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愚
经历，感悟，思考，探索
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吕述祖
〔李磊落，男，１９４５年生，北京人。在北京师大一附中上中学。１９６３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９班学生。校乒乓球队运动员。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在湖南常德参加群众武斗，乘车转移伤员时，遭遇机枪扫射致死。殁年２２岁。孙怒涛编辑〕
李磊落是清华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著名学生之一，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文革，在清华大学乃至社会都有十分广泛的影响。磊落是我中学的同学。从初一到高三（１９５７－１９６３），六年一直在同一个班，也一直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从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的小屁孩儿，到青春期萌动男孩子之间说悄悄话，再到高中时自以为已经是个大人而轻狂地评谈国际大事和未来，我们一起经历了从儿童到少年的转变。我们一起打乒乓球，踢足球，一起解数学难题，也一起经历了现在想起来极为荒唐，但又是特别有趣的一些历史事件，比如大炼钢铁、拆城墙、打麻雀等等。在我心里，磊落永远还是一个青春永在，有才华，有魅力的翩翩少年。磊落悟性好、聪敏、为人真诚、善良、勤奋，从初一到高三，他一直是我们班里品学兼优最好的学生。
他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香炉营头条的四川会馆，一个大杂院里。谭天谦的家就住在他们家的旁边，所以是常客。前年的一天，谭天谦到我家来聊天，说起李磊落，他说：述祖，你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吗？李磊落家里就是那个样子。磊落的家境不好还不仅是像一般工农子弟家庭经济上的穷，而更是政治上的底层。他的父亲可能是属于所谓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吧。好像是他父亲先到了延安，但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又跑到了国民党的一边。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磊落的父亲就吃了不少苦。李磊落的妈妈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她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她那微薄的工资和弱小的身躯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家里原有五个孩子，李磊落是老二，大哥李光明为了给家里分担负担，只上了个技校，就早早地到首钢工作了。还有弟弟李虎和两个妹妹李玉凤和李莉莉，后来又生了一个小的弟弟。家里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不过那时候父母总算还有一份微薄但稳定的工作，他们都是在西城区肉食加工厂（即原来的天福号）里做四川酱、泡菜的技师。这个厂就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
我想，正是由于家庭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李磊落的内心里多少有一些自卑和愤懑，但他骨子里又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人，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心里有雄心大志，而且内在有着足够的才华和智慧来支撑这种傲气，这就使他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不断的闪光发亮。在另一方面，磊落也很早就展现了他诚实，乐于助人的品质，他无愧是一个真正德才兼备的苗子。
转眼就到了高考。磊落考得非常好，理科文科俱佳，不仅进了清华，还得到了蒋南翔校长的接见。清华那几年有个惯例，每年秋天开学不久，蒋校长就要会见新生中各省市的高分状元学生。据说我们１９６３年入学的全部新生中仅有八位同学获此殊荣。磊落就是其中之一。
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是共和国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也是我们青年时代里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政治运动相对较少，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供应转好。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憋了多年的怨气会在１９６６年的夏日里突然爆发，革命终于来了。年轻人，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一下子拿起笔做刀枪，被伟大领袖推到了前线，心甘情愿地当了炮灰。
