词隐语已昭然若揭，其非“李春芳老人留迹”而何？[33]

古人采用“拆白道字”的方式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不是没有。但是，像这首诗也未免隐藏得太深了一些。如果没有“《西游记》的作者是李春芳”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很难从这首诗中得出“李春芳老人留迹”的结论。李春芳既然要在诗中留下自己创作《西游记》的蛛丝马迹，却又如此隐晦，不是适得其反吗？

实际情况是，这首诗并没有用所谓的“拆白道字”来隐藏自己的身份，而只是一首即兴诗。此回写唐僧师徒来到天竺国布金寺，发现了被玉免精所变的妖怪丢弃、并被布金寺长老收养的天竺国公主。后来唐僧师徒来到天竺国，揭露了玉免精假变公主的骗局，并带领天竺国皇帝前来布金寺寻找真公主——于是作者才写下了这首诗。篇中首两句说国王来到布金寺所在的“荒山”，使荒山也披上了祥瑞。三、四两句无非是借用典故，来歌颂天竺国国王。第五、六两句写草木因为皇帝的到来也增添了秀色，野花得到皇帝的润泽也增加了芳香。第七句的“古来长者”，指的是布金寺的助修者给孤独长者。据佛教典籍记载，中印度舍卫国老者须达多，家财无量，乐善好施，被人们尊称为“给孤独”长者。他曾以黄金铺地，购买太子祗园请佛讲法。所以，所谓“古来长者留遗迹”，是说给孤独长者留下布金寺这个遗迹。其中“长者”是尊称。如果把“长者留迹”解释成李春芳留下写作《西游记》的迹象，难道李春芳自己尊称自己为“长者”？可能沈承庆先生也发现用“长者留迹”不妥，所以想当然地将“长者”换成了“老人”。因此，所谓李春芳就是华阳洞天主人，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说法，也只能是无稽之谈而已。

九、史真人弟子说。首先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清代人陈文述。清代人平步青《小栖霞说稗》“西游记”条，转引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说：

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从而演其说也。[34]

陈文述（1771–1843），字退庵，号云伯，浙江钱塘人。他曾做过江苏江都县知县，对百姓多有恩惠。据有关记载，陈文述还赞同民主，尊重女性自由，曾广收女弟子，教她们写诗作文。其著作有《颐道堂集》、《西泠怀古集》、《闺咏》等。

这里的“史真人”为谁，陈文述没有明说；史真人弟子撰写《西游记》的证据，陈文述也没有提供。平步青认为，陈文述所谓的史真人弟子创作小说《西游记》的说法，只是因为：

云伯晚事修炼，过信黄冠，从而为之辞。[35]

这里是说，陈文述晚年从事道教修炼，过于信奉道教，故才认为《西游记》是史真人弟子所作。平步青的这种解释，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是，当今学者却仍有人主张平话《西游记》的作者为史真人弟子。张燕、胡义成先生在《〈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36]一文中，就认为邱处机的确有一个高徒叫史志经，但是由于史志经身处的元代还未能产生百回本《西游记》，于是便认为《西游记》的祖本平话《西游记》是史志经弟子所作。

这种说法的破绽在于，陈文述所提到的《性命圭旨》，其实并不是史真人弟子所写。《性命圭旨》是一部道教名著，其最早刻本是明万历乙卯年（1615）刊刻。余永宁的《刻性命圭旨缘起》曾经说：“里有吴思鸣氏，得《性命圭旨》于新安唐太史家。盖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丰于居士。”[37]这里明确说明《性命圭旨》是“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陈文述误作“史真人弟子所为”，已经是讹传了，而张、胡二先生坐实平话《西游记》为史志经弟子所作，更是以讹传讹。特别是张、胡二先生在论证过程中，有随意曲解史料之嫌。如在论述到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时说：

陈元之《（西游记）序》所说《西》“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国”，或“出八公之徒”等，很可能是对《西（平话）》……出于“黄河候王之国”或其“八公之徒”的曲笔表露或讹传误记。否则，“潢河候王之国”便成不可索解之地。有人以吴承恩供职湖北“荆府”之事，说“潢河候王”指“荆府”主人，令人费解。“荆府”在长江岸边，何以是“潢河（黄河？）候王”？

