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西
记下心的历程 纪录当下
我的考研路之一
考研是我人生的又一大转折点，虽然它一次成功了，但一路走来也经历了风风雨雨。考研的准备从大学时期开始，后来又延续到工作岗位上。在专业选择上，从最初的哲学专业，到政治学专业，到民法专业，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了我最初的哲学专业。在对待考研的态度上，从大学期间的满腔热忱，倾注全力，到工作岗位上的为形势所迫，再到上研究生前的不情不愿。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走上了这条路，也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对于考研目标的确定，我也是经历了很多周折的。
上大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确有一种躺在成功的椅子上睡大觉的想法，似乎迷失了奋斗的方向，直到1985年81级同学的考研打了一个翻身仗，比上几届的每年考上一至两个多出了很多，才使我猛然警醒。他们的喜讯，极大地触动了我，我觉得我不能再这么昏昏噩噩地混一张大学文凭了，必须要求上进，谋发展。当时考研似乎是为数不多的向上发展之路，81级树立的榜样，使我看到了这条路并非遥不可及。当我为此征求82级谢师兄的意见时，他也指出考研其实并不比考大学难。于是，在第一次胃出血康复后，我正式树立了考研的目标。
虽然离87年的考试还有一年半时间，但时间稍纵即逝，我必须提早准备。为此我争取了我班85年暑期的护校名额，利用守校的这段时间，可以留在学校学习。我还放弃了班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工作，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一心一意地学习。再者，我还向已毕业参加工作的好友借了钱，买了一本《新英汉字典》和其他一些英语学习的资料。此外，还专门买了一双足球鞋用来踢球，锻炼身体。
选定专业方向和导师，是考研必须迈出的第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翻阅上一年的招生目录，当然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但更重要的是去图书馆，找一些学术杂志，通过阅读文章，来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和导师。我物色了两位老师。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袁贵仁老师，阅读了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文章，我对他很是佩服。还有一位是复旦大学的王沪宁老师，他发表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文章，我觉得很有见地。在这两位专业截然不同的老师之间，做出取舍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只能选其一。最后，我还是选取王沪宁老师的政治学专业，因为我觉得哲学太高深，走这条道会很艰辛，政治学则相对要通俗很多。
其实当时考研最难的是英语，因为以前对英语不够重视，大家的英语底子都很差。自我们这一年级开始则稍有好转，其中主要要感谢高考指挥棒，是它第一次将英语百分之百计入高考总分，因而全体中学生开始重视起来。因此，所谓考研，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用来准备英语，至于专业课程只是顺带留心，到考前再来一个最后冲刺。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已从农村转入城市，进入到攻坚阶段，我们大学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学校允许我们“旷课自学”。这在给我们准备考研的同学提供了充足时间学习的同时，也给那些意志力不够强的同学也提供了偷懒之机，他们可以借机旷课睡觉或做其他的。其实，人天生是有惰性的，我也以此为借口逃回老家一周。其中在益阳市中转时，还遭到谌师姐的猛烈敲打：“你这样四处游荡，还想考研究生？”。于是在我回到学校后，才重新收起惰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去。
然而，1985年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紧张学习之后，我的又胃感到不适，老毛病又复发了，我也因胃的再次出血，被送进了长沙市四医院住了两周的医院。在7个月的时间内，我的胃经历两次了出血，这引起了主治医生的高度重视，他决定送我到省肿瘤医院去做一个胃镜检查（因为当时该医院还没有这套设备）。听到“肿瘤”两字，可给我吓坏了。当我去取检查报告时，上面的“未见CA”四字，更使我觉得病情已很严重，自作聪明地认为，医生刻意我隐瞒了病情。于是，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当医生建议我到外科去做手术时，我毅然接受。是系里的学生干事来到医院，否定了这个方案，才使我留住了这个胃。后来，我虽然从医院出来回到了学校，但我仍疑神疑鬼，写了一封长信回家，将我的所谓“严重病情”，若明若暗地告诉家里。收到信后，母亲可急坏了，她恨不能立马飞到长沙。在经过了仔细研究后，家里决定先派叔叔来打听情况。当我在校园里，见到叔叔和长沙一个远房的爷爷来探视我时，我觉得事情闹大了，我真不应该这样，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后悔死了。作为一个男子汉，我应该坚强，替母亲分忧，而不应该再去打扰母亲，让母亲添忧。其实胃溃疡病，需要很好地保养，使溃疡的伤口愈合，否则是很容易引起胃反复出血的。而我在经历了第一次胃出血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再加上紧张的学习，那么在短时间内旧病复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经过了两次的胃出血，我的身体变得更虚弱了，抵抗力也下降，很容易感冒，时不时地感到周身疼痛。我不得不调整我的人生目标：混张文凭，早日毕业。我的考研梦想，刚开了一个头，就这样不幸地流产了。
1987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郴州一所大专院校。最初的一段时间，作为青年教师，我的教学工作不多，又没有其他任务，我戏称为“养老”。这所学校位于号称“天下第十八福地”的苏仙岭下、郴江之滨，的确是养老的好地方，遗憾的是我还未到养老的年龄，至少我还要晋升职称。评职称尽管眼前不迫切，但我明显地从老教师那里感觉到了它的压力。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晋升中级职称，进修五门研究生课程也成了必要条件之一。我对此很有看法，就一个讲师嘛，干吗非得这样，况且研究生课程同研究生还不是一回事，与其要进修五门研究生的课程，还不如去考一个研究生。萌生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开始将大学学的英语重新捡起来。1989年，同我一起分到该校工作的两个同事考上了研究生，这使我重新燃起了考研的理想。
考验的目标在经历了三年的放弃后，就这样被重新确定下来了。以后的任务就是坚定地朝着个目标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