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朱亚杰（曼彻斯特工学院化学硕士）的女儿回忆道，父亲性情直爽，口无遮拦。刚从英国回国时，发现人们在喊“毛主席万岁”，他觉得很奇怪，就问一个朋友：“封建帝王的皇帝才喊万岁，怎么共产党的人民领袖也喊万岁？”那个朋友吓得赶紧说：“老朱啊，可不敢胡说！”
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博士陆婉珍反右期间实在看不下去了，“人家国外在搞研究，你们在这里整天开会，怎么会赶得上人家？”领导正发愁完不成名额呢，有人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更何况，还是留过美的，父亲又是旧上海的资本家，这下可以交差了。
冶金博士叶渚沛说，“我看要赶快换一换空气，在社会上培养起一种真正合乎科学的精神，不要再崇拜偶像了。”
朱亚杰后来没事，反右运动中没被打成右派。女儿回忆说，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正在白热化的时候，有一天中午父亲在楼前和另外一位教授辩论：给党提意见要不要有立场？那个教授说没有立场，没立场就是立场，父亲坚决反对，说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给党提意见。两个人辩论得很激烈，石油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一言不发地听着。反“右”运动一起来，那个和父亲辩论的教授被划成了右派，而父亲坚持的“人民的立场”保住了他没有划成右派。
可不是所有人运气都那么好。老海归们在海外受到民主思想影响，相信共产党才回国，共产党让他们提意见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被打成普通右派也就认倒霉了，停职减薪写检查，要是被发配去劳改可就惨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巫宁坤教授的悲惨遭遇就是反右、文革一些老海归命运的写照。巫宁坤当年回国前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国，李政道回答说“不愿意被洗脑”。 1978年巫宁坤获平反，李政道以“爱国学者”身份受到最高党政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巫宁坤到北京饭店与李政道会面，感慨万千。巫宁坤教授现在住华盛顿地区。
唐家琛1952年回国，大概因为是哈佛大学毕业，心气太高，反右运动中不服软，非得硬碰硬，声称“解放前许多大学没有党委也办得很好”，结果让《人民日报》点了名，《马馥庭 唐家琛 疯狂已极纠集右派分子全面向党进攻》，后果不言而喻。丁则良、余瑞璜、徐利治三人都是海归，被吉林大学打成“三人反党集团”，丁则良根本不知道自己说错什么了，想不开自溺于北大未名湖。徐利治还是党员，1946年入党，经组织同意出国留学。张锡华1949年获英国皇家眼科学会博士学位，被聘任为切斯特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妻子办好了护照签证，准备赴英与丈夫团聚。张锡华1950年突然决定回国，连发三封电报，不要来了，我要回去。1953年，《人民日报》报道“西安第四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张锡华眼角移植手术成功”；1955年肃反被抄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身心受到极大打击，1960年病倒不能工作，1964年去世，年仅49岁。去世当天，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妻子喊冤叫屈。
要说冤，老海归中有两种右派最冤，一种是“留美科协”成员，当年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活动，鼓励号召留学生们回国，结果自己回国倒成了右派，如堪萨斯州立大学畜牧业博士廖延雄，伊利诺伊大学数学博士郭可詹，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郑哲敏。匹茨堡都堪大学化学硕士赵绵，劳改流放20年，文革被打断手臂；罗应荣获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法律硕士后回国，被打成右派，文革丧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启贤公开表示支持共产党，1950年被驱逐出境，打成右派后撤销北师大教授职务，文革“含冤而死”。葛庭燧是“留美科协”发起人之一，结果还是没躲过反右运动的大棒，大概是念他动员钱学森回国“有功”，只“内定右派”，后来授予院士。（1993年，钱学森在给葛庭燧的祝寿信中写道：“我决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来，为新中国服务。”）
严忠铎是俄亥俄大学电子工程博士，1950年回国。1956年周恩来接见他和其他一些老海归，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为祖国多做贡献，同时也提醒他们注意言行，尽快适应国内的政治环境。第二年严忠铎被打成右派，冤狱5年，1972年含冤而死，年仅57岁，7年后才通知家属错划右派，没能活着看见自己的右派帽子被摘。
除了右派经历，严忠铎阴差阳错，海归历程与其他人不同。1937年卢沟桥事变，无数爱国学子放弃学业，走上抗日前线。上海交大电机系有一群同学，兵分两路，孙俊人和一部分人去了延安，严忠铎、杨祚德和另一部分人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报到，作翻译和电讯工作。1944年，严忠铎和杨祚德考取了国民党第一批公费留学，赴美留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严忠铎刻不容缓地回到祖国，杨祚德留在美国，最终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多次回国。去延安的孙俊人被授予工程院院士、少将军衔。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台湾政府授予严忠铎抗战证明书，由儿子代领。
