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西
记下心的历程 纪录当下
乙巳年某月某日，我出生在雪峰山北麓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家庭。我出生时，上面已有一个长我两岁的哥哥。他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长曾孙，应该是被翘首期待的，至于我，父母心里其实希望是一个女儿，毕竟等他们老了可以成为疼他们的小棉袄。当然，祖母、曾祖父从家族的香火兴旺出发，还是希望男丁多多益善。这个老二，也就决定了我以后在家里的地位。
我出生的具体时间被认为是寅时，因为那时在乡下没有钟表，计时不准确，只是认为，在母亲生下我之后，等洗理完毕就已天亮，应该是寅时。反正一个时辰管两个小时，应该不会离谱。但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这对于我又很重要，这是生辰八字，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每逢遇到重大事情，都会拿出生辰八字来算一算。比如说亲时，就会拿我的八字与女方的八字相合，如合不到，这门婚事就会黄，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既然没有感情基础，谁也不会冒八字不合的风险。
我的出生地“官溪”，其名字由来没听人说起。但我推测，这与我们家族的传承有关系。据家谱记载，我们张氏一族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的后裔，张栻也因此被称之为湖南宁乡张氏的始祖。而张栻之父张浚是南宋著名的中兴大臣，曾在宋高宗、宋孝宗两朝为相，力主收复中原，由于未能完成夙愿，临终前嘱咐儿子：“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因此，他死后没有按照古人的习俗葬于四川绵竹，而是葬于宁乡丰林乡龙塘之原。此后，子子孙孙就为他守墓于此。到南宋理宗时，由于重视理学，将丰林改为官山。官溪的得名，可能就是与官山相对应，以示不忘祖宗。我作为张栻的第28代孙，在安化已居住了20代，在官溪已有10代。
我出生时，家里有曾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姑姑和哥哥七口人。我们家本是一户以作坊碾米为生的家庭，这种碾米以水力为动力推动磨盘转动，达到谷糠和米粒的分离。所以这种作坊的选址都要靠近小河边，以取得水源。待米粒从谷壳脱离后，用风车将大米和谷糠分开，然后再用吊筛把大米中尚未脱壳的谷粒筛选出来，这是一个既费力又需要技术的活，全家就祖母和母亲会这活。每碾两箩筐稻谷，收取一升米（约1公斤）的加工费。由于这个工价为邻里乡亲所熟知，因而，有爱占小便宜的人为此特制两个大箩筐专门作为碾米用，而其他人在碾米时，也借用这两个特制的大箩筐，其实就造成了工价的变相下降，但我们家无可奈何，只得认了。只是苦了祖母和母亲两人，又要多费很多力气。特别是夏天天旱时，水力不够或者没有了水力，只能靠人力了。当然，偶尔也有好心人，看到这婆媳俩体力不够，来主动帮手的，但全村就那么两三个，大多数人只是坐等。也正是这一小作坊，可以维持全家大小的生计，同时又使我们家在土改时只划为了中农成分。到了60年代，由于有了苏联老大哥帮我们修了被称之为“湘中红宝石”的大型水电站，村里通了电，有了电力打米机，我们的作坊被淘汰了，全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来养家糊口。
听说曾祖母病逝于1961年。我们原来的旧居是商住连在一起的，第二年父亲就将原来的住宅部分拆了，在此基础上新建了一栋纯木结构的，有4间卧室、1间堂屋和1间厢房的典型安化民宅。1963年，我哥哥出生。
我出生后，曾祖父还曾用他的拐杖摇过我的摇篮，后来不小心把拐杖摇断了，他还痛惜得哭起来了。于是，奶奶赶紧找来麻绳，将折断了的拐杖缠好，能将就重新使用，曾祖父才转哭为笑，真是老小孩一个。当年农历七月，曾祖父就以80高龄逝世。由于当时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破“四旧”，没有给曾祖父做佛家的道场礼，就草草下葬了。
还在我蹒跚学步时，有很多在家门口的小河漂流坑木的人，晚上借宿在我家，按现在的说法，我家就是农家乐。当然，我家不可能有这超前的观念。但农家是实实在在的，至于乐嘛，就靠我蹒跚爬走的保留节目，把他们逗乐了。奶奶说，反正我小时候爬走的姿势很特别。真恨当时家里人没眼光，没有继续发挥我的特长，将我培养培养，说不定我也能像赵本山一样可以开始“卖拐”，从而走上中央电视台，红遍全国。今天也可以来一个 “阴阳合同”，成为有钱的任性一族。但无论怎样，从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来说，爬行有利于脑的发育。所以，我想幸亏在蹒跚学步阶段练过爬行，否则，我不知笨成什么样。