这么一小段引文，就出现了多处错误：一是误以为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一文的题目只有“序”字，而特意写作“《（西游记）序》”。二是将原文中“侯”字普遍写做“候”字。三是将“今天潢何侯王之国”错断为“今天潢河侯王之国”，而将平话《西游记》和建藩于西安的“安西王府”硬拉到一起。实际上，“天潢”本指皇帝宗室。在《刊西游记序》中，“天潢”二字又是顶格写以示尊崇的。所以，“天潢”只能作“皇帝宗室”解，而不能有其它解释。如此曲解相关原文，作为考证文章，显然是很不严谨的。由此可见所谓史真人弟子作平话《西游记》的说法，也只能是捕风捉影之谈。

十、尹真人弟子说；十一、唐太史说；十二、唐皋说。因为这三种说法联系很紧密，所以一并来谈。这种说法首先是由李安纲先生提出来的，立论基础也是前述余永宁的《刻性命圭旨缘起》。李安纲先生认为，《性命圭旨》和《西游记》二书的主题、人物、结构都类同，只不过一为金丹大道的思想理论体系，一为文学艺术的表现，所以“二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个人”，就是“唐太史即唐新庵”。“《性命圭旨》和《西游记》同出于安徽歙县唐太史之手，成书的时间大致同步。小说问世早，可能因为是谬悠之言、荒唐之事，无可究诘罢。《性命圭旨》问世晚，也许是修证仙道之书，破迷祛妄，有所指斥，多所忌讳吧。”[38]

这种观点的致命弱点，就是以想当然的随意推测之词来代替严肃的史料考证。实际上，余永宁的《刻性命圭旨缘起》明确说明《性命圭旨》得之于“新安唐太史家”，“盖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可见唐太史只是《性命圭旨》的持有者，而并非作者。

同时，这种说法对唐太史其人也没有进行考证。这里的唐太史，当即明代安徽歙县人唐皋。唐皋（1469？–1526)，字守之，号心庵，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奉使朝鲜，后迁侍讲学士，卒于官。其著作有《心庵文集》、《史鉴会编》、《韵府增定》等。

余永宁的《刻性命圭旨缘起》所提到的“新安唐太史”，其中“新安”是安徽歙县的古称。“太史”一职，本来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时期曾是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后来地位渐低。至明清时期，因为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因此又称翰林为太史。唐皋曾为翰林院修撰和侍讲学士，故称“太史”。至于李安纲先生认为“唐太史即唐新庵”，“新庵”当是“心庵”之误。

查唐皋生平，并无其著《西游记》一说。据《双桥随笔》记载曰：唐皋“每以元魁自拟，累蹶场屋。乡人诮之曰：‘徽州好个唐皋哥，一气秋闱走十科。经魁解元荷包里，争耐京城剪络多。’唐闻之，志益励。至正徳癸酉甲戍，连捷经魁，以状元及第，年已五十余矣。有志者，事竟成，岂不信然。”[39]《大清一统志》亦记载，唐皋曾参与“修《武宗实录》，进侍讲学士，未几卒于官。皋老于场厓，暮年始登上第”[40]。由此可见，在五十余岁中状元之前，唐皋一直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状元之后，又一直在朝中为官直到去世，因而唐皋并无写作小说《西游记》的时间。此外，唐皋对道教并不熟悉，不可能写作道教专著《性命圭旨》。

但近日偶阅网络文章，称甘肃省白银市人陈勇先生，曾出版有《西游记研究》一书，认为“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徽州状元唐皋”[41]40。陈勇的《西游记研究》一书笔者未能见到，经再搜索网络，得到《〈西游记〉与徽州状元》一文[42]41，其中摘录了陈勇《西游记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才使笔者得窥陈勇先生大作一斑。在文中，陈先生引录了《西游记》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谈诗”相关内容：

长老（唐僧）真个欠身，向石屋前观看，门上有三个大字，乃“木仙庵”。遂此同入，又叙了坐次。忽见那赤身鬼使，捧一盘茯苓膏，将五盏香汤奉上。四老请唐僧先吃，三藏惊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齐享用，三藏却才吃了两块。各饮香汤，收去。三藏留心偷看，只见那里玲珑光彩，如月下一般……。那长老（唐僧）见此仙境，以为得意，情乐怀开，十分欢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禅心似月迥无尘。”