还记得刚听到广播里传出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心情十分激动的情景。６月２日立刻骑车去了北大看大字报。回来看到宿舍楼下已经贴了不少大字报，就和同班的L同学一起在七号楼东头贴了一张质问蒋校长的大字报。那时候的心是特纯的，几乎是未加思考地响应号召。假如我们当时稍微多一丝心机，稍微瞻前顾后一些，或是想到反右的后果，这张大字报也就不会写了。东区这边印象最深的是郑聪来、钱民刚和汲鹏他们的那张大字报。６月１０号以后，工作组进校，老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６月１９日，薄一波和蒯大富在科学馆前短兵相接，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场对话，并在当晚根据记忆把这次谈话写成了大字报，贴在了在大礼堂前边的东侧。后来我才知道，这篇大字报成了记录这个事件唯一的历史档案，也成为我在文革中被历史保留下来唯一的文字。６月２４日和６月２７日大礼堂的两次大辩论，蒯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之后全校反蒯，围着新斋游行喊打倒蒯大富！，我也是其中一位。但心里对蒯的超硬骨头已经十分佩服，心中对工作组的疑虑也在班里的同学中多次谈过。幸亏我们班的同学还比较善良，没有喜欢整人的小子，否则我可能也会倒霉。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作为年级少数派代表之一有幸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布了撤销驻校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先后讲了话，中心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突然在主席台左侧出现，招着手慢慢地从左侧一直踱到右侧。此时全场轰动，自发地喊起了毛主席万岁，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个疯狂时代的起点，我们心里都被种植了真实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可当时的我们却都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愚昧的崇拜后来会成为几乎摧毁中国的动力。
清华园从此风起云涌。８月２日李磊落成了清华园的孤胆英雄，他以一人之力在大礼堂对抗一大群气势汹汹、宣扬血统论对联的中学生老红卫兵。那天的场面我没有见到，都是听大家叙述的，知道他是被那帮老红卫兵赶下台的。磊落之勇气，令我为之骄傲，也有些为他担心。若干年以后，一位当天挤进了大礼堂的女生嫁给了我，她亲眼目睹了李磊落上台辩论的全景。所以关于这次辩论的细节都是后来从她那儿知道的。那一天，清华大礼堂的舞台已经完全被身着一身褪色军装的老红卫兵占领，他们高声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台下的大学生们似乎是被这种红色恐怖的气氛镇住了，都在等着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唯一有勇气敢于上台反驳和辩论的是李磊落。他企图用自己的例子来证明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是革命者：我的父亲去过延安（热烈鼓掌）但是他后来他脱离了组织，跑到了
说到这里，台上的老兵就开始不断地打断磊落的讲话，磊落则抓住话筒坚持继续讲下去，但终因寡不敌众，话未说完，磊落就被这帮老红卫兵赶下了台。虽然只有几分钟的亮相，磊落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却给清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我才从和他同宿舍的同学处得知，磊落为这次辩论事先做了准备，查阅了很多书和资料，是有备而来。但是秀才遇见了兵，就根本没有机会讲理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狂热地摇着小红书的红卫兵。磊落在这以后断然剃了个光头明志，以表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８月２４日以清华大学高干子弟学生贺鹏飞、刘菊芬等人为首，北京市中学生革军革干子弟为主力的老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杀进清华园，拆毁了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殴打和侮辱学校和各系的黑帮和老教授。我不仅目睹了二校门强拆的整个过程，还在东区看到了打人的情况：几个不知道哪儿来的中学红卫兵，押着无线电系李传信老师等人，一边走一边挥舞着带有铜头的皮带打，李当时已经是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这是文革中我第一次看到随意打人的情况。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在新建的校史馆三楼，看到有一个专设的杰出校友榜，我竟发现贺鹏飞将军的名字也赫然榜上，这实在是让我惊讶无比。
红八月来了，一帮披着褪色黄军装的少年狼杀到了社会上，抡着牛皮军腰带，玩儿起了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力游戏。五十年代，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拆了北京城，他的手下也占据了京城众多最好的大宅院，但还没有敢于在京城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这一次，在毛泽东的阳光下，老红卫兵为保爹保妈，痛快淋漓地来了一次都市版的湖南农民运动。从北京到上海，天津再到全国，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就在一个光荣的口号下上演了，其规模比当年纳粹虐杀犹太人的惨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洗劫，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完全不能想象，因为这些年以来，涉及文革历史的文字作品就越来越是一个禁区。影视作品也大多对这一段历史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不过咱们的冯小刚导演不久前倒是至少两次在公众场合发出要防止文革再现的呼声。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新富起来的大款们对文革的恐惧可能主要是源于红八月这一段历史。光天化日之下的肆意打砸抢掠，抄家劫财都被当局纵容，打死阶级敌人则被看作是革命行动。