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晓霜
你来过，我走过，我们是否相遇过？ 也许是某一个场景，也许是某一个人，也许是某一首歌，也许是某一段文字， 曾经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感动，记录下这些生命的痕迹，在岁月静静流逝的长河里，让我们知道自己曾经这样活过。—— 晓霜
【晓霜写在前面】CUSPEA学子是一个独特的人群，往日的留学生，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很多早期的学生年龄已过六、七十岁。如今年轻的学生已经不知道CUSPEA代表什么，对于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它是意味深长的，它曾是80年代科技人才荣誉，使命和科学梦想的象征。CUSPEA (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倡议发起并组织，得到中国政府赞同和大力支持（当时直接得到邓小平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 中美双方共同创办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留美学习的项目。1979 年开始至 1989年结束, 十年间有 915 名中国学生通过这个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如今他们大都是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迄今为止，它是中美两国间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留学项目。
在我熟悉的多位CUSPEA学子中，刘平宇先生是一位“神人”。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W*G*中坐过监狱。1978年历经艰辛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1980年由李政道先生推荐通过CUSPEA项目到美国深造（他是当年Pre-CUPSEA (II) 班十来位优秀学生中的一员）。不仅仅是他超强的大脑，他的人生故事，更让人不胜唏嘘。这里只提两三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
刘平宇先生在W*G*期间深受迫害，几度失去人生自由，他在监狱里继续研究物理学，在节省下来的卫生纸上推演卫星的运动方程。在三年的铁窗生活中，在没有任何学习和研究条件的情况下，他观察便桶里的水波，尝试利用流体力学的知识来计算大便落入桶中造成的水波波形，在监狱里完成两篇论文。
平宇和我家同住一个城市多年，我们的孩子曾在同一所小学上学，他极为低调，很少“露面”。2007年他突然站出来竞选Palo Alto学区School Board (学区委员), 挨家挨户发传单。他竞选学区委员，主要是为了推动我们城市公立学校的中文教育项目。
炼狱三年（节选）
我意想不到的是，批斗会后他们既没有拉我去枪毙，也没有把我送到监狱去。他们把我关进了研究所大楼一层楼梯拐角处的一个小空间，那是个一半在地下的楼梯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离专案组的办公室不远。它根本不是一个房间，里面没有电灯，也没有窗户，这个空间的采光，全靠楼梯拐角落地窗户那一小块向下延伸的部分。它很小，放了一块床板，连转个身都很困难，它也很矮，大部分地方连头也抬不起来。
记得把我关起来那天是1969年3月22日。
我被关进“所中监狱”的第一天，并没有垂头丧气的感觉，只是有些遗憾，因为没有被解放军带走，好让我能够到一个新天地去把真相讲出来，去为真理而斗争。
当时斗臭一个人最通用的办法就是组织大批判，把这个人的“反动历史”和“流氓行为”揭露出来。如果能把这个人的“反动”和“黄色”日记公布于众，这是把这个人斗臭最方便的办法。
他们找一些人去查我所有的日记，照片，信件以及任何文字记录，然后进行系统批判。可是，他们查阅了我数百万字的日记和信件，查不到一点反动，也没有任何黄色。我年轻时候的思想，实在是太单纯了，单纯到中学时几乎每学期的鉴定都有“性格直爽，思想简单”这八个字。工宣队不遗余力地发掘我的“反动思想”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客观地说，我只是具有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男孩的直观和诚实。
打扫厕所是最轻的劳动，我虽然身处逆境，但还是把强加给我的劳动当做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我每次都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次在厕所发现一片被人撕破的《参考消息》，里面有关于人类第一次登月的消息，我无比兴奋。这又一次激起了我的航天梦。