另一种右派更冤，就是早年入党，受组织派遣留学，做学生回国工作的一些人，结果自己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成了右派，比如浦寿昌，1945年入党，哈佛大学博士；陈一鸣，1938年入党，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打成右派后开除党籍；徐利治1946年入党，组织同意赴英留学，积极参与“留英科协”的活动，被打成右派后，后悔没有听从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东昌“不要急于回国，要设法留在国外深造”的劝阻。“红色留学生”谢和赓被打成右派，北大荒劳改，文革与妻子王莹入狱7年（江青迫害），王莹1970年后全身瘫痪。
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获教育博士的董时光有一个哥哥叫董时进，早年留过美，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他反对国内大搞土改运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结果发现大事不妙，于1950年出走，回到美国教书。董时光非常反对哥哥的言论，说他“亲美反动”，“不能容忍”。1953年董时光抱着“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爱国情操回到祖国。四年后反右，因批评“官僚主义”引来杀身之祸，被开除公职劳改，最终死于荒野。哥哥董时进开放后以海外学者身份回国三次，当局肯定了他当年对土地改革的意见有正确的方面，他也才听说弟弟惨死的消息。
还有一件大冤案：北京和平解放的功臣傅作义当上了水利部长，弟弟傅作恭当时留学美国，获水利工程博士学位，已获绿卡定居。傅作义多次写信要弟弟“报效祖国”，傅作恭响应哥哥的号召于1952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条件”回到北京，并再次听从哥哥的劝导到贫困的甘肃工作。反右运动中提了一点意见就被“引出洞”，打成右派，在劳改农场俄得什么都吃，写信给哥哥求救，傅作义竟不相信。傅作恭百受虐待，最后被折磨致死。
甘肃大饥荒惊动了中央，决定派调查组了解实情，傅作义要求参加，顺便看看弟弟。没想到弟弟已走了半年多，劳改农场领导称不知傅作恭埋葬在哪儿。傅作义拍案大骂，“连国民党的监狱都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发完火，他心中很不平静，手足亲情，后悔不已，老泪纵横。
有没有给这些老海归们平反已经没有意义了，对许多人平反来得太晚了。丁耀瓒和夫人刘懿芳，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同赴美国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丁耀瓒思念老父亲，于1954年偕夫人辗转回国。夫人刘懿芳一大家子都在美国，父亲刘崇本在伊利诺伊当大学教授，母亲、两国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美国。她不顾家里人反对，与丈夫回国。1957年丁耀瓒为党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所感动，畅所欲言，结果成了右派，遣送到北大荒。以后一生飘荡，阴差阳错，没有任何单位愿为他平反。1980年美国的亲人为他们办了移民。两年后，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送来的“右派改正结论”。丁耀瓒啼笑皆非，说这个“改正结论”在美国无异于一张废纸，“不自由，毋宁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也不想与毛泽东大骗子留下的牢笼有任何瓜葛”。他凭自己的能力和中英文水平，考入《美国之音》，由于工作勤恳，逐渐跃升为中文部主任。
根据不完全统计，老海归中有至少80多人被打成右派，按1600的回国总人数计算，比例高达5%。要不是因为一些人受到了特殊保护，比例会更高。科学院上海分院没有一个老海归被打成右派。党委书记王仲良亲自去跟上海市长柯庆施争论，这些留学生是冲破阻力回国的，他们习惯民主生活，说话直率，建议和批评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都不能算反党，不能把他们划成右派。后来华东局和柯庆施同意，统统不戴右派帽子。实际上，整个科学院和中央对回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精神，但执行起来有偏差。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人：徐璋本。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都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念书，而且都是学导弹的，私人交情也不错。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1951年就回国了，钱学森1939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才回去。徐璋本1957年说“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之类的话，还要成立“劳动党”，被打成一类右派，经历了二十年囚徒劳改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徐璋本入狱后，钱学森去清华看望徐璋本家里人，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此事被极左分子知道，抓住钱学森的辫子不放，说他立场不坚定，思想有问题。1958年4月19日，钱学森向党交了一份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钱学森以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
我爸曾说叶先生思想活跃，和我爸讨论他的奇思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