小将们深信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狠上加狠，在红色的激情下，人变成了狼，人性中的恶取代了善，仇恨也取代了仁爱。据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日报》一篇文章的说法，仅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中，北京城里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达一千七百七十六人，其实民间统计的人数还要高很多。这差不多就是平均每天都至少有六十个人左右被活活打死！还不算被打伤打残的人，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情况？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类似的历史，让无辜的百姓如此遭殃而不加制止？磊落的父母就是在这些天惨遭不幸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否被统计在列，但他们的遭遇在北京却显然有一定的典型特征。据谭天谦告诉我，是磊落父母工作的西城区肉食加工厂有人向外面的红卫兵通风报信，说他们那儿有国民党。红卫兵于是立即杀到，磊落的父母，本来就已经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茹苦含辛地拉扯着一大堆孩子，已经是万分艰难。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脱红色的革命风暴。双双被活活打死（也有一说是一个被打死，另一个寻了短见），一个家庭的天就这样塌了。２０年以后，改革开放，磊落的叔叔从台湾来到北京，还亲自到该厂去查问，想知道个究竟，结果是该厂的领导打哈哈，含糊其词。最后找到台联办，下了个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
据了解，在北京市的这一场浩瀚的虐杀运动中，真正下手最狠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一些军队出身的子弟，他们生来就具有一身霸气，对阶级敌人绝不手软是这些子弟从小就渗透到血液里的东西，他们打人的时候可能以为是正在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在英勇杀敌。我们看到的中学老兵里不乏这一类人，甚至连清华的大同学之中也有此类。蒋南翔校长讲过，他对在文革中所有对他施过暴的人都可以原谅，唯独一位M姓的清华同学，他不能原谅，因为这位M某曾把他的老母亲吊起来！据知这位M某人乃革军子弟，也是拆毁二校门的绝对主力。至今，我们没有听到过他有任何悔意。打人下手狠的另一种人就是在血统论的鼓动下，在红色恐怖的高压下，一心想表示自己忠心的小市民或平民子弟，其中也的确有不少本来就品行不端而趁火打劫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既可悲又可卑的行为。当然在这些行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这些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领导们，除了最高统帅以外，他们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具体的主要责任。不能不承认，几千年封建社会培养起来的奴才文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告密，这种人类公认的卑鄙行为在这场疯狂的暴力运动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有事向组织汇报逐渐成为要求进步，取得政治上信任的捷径。从小学开始，我给你告老师就成为好学生的一种极具威胁性的语言，也是老师所鼓励的行为，尝到甜头的孩子逐渐就有可能把简单的揭发变成诬告，乃至从小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个陷害忠良的技巧，一个政治上受益的手段和捷径。可见，我们的教育从娃娃开始就在培养告密者。经过反右等历次运动，到了文革，告密在中国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人们不得不防范身边的每一个人。往往是仅仅因为一点私怨，一点嫉妒，就可以用政治上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手段得以报仇雪恨。告密者不一定会料到后果竟如此严重，也可能后悔莫及。但在那个时代，一念之差，一丝恶念，就会轻易地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乃至性命。在革命的旗帜下，卑鄙已经完全被粉饰成了光荣。
据统计，北京市在红八月中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我的父母和亲属多为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以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了洗，但幸好当时都还算暂时保住了性命。这里有很多我不愿提起的悲惨故事，请恕我在此不表。只讲两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算是插两句题外之话。我的大姨夫巢章甫是民国时代颇有名气的金石墨客，也是张大千的得意门生，５０年代初就英年早逝。大姨则一直孀居天津，家里收藏有很多名人字画，仅张大千的就有十二幅，红八月时全数被红卫兵洗劫。后来虽然落实了所谓退还抄家物资的政策，可这些字画却都不知下落，毫无踪影。据表姐讲，李瑞环在天津时还特别将此立为大案追查，也没有任何结果。到了本世纪初，各地拍卖成风。有一次经朋友通报，得知北京某处正在拍卖的字画中有一幅是文革中被抄走的原来自己家里的东西。表姐赶到那个拍卖会，讲明自己才是这幅画原来的主人，并以画的落款等为证。表姐表示仅想了解一下这幅拍卖画的来路，却被以拍卖行业的法规为借口而拒绝。她最终仅被允许在自己家的这张画前照了个像留念而已。