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的《傳檄而定》

今天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會以162票全票通過《港版國安法》。香港爲時一年多的動亂，很快就《傳檄而定》。香港動亂的爲首份子，有的宣佈退休，有的改口聲稱支持中央的《一國兩制》，有的千方百計企圖出逃，有的紛紛退出原屬的所謂民主政黨等等。

孔子有句話《草上之風，必偃》。意思是説“小人的行爲道德水平，好像小草一樣。只要風一吹，就趴倒了。”

香港問題，讓我想到一段歷史故事。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各方勢力相逼之下，宣告下野，由代總統李宗仁行使職權。蔣介石回到老家浙江奉化，在家中架設電台，遙控國事，軍政大員絡繹不絕於途，向蔣公請求面授決策指令。

代行總統職權的李宗仁的第一道命令，是釋放被非法囚禁12年之久的 “中華民國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張學良，結果在沒有蔣介石的同意之下，李宗仁連張學良囚禁何處，都查不出來，更別談釋放張學良了。

李宗仁要戰，指揮不動軍隊；要和，決定權在奉化蔣介石之手。李宗仁最後成了丟了大陸的代罪羔羊。他一身病痛，在共軍席捲大陸之際，逃亡美國。

香港問題，與這段歷史不盡相似，但也有可比之處。

1997年7月1日，香港降下了英國國旗，升上了中國國旗。中國自即日起，行使《一國兩制》。

所謂的《一國兩制》，在基本概念上，是《一國》在上，《兩制》在下。一國是主權，兩制是治權。治權必需服膺於主權，兩者之間若有矛盾，主權優先。

事實上，在“回歸祖國”之後的香港，所實行的不是《一國兩制》，而是《兩區兩制》。

也就是說，香港地區實行香港制度；大陸地區行使大陸制度。兩者平行而行，沒有“一國”，只有“兩制”。

因爲香港只有“兩制”，沒有“一國”，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在香港回歸23年來，一直無法完成立法。

這一條的立法，是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法律條文。換句話説，這一條的立法，是確定中國在香港擁有國家主權，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及國家安全的行為。

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以確保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國家安全。只有香港沒有。

香港的主權，在某種意義來説，是控制在殖民地宗主國，英國與美國的手中。

治理國家有三大支柱，教育，司法，與媒體。香港的教育，司法，媒體，都控制在英美國家之手。香港在教育方面，缺乏愛國教育，甚至對於鴉片戰爭，都會胡亂曲解，把英國説成受害者；司法方面，大法官大都屬英美國籍；媒體方面，大力鼓吹親美反中思想。

港府特首，好像是被推上臺面的李宗仁；各方勢力，其實都聽命於在奉化遙控的蔣介石。

在香港暴亂期間，遊行隊伍會高舉著英國與美國的國旗，踐踏羞辱中國國旗國徽。港府對於這些效忠殖民政府，反對主權政府的暴亂行爲，無法可管。

 

李敖很有遠見，他曾預言“香港的民主，不會走向英國式民主，只會走向台灣式民主。”

 

香港過去一年的暴亂，顯然是要走台灣的“革命路綫”。香港的“民主派”，在後臺殖民地主子的大力支持之下，以街頭暴力開始，逐漸贏得議會席次。下一步就是要爭取實行特首普選，要把“務實的港獨工作者”送上特首寶座，實行親英親美，仇中反中的港府政策。

之後的發展，必然就是在美國主子的指揮之下，臺獨港獨“互爲犄角”，成爲美國的兩把利刃，用來有效壓制中華民族的復興。

如果中國共產黨，坐視香港形勢惡化成爲第二個台灣，中國共產黨將被中國大陸人民所唾棄推翻。

去年香港暴亂巔峰期間，台灣名嘴有的取笑中國大陸“軟弱無用”，有的預測解放軍會由深圳入港，發生“港版六四”事件。

總之，台灣看香港，是附和英美殖民地宗主國的觀點，幸災樂禍者有之，唯恐天下不亂者有之。

香港的“反送中”，根本就是一個幌子，其實是港獨奪權的一個工具，就像台灣的太陽花一樣。

中國共產黨沒有貿然派解放軍入港“鎮壓”，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否則，會有巨大而長期的負面作用。

北京中央政府忍了一年，到今年無懼於新冠疫情，適時召開兩會。既然港府無法自行制定《國安法》，全國人大就直接制定《港版國安法》，授權人大常委決議通過，即時實施。

這個做法，確實是釜底抽薪，從根本解決了香港暴亂問題。

孫子兵法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北京政府以一紙立法，《傳檄而定》香港之亂，是一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治國典範。這個事件的妥善處理，將載入史冊。

北京政府的下一步的重要治港工作，就是要有效解決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房價問題，教育問題，以及香港與内地的全方面連結與合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