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在海外的几千留学生，家庭和社会背景都不一样，有富豪出身，有布衣百姓，有国民党“官二代”，有书香子弟，大部分对国民党感到失望。解放军南下，饮马长江，全国即将解放的消息令他们振奋，所以“留美科协”很快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参加人数达七百多人。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回国的可能性，发行《留美科协通讯》。有人是下决心要回国，也有人怀着迟疑态度。《留美科协通讯》第七期列举了同学们提出的十二个疑问：
1/新中国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2/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
3/我们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地位怎样？
4/中共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
5/是否我们一定要受训以后才有资格做事？
6/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
7/我们在这里学的回国以后还有用没有？
8/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
9/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
10/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
11/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
12/会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路？
其他大家关心的生活问题有“可以听我们喜欢的音乐吗？”，“可以住在自己要住的地方吗？”，“夫妻可以住在一起吗？”，“人民币的兑换率是多少？”，“带回去的什么东西要交关税？”等。不少人出国前就是热血青年，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活动，比如佘守宪，在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担任小组长，出国前向党组织请示能否出国。到密西根大学后，积极配合“留美科协”，号召大家回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生物化学博士的焦瑞身一直犹豫不决，在党员唐孝宣（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硕士）的一再动员下才下决心于1955年偕同妻子关颖谦带着八个月的儿子回国。张庆年为了帮助大家做好回国的心理准备，与哥哥张祥年一起，自编自演了一出戏，内容是关于回国后可能在物质上、思想上遇到的困难。演出在同学会中引起了震动，但也遭到了左派同学的批评，认为这出戏会动摇大家回国的决心。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新闻硕士的刘祖慰，反对内战，觉得国民党是可以把中国治理好的，他的同学沈昌瑞拍着胸脯说，“国民党江河日下，共产党必胜！”结果，刘祖慰回国了，沈昌瑞反而留在美国没回去。
有些老海归结婚后并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地下党，比如在耶鲁大学学习音乐的黄飞立，妻子赵方幸46年就入党了，一直没有告诉他。贺其治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法律，自己是国民党外交官，妻子朱若华却是地下党员。李法西赴美留学时告别妻子陈碧玉，却不知妻子是地下党。朱夏同妻子严重敏一起在瑞士学习地理，严重敏1939年入党。李璞和池际尚1946年结婚后分别到英国和美国留学，池际尚1938年入党，二人约定同时在1950年回国（李璞文革遇难）。虞福春和田曰灵夫妇都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读博士，妻子1945年入党。唐明照和张希先夫妇在加州读书，丈夫是党员。郭挺章和吴琼璁夫妇分别是物理和化学博士，丈夫郭挺章46年入党，考取国民党公费留学，经组织批准出国留学，妻子全然不知。这些人在做回国决定时有“内助”，顺理成章。
其他留学的党员有田方增，巴黎大学数学博士；毕季龙，乔治华盛顿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李春辉，科罗拉多师范学院读历史；严中平，在英国进修经济；邹斯颐，哈佛大学经济博士；邹斯履，密苏里大学新闻硕士；侯大川，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吴新谋，巴黎大学数学博士；徐利治，剑桥大学读数学；陈鹤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刘静宜，伊利诺大学化学博士；张慎志，梅格拉斯特大学医学肄业；梁之舜，巴黎大学读数学；张兴钤，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博士。
对新中国怀有恐惧感而坚决不回国的也有。天体物理学家黄授书就曾说，我是美国天文学会会员，回去是要砍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1977年回国访问，心肌梗突发死于北京。
内战时期，高鸿业曾为美军当过一年多的翻译，出国费用由美军提供，为国民党在美国培训的空军当翻译。就凭这一点就让他心有余悸。后来读了个经济博士，快40的人了还单身，一直拖到1957年才提心吊胆地回去了。
詹锳出国前，曾在多所大学教国文，同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秘书，跟随国民党74军军长王耀武，在学校时间少，在军内时间多。1948年告别妻子儿女，在美国读了个心理学博士。因思念家人，抱着“既往不咎，知过改过，重新做人”的心理，1953年回国，以后被打成右派。
郭舜平1943年就告别妻子方超敏和三个孩子，跟随代表团在美国考察教育，这一考察就不走了，连读书带工作呆了11年。他一直不归的原因是心里有块阴影，“因1927年冬脱离了党，以后再未参加活动。虽绝未自首，从未参加反动党团的核心组织或小组组织，亦未尝损害任何同志，但究竟做了反动统治集团的帮闲者，因而时常怀疑党和人民是否还接受像我这样一个充满着资产阶级略根性的人。” 在美期间半工半读，靠美国国务院的补贴和教会奖学金读完历史博士。哥哥郭功邦因失职受到政府管制，被判劳教两年。他自己家庭没有受什么影响，三个孩子中，两个加入共青团，妻子在居委会工作，来信甚想念。1954年他壮着胆子回去了，老实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
冯玉祥的英文秘书汪衡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化名李同参与“留美科协”的活动，与侯祥麟等人一起创办《通讯录》，其目的是打入共产党海外组织还是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相信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就不得而知了。1950年与夫人杨绯一起回国，因历史背景深受迫害，最终都“查无实据”。
1950年2月27日，朱光亚（密歇根大学物理博士）在《留美学生通讯》第八期上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热情地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感染力非常大。有57名像朱光亚一样的铁杆回国派签了名。可是许多人的名字显得那么陌生，比如潘正方、彰淅、何泽民、顾汉英、施戍昌、余维玫、谢震亚、邱芮镇、吴增萍等等，有一半人的名字查不出任何与留学有关的资料。他们放弃回国留在美国了吗？还是他们从事绝密的技术工作，至今不能公开露面？还是政治运动中被抛弃了，走进了劳改农场、牢房或者地狱？知道和认识他们的人应该拿起笔，讲述他们一个甲子的漫长的故事。
到了1951年夏，“留美科协”的骨干大都已回国，加上美国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个组织，施加压力，“留美科协”宣布自行解散。“留美科协”的700多会员中最终有182人回国了，其中61为成了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