我祖母和父母家被抄走的名人字画，包括齐白石，陈半丁等人的作品，也都同样是无影无踪的下场。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都只拿这些故事当个笑话说说罢了。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另一个姨妈，母亲的妹妹，我叫她阿姨。姨夫也已故去，三十年代留学德国，那时他们新婚燕尔，所以两个人也借此玩遍了欧洲。回来时当然带了不少纪念品，其中包括一大堆各国的硬币。红八月一来，到处抄家，阿姨也吓坏了，先是自我革命，把钻戒首饰冲进马桶，把能自己砸烂的东西都亲手砸烂，就这一大包沉甸甸的外国硬币不知如何处理，于是托付给我，让我找机会扔掉。我当然也不敢把这东西带回家，只好背着沉甸甸的包回到清华。先是藏在我宿舍的小课桌里，过了几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乘无人之际，我像做贼一样，偷偷地把这包洋钱扔到了新水利馆北的万泉河中。所以，今后要是有人在那河里捞出洋钱来，请告诉他们，那是俺存在那儿的。
红八月以后，社会上突然多出来一大批牛鬼蛇神和由此衍生的狗崽子。如果你属于这一类人，你就算是完蛋了。我的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职员，父亲以前一直算是高知，家里的生活条件也一直非常优越。这一次，北京女十中等两个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先后两次洗劫我家，互相比着看谁更革命，于是尽其所取，一次比一次彻底。我的家也就因此变得是家徒四壁了。两次抄家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在清华园里，我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的家里已经产生了变故，内心苦楚，却又要表现出没事一样，以免被人认同为出身不好乃至打上个狗崽子的标签。我于是有一种心理上的恐惧。在此以前，我还满怀激情的和同班的王明贵，张德风在反工作组运动的初期跑到新斋找到刚解禁的老蒯，采访他，了解内情，写出了一篇有根有据的大字报《蒯大富是我们的好同志》，这也是清华园里最早敢于为蒯大富翻案的大字报之一。可这时，家里出事以后，我更多地感到了一种无形的阻力。我退缩了，消沉了，从一个积极参加文革的人沦落为一个半逍遥派。我的好友加战友王明贵曾当面质问我：你怎么愈来愈没有棱角了！，我无言以对。
与我相反，李磊落尽管家里的变故比我大，突然失去双亲的打击应该是山崩地裂的。狗崽子的帽子也实实在在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可他还是那么顶天立地，似乎没有丝毫的畏惧，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文革之中。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江林的笔名。校园里，看到他的时候总是斜背着个小军包，忙忙碌碌。我知道他是打落水狗战斗小组的主力，后来又见到他现身于井冈山的主席台上，有时在李敦白的身旁，也有时在老蒯的身后。由于长时间说话太多，又过于疲劳，他的声音也总是沙哑的。我很有些惊讶，也一直为他捏一把汗。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磊落会如此忘我地乃至视死如归地投入文革。物９的郭光炽也和我中学同班，住８号楼，两个人不仅住的近，观点也很接近。当时他的和我的父亲都已经被劳改，家里都有了变故，但两人都心照不宣。我们常常会聊起李磊落，都觉得他已经是老蒯智囊团里的上层人物，也觉得磊落有些豁出去了的劲儿，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激进。有一次我和郭光炽一起去钢院看大字报，顺便去看了中学同班的女生肖枚英。没想到一见面，她就告诉了我们一个让我们震惊的消息。原来我们另一位中学同学陈（廖沫沙之女，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被新北大公社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藏身在肖枚英的宿舍里（肖是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住，两个人一个房间，这时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经回国，空了一个床）。肖枚英周末进城回家了一次，等再回来时，只见宿舍门大开，已不见陈人影，只有门口留下一只拖鞋。原来新北大公社的竟追捕至此，后来还惨无人地道把她装在麻袋里殴打。陈曾是一位非常优雅而又有教养的女孩，文革的暴力给了她极大的刺激，十几年后，我在东四路口偶遇陈，此时的她已变得精神恍惚，让人难以辨认。
经历了恐怖的红八月之后，血统论取得完胜，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砝码。年轻人中有相当一批人的家里产生了变故，家被抄，父母被斗，被劳改，被遣返原籍。更厉害的，就像磊落一样，父母被迫害致死。这些人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就是和我一样，变得消沉。红色恐怖的高压和自身的懦弱使得我们选择这种方式来自保。
第二种是以江湖中传说的北京顽主边爷边作君和小混蛋周长利为代表的揭竿而起派。他们人数极少，本来就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在看到自己的父母受到无端的迫害之后，敢于武力反抗，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的极少数的几个勇敢的人。这些人完全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理念，有的只是在被逼到绝路上以后本能的反抗。