对这段文字，陈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唐皋的名字被暗含在其中。赤身鬼使共奉上两样东西，一样是茯苓膏，另一样是香汤。茯苓膏中，“膏”是关键字，香汤中，“汤”是关键字，由于作者喜欢倒着写，那么，我们倒着念，就是“汤膏”。“汤”虽然与“唐”声调不同，但由于在写唐僧，所以，“汤”通过唐僧，与“唐”能对应上；“皋”的意思是水边的高地，“木仙庵”建在水边，它就是水边的一块高地上建起来的，所以，“膏”在这一意境下，和“皋”能对应上。这样，唐皋的名字被反映了出来。这一点是通过仅有的两样东西中分析出来的，而不是从好多东西中挑出来的两样中分析的，因此，这一结果是比较可靠的。

唐皋的号“心庵”完全被包含其中。在“木仙庵”中，唐僧忽然念道“禅心似月迥无尘”，这句话后才进入了谈诗，这句中，“禅心”是关键词。“木仙庵”和“禅心”这两个词中，两个关键字是“庵”和“心”，倒着念，就是“心庵”，与唐皋的号“心庵”完全相同。

这显然是在进行拆白道字的游戏，并非严格的科学考证。因此，所谓唐皋著《西游记》的说法，也只能是无稽之谈。

那么，《性命圭旨》的实际作者“尹真人弟子”是不是有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呢？也不可能。首先，这里的“尹真人弟子”是谁并不清楚。其次，历史上并无尹真人弟子写作《西游记》的记载。其三，《西游记》与《性命圭旨》实际上是两部不同类型的著作，只要不是偏激地看问题，二者并没有共同之处。李安纲先生首先认定《西游记》是一部“道书”，是讲道教“金丹大道”的，然后再力图将《性命圭旨》和《西游记》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为同一人所作，其本身就犯了考据学上“先入为主”的大忌。

十三、阎希言师徒说。这种说法是由胡义成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本世纪初发表十数篇论文进行相关考证，但其各论文间的证据和论述大致相同。在其看来，世德堂本的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即《西》书最后定稿人”；华阳洞天“只属于茅山道教，与其它宗教无关”；“明万历20年前后的‘华阳洞天主人’，只能是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在万历20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阎希言师徒很可能就是作为今本《西》书定稿者的‘华阳洞天主人’”[43]。

从胡义成先生提供的证据及其推论来看，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世德堂本明明注明“华阳洞天主人校”，既然是“校”，便很难和创作联系到一起。至于胡义成先生所引研究者认为“此处的‘校’字，意指‘善校’，‘其广义实为编撰之工’”的说法，亦为曲解“校”字的原意而做出的推测之词。前述吴圣昔先生对此曾有驳论，此不赘述。

其二，胡文全篇没有一条证据能将阎希言师徒和小说《西游记》直接联系起来。在胡先生看来，因为茅山是“华阳洞天”的所在地，就只有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才能称号为“华阳洞天主人”，其立论未免武断。再由此寻找全真派茅山道士中有可能创作《西游记》者，并得出《西游记》的作者是“阎希言师徒”的结论，实是考据上的本末倒置之举，并不是从证据出发所进行的考据。

其三，《西游记》中有不少反道教成份的描写，证明《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是一位道士。其中最突出的是作品第四十四回，竟然让猪八戒将道教的三清圣像丢进“五谷轮回之所”，还让八戒对三清进行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调侃，这在道教徒看来，是完全不能被允许的。

其四，胡先生在考据中出现了低层次的错误。据杨俊先生研究，阎希言师徒有著作《华阳真诲》[44]。而胡先生却将书名误作“《华阳真海》”，并说：“‘华阳真海’，意谓华阳洞天是全真教的海洋也。”如此误记却又强加解释，足见其考据的不严肃性。因此，所谓《西游记》作者为“阎希言师徒”的说法，只是“大胆假设”却又未能“小心求证”的产物，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十四、明朝中期的胶东人蓝田说。这种说法见于网络文章《〈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应是明朝中期的胶东人：蓝田》[45]，作者李相钊。这种观点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即《西》书最后定稿人。”这里的华阳洞并不是茅山的华阳洞。“崂山山脉中有华阳山，又名华阳峰。……在华阳山南麓曾有华阳书院，为明代即墨进士、刑部右侍郎蓝章所建”。由此“西行1公里处为华阳洞，洞口悬空南向，二里外又有华阳洞，后世称为‘小钓台谈经地’”。“崂山的华阳山，系蓝氏父子所居有，那么蓝氏父子（主要指蓝田）称谓自己为华阳洞天主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山东胶东昆嵛山和崂山“相连”，“这两座名山构成了花果山的思维框架”，此外这里还有“与花果山相符合的其他条件”，如定海针、南天门、五指峰、菩萨洞，玉皇庙、天齐庙、水帘洞等。“蓝田在朝廷里力参群臣，而恼怒皇帝，最后被皇帝当庭杖击，差点毙命。而后康复后，依然不改前性，坚持与奸佞为敌。直接显示出他有大闹皇宫的气魄与胆识。这应该是大闹天宫创作的直接思想来源”。“蓝田一生有勇有谋，对皇帝又是忠心耿耿，他恰好把自己比成了孙悟空。把皇帝比做了良心不坏，但是耳根子软的唐僧之流，把猪八戒就直接比做了朝里那些既是无能，又喜欢在皇帝面前进献谗言的小人”。