1968年农历5月，弟弟出生。在我家堂屋中，我看到同村的一个族伯，用锅上的黑墨涂在父亲脸上，以示喜庆。下半年，叔叔同婶婶结婚。为了迎娶婶婶，父亲专门去买来了一头猪，以准备酒席之用。我看见猪被宰之后，被屠夫吹得滚圆，然后用开水烫，煺出毛。在婚礼当天，从同村借来很多被子，以备客人留宿之用。母亲在忙于婚宴，我就像脱缰的野马，趁机在这许多的被子上玩起了孙悟空似的跟斗。事后，母亲发现我因此着凉，而生了不少冻疮。此后每到冬天，我都会或多或少地生一些冻疮。
1970年春季，我哥开始上学了，从此我这老二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也开始受到家里的待见。从前什么事情，家里第一个考虑的是我哥，理由是他是老大，以后可以轮到我。我还记得学法语时，老师为了训练我们的口头表达能力，让我们分组讨论“当老大到底好还是不好”的主题。现在想来当老大的好处太多了，除了基因上有先天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后天老大得到的机会更多。看来，投胎真是技术活，下辈子我一定要早点投胎。其实，当时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大人走亲戚时会捎上一小孩。以前都是我哥去，现在终于可以考虑我了。在这上升的地位上，我做了三件记忆深刻的事。
1971年农历正月，我终于可以陪着奶奶，严格地说是奶奶捎上我，去给太姥爷、太姥姥拜年。太姥爷家住在另外一个乡，离我们家有约二十里路，中间要爬一座大山。一开始，我很兴奋，总是跑在前头等奶奶，奶奶由于有一双“解放脚”，走得比较慢。到爬山路时，我和奶奶已经同步了，还时不时地在石阶上坐下来休息。但到最后，尽管我使出了吃奶的劲，也跟不上奶奶的步伐了。到了太姥爷家，我的辛苦没有白费，太姥姥给了我最喜欢的荷包蛋。叔太姥爷们、舅祖父们，每家都给我们做了一大钵的腊肉，而我每餐都是把它吃了个底朝天。只可惜，那时我不知道这种腊肉是湖南的两大名贵腊肉之一，就把它狼吞虎咽地倒进了我的胃里，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尝。而我的胃也好似那八百里洞庭湖，永远也填不满。能当家里的老大，跟着大人走亲戚的感觉真好，不光长了见识，还解了馋，享了口福。
第二件事，就是当babysitter。平时这份活是奶奶干的，但到了清明前后，正是收春茶的季节，这活很适合妇女干，所以，奶奶是一定要去参加的，那么照看小堂妹的活就交给我了。这叫权利与义务的一致，不能只享受当老大的权利，而不尽义务。我的报酬是婶婶每天给我一个鸡蛋，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土鸡蛋。其实，我也没有吃这鸡蛋，而是乖乖地把它上交给了母亲。我发现这babysitter并不好当，我堂妹一个劲地哭，无论怎么摇那个摇篮（其实三四年前我还睡在这个摇篮里），她就是不睡。所以，每当下午快收工时，我总是检查小堂妹的眼睛有没有哭红、哭肿，生怕有什么差错，婶婶不满意，把我那个鸡蛋的工钱扣掉。幸好，我担心的事从未发生。
第三件事，就是我当家做主的一件事。我婶婶同村的一个人到大队加工厂榨茶油时，由于所带器皿不够，到我家借了一个竹筒来盛油。我作为住家的最年长者，做主把竹筒借给他了。可没想这竹筒有去无还，我婶婶回娘家打听，也没有找到此人。我则是被实打实地骗了一回。这虽然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骗，但我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以后总是不断地小骗连大骗。这也许是我的秉性使然，对人少了提访心。
1972年过完元宵节，我正式开始上小学，接受文化教育了。之前的这七年的摸爬滚打，应该算是我接受的学前教育。现在的留学生在申请留学时，如果出生在农村的，都把农村描述成山青水秀的美好风景，说是这样的环境陶冶了他们。我生长的环境，尽管也不缺青山秀水，但我没有那么早慧，当时根本感觉不到受到了什么陶冶，相反，我还向往有着轰鸣作响的机器和冒着浓浓黑烟的工厂的外部世界。
相像着一头猪被吹成气球的样子，好神秘的感觉！
过去的人结婚早。所以，你可以跟着奶奶走亲戚。可能也是长子长孙吧。我都没见过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