第三种就是像李磊落一样勇敢地投身于文革的年轻人。他们坚决反对血统论，试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绝不是什么混蛋，他们误以为在毛泽东的阳光下，文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寻找真理的大舞台。他们之中的典型悲剧人物就是遇罗克。这些人中，包括遇罗克在内，其实几乎无人敢于挑战伟大领袖的权威，他们都自认为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孙耘兄在他回忆磊落的文字中提到了李磊落和北大附中的学生朱彤之间的友谊。朱彤的父亲是反右运动中蒙冤的葛佩琦先生，所以到了文革中朱彤就很自然的成了狗崽子，红八月时他遭到无端暴打，但他并不甘于此，也和李磊落一样仍然积极地参加文革。虽然一个是中学生，一个是大学生，两个人却有着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勇气，这使他们成为朋友。朱彤的姐姐朱凯（葛希凯）恰好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于是传给她孙耘关于磊落的文章一阅。为此，他们姐弟俩还专门越洋通话了一次。提及往事，朱彤仍然十分感慨。说他认为李磊落有朝气，阳光、向上，不背家庭包袱；头脑聪明，知识面广；谦虚，能团结人，有人情味，有威信，所以对磊落十分尊敬。朱彤后来一直记住了李磊落的一句话：认识世界，认识别人，同时也认识自己。顺便说一句，经与朱彤核实，说他把像章别在肉身上的事是误传，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确有他人如此（如清华附中的郑义。在那个年代，一些所谓的狗崽子，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不得不用一些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这并非个案，确有一定的典型性。
到了一九六七年，大串联渐渐地走了样，很多同学借此机会回家了，或是走出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大串联变成了大探亲，大旅游。可还是有不少人坚持只走正路，不走邪路，坚持认认真真地干革命。磊落就是这样的人，下四川，奔湖南，心里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想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突然有一天，我们听到了传来的噩讯，磊落在湖南常德因保护解放军，遭到伏击遇难了！他遇难的经过可以从孙耘兄的文章中读到：
夜半时分，有人说东门外专区医院有我们的伤员，处境危险。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转移伤员。在组织掩护队伍时，李磊落对我说：你留在这儿，我去。他随即跳到车踏板上，挥手高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干什么来了跟电影里做战前动员的场景一样。我看他站在车头踏板上很危险，让他坐里面，他却说：我至少可以保护解放军司机。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军分区，大叫：不好了！首都红代会的人被打倒了。我急忙组织一队人前去解救。车到东门附近，我们步行搜索，隐约看见街心俯卧着一个人。我跑上前去，抱起来翻身一看，正是李磊落，只见他肩颈之间硕大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淌。此时是８月７日凌晨一两点钟。
当得知磊落遇难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清华同学里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我根本没有想到磊落会是如此的英勇，他的遇难会是如此惨烈，这种情景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场战争中的任何一个英雄场面媲美。他是如此的视死如归，已经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当年的我们把他视为绝对的英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团总部为他及另一位在外地遇难的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也代表李磊落的中学同学参加了治丧活动。
我们师大一附中的同学们得知这一消息也非常震惊，磊落是我们之中最杰出的一位，如此年轻就早早地离我们而去，我们都深深地感到心痛。在京的同学们聚集到清华园表达我们的哀思，一部分人后来还到磊落的家里去看望了他可怜的弟弟妹妹和哥哥。
大哥李光明无疑是当年中国最苦难的男子之一。父母被迫害双亡，最有才华的大弟弟又突然遇难，面对四个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政治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幸亏还是有不少有同情心的人向这些兄弟姐妹伸出了援手，其中也包括不少清华的同学和师大一附中的同学，这才使他们渡过难关。
２０１３年初，磊落当年的战友孙耘夫妇请清华校友会开出官方证明，跑到椿树派出所，又转到西城户籍大厅，终于找到了磊落在北京的四个弟弟妹妹。并得以在春节前与他们见面，即李虎、李玉凤、李莉莉、李健。大哥李光明还在承德上班，尚未见到。据孙耘兄讲，他们一家和睦团结，各有所成，让人十分欣慰。在交谈中，他们还提到了很多附中同学对他们的帮助，特别是还清楚地记得马淑华的名字。为此，兄妹四人还特地唱了一首歌感恩的心。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口袋里有钱了，日子也的确好过多了。我们今天怀念磊落，不仅仅是痛心而已，更要反思文革那个恐怖的年代，特别是通过李磊落个人的故事有所思考。