那几天我就到处留意地上的报纸，争取能对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我终于读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这次登月事件的消息，知道了这是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柯林斯的名字永远的嵌入了我的记忆，成为我最羡慕的人。
那时，我也从事最重的体力劳动。除了劳动和挨斗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事呢？
刚开始关我时，“群专组”把我的箱子也扔了进来。箱子里有他们抄家后剩下的东西，大部分是书，还有一些杂志和简报资料，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时间仔细阅读的书和资料全拿出来读。我读完了一本非常难读的书，就是苏联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写的《流体动力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天才物理学家分析问题方法之精辟和运用简化数学之大胆。针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流体力学问题，朗道能够通过三两句话的分析，就把看似无从下手的流体动力学方程简化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从而迅速给出具有充分物理意义的解。
我的箱子里还有一摞俄文的最新科技动态杂志。平时没有时间仔细阅读那上面的每一篇文章，现在我有时间了，于是把每一篇文章都读了。
这个杂志还让我知道，美国已经在波多黎各安置了大型无线电天线阵，每天24个小时不间断地搜索来自天外文明的信号。我对美国科学家这种颇有前瞻性而又毫无功利动机的大胆探索精神敬佩不已。
当“群专组”发现我有空就念书，根本不想按他们的意思去“认识和交代罪行”时，很快就把我的箱子连书和简报都拿走了。
我在楼梯间里只剩下了一个便桶和写交代的笔和纸。
可是他们能夺走我的箱子，却拿不走我的脑子，夺不走我的知识，阻止不了我去思想。
每天晚饭后，“群专组”的人早早就把楼梯间的门锁上了。窄小的楼梯间里又没有电灯，我只能躺在床板上想事情，或者通过装有铁栏杆的小窗户向上眺望星空。
朋友Jane L. 拍摄的慧星（2020年7月）
有一次我通过小窗看到了一颗缓缓飞过的人造卫星，我兴奋极了，继续观察这颗卫星。根据我的经验认定这是一颗体积挺大的极地卫星，运行周期大约一小时。“地级卫星”是指轨道平面经过地球南北球的人造卫星。有一段时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我每天晚上都在找那颗卫星，根据卫星运行周期去推算它的飞行高度，我对航空航天科学非常感兴趣。
下雨天不用劳动的时候，还有他们把我当成“死刑候斩犯”白天也锁门的时候，我在节省下来的卫生纸上推演卫星的运动方程，最后完成了一篇小论文《由地球椭圆率引起的极地卫星轨道的一级修正》。由于我对相对论的兴趣，我还推导了光子火箭的相对论运动方程。
楼梯间里唯一的东西便是那个便桶，我每天都要用。我观察了便桶里的水波，便尝试利用我的流体力学知识来计算一颗大便落入桶中造成的水波波形。我以在重力场中无粘滞流体的基本方程，导出了水波波形是由贝塞尔函数描写的。这两篇论文极大地充实了我的生活。
我问自己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绝对意义吗？为此我引入了一个叫“倒宗变换”的数学概念，并研究各种运动方程在“倒宗变换”之下的协变性。
我也研究是否存在“时间量子”的问题。时间始终是物理学家一直感兴趣的一个深奥的研究课题，其实对时间问题感兴趣的人不单是物理学家，很多领域的人都对他感兴趣。艺术家总想抓住灵感的一瞬间，核电子学家觉得一微秒太长，地质学家则觉得一万年太短，生物学家感叹时间使生物进化得那么完美，历史学家则觉得在时间的长河面前人类显得那么渺小。
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工宣队”悄悄地撤离了研究所。
我终于结束了三年的铁窗生活。我和哥哥一起回了家。
我见到了父亲，对他说：“爸爸，我回来了。”
父亲只是淡淡一笑，说了一个字：“好。”
这一个“好”字后面有多少辛酸”？谁也不知道，连父亲自己也不一定知道。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刘平宇，浙江宁波人。应用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在陕西省某研究所工作。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0年由李政道先生推荐通过CUSPEA 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博士学位，1984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历任高级航空工程师，医学院放射科副教授，法算研究部主任，高级科学家等职。居住旧金山湾区。
阅读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