这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就不牢固。如前所述，虽然世德堂本题为“华阳洞天主人校”，但“校”并不等于撰写。至于说崂山有很多和《西游记》所描写的景物相近的地方，也不足以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相近的地方太多了。就笔者所知，江苏连云港、山东泰山、山西娄烦、陕西彬县等地，都有和《西游记》描写的花果山相近的景物。至于把蓝田比喻为孙悟空，把皇帝比喻成为唐僧，把猪八戒比喻为“进献谗言的小人”，也只是论文作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以上我们对《西游记》作者的种种说法进行了考辨。在这诸多说法中，并无一种说法能够真正成立。以上意见对否，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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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2]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四，《正统道藏》洞真部谱录类。上海涵芬楼中华民国12年影印本，第12页。

[3]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53页。

[4]伍守阳《天仙正理》卷下，《豫章丛书》，豫章书局1916年刊，第32页。

[5]《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七十年版，第1476页。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288-289页。

[7]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卷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8]王裕明：《〈西游证道书〉成书年代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9]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亦见《黄周星定本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8年版。本文据后者录入。

[10]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11]桂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62页。

[12]许谦：《白云集》卷三，《上宪使刘约斋启》，《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1199册，第574页。

[13]许谦：《白云集》卷首，《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1199册，第531页。

[14]许谦：《白云集》卷三，《上宪使刘约斋启》，《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1199册，第574页。

[15]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453册，第790页。

[16]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五十二，《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400册，第569页。

[17]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三《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453册，第790页。

[18]许谦：《白云集》卷三，《与赵伯器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1199册，第588页。

[19]平步青：《小栖霞说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页。

[20]杨基：《眉庵集》卷二，《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1230册，第365页。

[21]俞樾：《九九消夏录》卷十二，转引自朱一玄《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79页。

[22]宗泐：《全室外集》卷首，《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1234册，第785-786页。

[23]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24]吴圣昔：《〈西游记〉鲁府本揭秘》，见《西游新考》（二），《明清佚本追踪篇》；“西游记宫”网站，网址：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2-004.htm。

[25]赵国栋：《〈西游记〉的作者应是开封人》，《汴梁晚报》，2003年3月27日。

[26]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上海开明书店民国二十年版，第36页。

[27]《明史》卷一百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册，第3569页。

[28]朱睦?：《授经图义例序》，《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675册，第235页。

[29]张晓康：《〈西游记〉的作者是个“发心”的群体》，百度贴吧，网址：http://tieba.baidu.com/f?kz=5786529

[30]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31]廉旭：《〈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质疑》，《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32]吴圣昔：《西游新证》，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33]沈承庆：《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34]平步青：《小栖霞说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页。

[35] 同上

[36]张燕、胡义成：《〈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37]《性命圭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7页。

[38]李安纲：《心路历程·性命之妙·西游记的原型》，河东学刊社2000年版，第14页。

[39]周召：《双桥随笔》卷六。《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724册，第448-449页。

[40]《大清一统志》卷七十九，《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475册，第572页。

[41]陈勇：《〈西游记〉作者是古徽州人唐皋》，《中国新闻网》，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6-05/1721384.shtml

[42]陈勇：《〈西游记〉与徽州状元》，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1de9f0100efdu.html

[43]胡义成：《茅山道士阎希言师徒：今本〈西游记〉定稿者》，《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3期，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44]杨俊：《也论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之关系》，《阴山学刊》，2005年第6期。

[45]李相钊：《〈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应是明朝中期的胶东人：蓝田》，百度贴吧，网址：http://tieba.baidu.com/f?kz=19761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