第一，磊落的死是无比壮烈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最高贵的无私、无畏的品质。但是今天看来，他的死又是毫无价值的，仅仅是在两派武斗中的无谓牺牲。磊落无疑成了文革中最闪亮的一个炮灰，这是我们今天最为惋惜的一件事。从孙耘兄的文章里我们了解到，李磊落曾经讲过：对毛泽东要崇敬到崇拜的程度，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据孙耘文，此言可能最早源于柯庆施。蒯大富也说过：李磊落那段相信到迷信的话是李敦白告诉他的，当时觉得精辟极了。），由此可见，在那一场无与伦比的造神运动中，磊落已经和千千万万个狂热的年轻人一样，把忠于毛主席作为了一种信仰，他完全把毛泽东看作了神。这种看法当时被看成是先进的和神圣的，可见当时我们已经被洗脑到了什么程度。我知道磊落本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思想活跃，很有见解的人。他之所以讲出这样的话，就在于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而且专制的社会里，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思维空间受到了完全的约束和禁锢，甚至被剥夺了了独立思考的权利，整个国家只允许有一个人的声音，高度的集权专制＋封闭的社会使我们陷入了无限崇拜和迷信的泥潭。在这样一个只允许一个声音的封闭体系里时，思维就会成为负担而不是动力，反而会给你带来麻烦，这和当今北朝鲜的政治生态环境十分类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打破禁锢主义的过程，如果磊落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外面多样化的世界，有自己的思考，他一定会十分后悔当年的自己是多么单纯和幼稚。马克思没有见到过真正的资本主义，所以他的主义只不过是空想；毛泽东也没有见识过现代工业社会，所以他的思想也不可能对今天的中国有正确的指导意义，经济上如此，政治上更是一样。中国要寻求不断的进步，就需要不断地解除思想的禁锢，真正地融入世界，接受人类共通的普世价值。只有如此，迷信和政治愚昧才没有生存的土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从只允许一个声音到只允许一种声音或只允许一些声音的进步，要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迸发出来，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好声音。
第二，革命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磊落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父母则是所谓的反革命，一场革命的两个极点，父母和儿子却都倒在了文革的屠刀之下，可谓殊途同归。一个家庭就这样毁了。文革中，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悲剧故事在上演着。被毁灭或毁坏的不仅是千千万万个家庭，而更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磊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本应是国家的栋梁。如果能够活到今天，他必然对国家，乃至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他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教授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是文革让我们失去了他，也让中国失去了他。暴力革命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往往是非常持久和深入的。远远不止是表面上的伤痕。吾辈必须对文革有深刻的反省和彻底的否定，我们的民族也必须从根本上防止它的重演。
第三，磊落的死有很强的殉道色彩。从孙耘兄的文章里我们知道，磊落在武汉７２０事件以后就写下了血书，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在去湖南之前甚至还对哥哥和弟弟妹妹交代了后事。我想，父母去世以后，他可能已经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很淡，他之所以如此搏命，大概真的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而不是什么狗崽子。他已经把一个人的尊严看的比生命更重要，宁愿失去生命也不愿受此屈辱，所以竭尽全力地在证明自己，证明血统论的谬误，也完全不能容忍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磊落的悲哀也在于他当时认可了自己的父母是反革命，也决心背叛这个家庭，做一个革命者。在那个年代，这种典型性的阶级觉悟并非磊落一个特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的体现，是多年来党的教育洗脑所致。家庭出身不好，就要比别人更革命才能证明自己，这也是磊落为什么逐渐走向极端的根源所在。和李磊落同在清华乒乓球队的王允方在读了孙耘兄文中关于李磊落的一段描述以后，有以下的感想：我发觉（李磊落）加入井冈山之后，他的理性、沉稳、成熟的个性似乎逐渐淡化，而感性、燥热、冲动等非理性的情绪却好像越来越烈。他参与的一些活动，已经脱离了理性思辨的范围，进入了躁动武化的轨道。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巨变，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父母亲的惨痛遭遇，深深地改变了他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方法。关于他家庭的变故我一直不知，直到今天看了孙耘的文章才有所了解。我想，他是为了表示自己不仅脸黑心红，而且血比别人更红，而不惜铤而走险，以命殉道，完成了心目中的自我救赎。对于他的搏命选择，我无言以对，内心感到深深的惋惜与悲伤。这是非常无谓的！这种我称之为李磊落现象的情况值得我们这些同代人深刻地思考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不仅是李磊落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殉道者们的悲剧。
第四，抛开政治因素不谈，长期和磊落接触使我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一种高尚的气质，或是说一种贵族精神。诸位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可笑，因为把李磊落和贵族拉在一起似乎有点太牵强附会。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一提起贵族，可能就会想起三妻四妾，想起无穷尽的美食和享受，而磊落和这些是完全不沾边的。实际上如果把贵族精神狭隘地视为享乐主义，则只是一种误解。开好车，挎名包，顿顿吃大龙虾，鲍鱼，还剩一桌子，那不是贵族，那是土豪劣绅和暴发户的做派；能把一块豆腐精雕细刻、非常讲究地做成美食，这才稍微有一点贵族的味道。贵族精神（noble spirit）指的是一种气质，不一定非要是富人才能具备。而是指一种追求优雅、诚信和光明磊落的精神，但仅此高尚还不够，这只能算是绅士精神。贵族精神则是高贵，还要更高出几个档次，必须还有一种自律、自尊的独立精神及勇于忘我和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打起仗来，贵族往往是身先士卒的第一批人。以英国为例，英国威廉、哈里王子都要服兵役。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普通机枪手。英国皇室当然知道前线的危险，但他们更认为为社会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是一种理所当然。另一个例子是年轻的华人韦鸣恩男爵，他今年才３７岁，本是一个平民，客家人，因为他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到英国各大城市较落后的旧区学校任职教师，帮助贫穷学生成材的事迹才使他在２０１０年６月获英国皇室册封，成为终身贵族。可见，贵族精神的关键是在于他的奉献精神。磊落身上就有一些这种贵气，他是一个优雅的，高尚的，自尊自律而且勇于牺牲和舍身忘我的人。这种气质对于一个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十分缺少的。中国人现在富有了，但富而不贵，社会似乎是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很多人有了钱，却成了恶霸；不少人当了官，却成了西门庆，这都是因为整个社会缺乏真正的贵族精神所致。
修改于２０１４年３月，英国伦敦
◇ 本文初稿于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清华大学校友论坛６４届社区首次发表后，引起校友及中学同学的讨论，为此谨摘录部分跟帖如下：
吴学民：
李磊落是出身不好但又积极投身文革的人的一个典型。他的故事或多或少会纠正加诸于他们身上的一些偏见，比如说是出于阶级报复才起来造反。传说中的他对毛如此崇拜，他是如此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投入，绝不能用阶级报复能够解释。他心中肯定是憋着一股气，那就是如述祖等几位讲的要证明给别人看，他们也是革命者，并不会比任何人差，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这种更好却形成了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
张兴华：
我同李磊落在１９６７年初有过接触，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干部子弟。
１，李磊落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意孙耘兄所说：是内心深处的危机感和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诉求。
２，由于出身的原因，李磊落解放后在苦水和逆境中长大，为改变现状他努力学习，考上了清华。
３，文革初父母被活活打死，他大悲，他大恨，已经大三的他不可能认为父母是该死的坏人！
４，李磊落的悲和恨，迸发成一股必须要改变自身地位的强大力量，不改变自身地位，他的家人和未来的子女将永世不得翻身。
５，不少老一辈革命家的出身并不好，这使李磊落相信，出身不好照样可以成为革命家，而文化大革命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６，于是李磊落努力站在文革潮流的最前头，在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他的搏命是残酷的环境所逼！
李磊落是英雄，是烈士！
沈昆：
我不能同意认为李磊落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压力而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才那样无所畏惧地投入文革的说法，家庭出身的压力可能有影响，但不会是主要因素。如果他是为了表现自己革命，更可能是随波逐流，赶在潮流的前面，而不会在辩论反动对联时独自挺身而出，自找苦吃地反潮流，要知道，当时的衙内们恰恰是头戴着文革主力军的光环的。
我以为，李磊落大无畏地积极投入文革，应该是出于他的自信与对党的政策的信任，李磊落从初中时代起就是全面发展的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应该具有充分的自信，自信在理解革命以及为革命奉献上不比任何人差（当然也清楚这已被实际证明），因此也就不遗余力地追求革命的目标。同时，他又坚定地信任党的政策，不为文革时期汹汹而来的一些表象所动，因此才会在辩论反动对联时挺身而出。
如果是出于改变自身地位的目的，多半会表现为积极迎合当权者，紧跟潮流，而决不会挺身而出当那个挨打的出头鸟。
罗保林：
如果磊落只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而不顾死活，那就极大地贬低了他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难道机关算尽的人会用生命去换地位？！
你现在可以对他当时的精神说三道四，但是人不可能都做事后诸葛亮，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就了自己的生命赞歌，在某些人看来虽然有些忘我得愚蠢，但人还是得有点精神的！
卢有杰：
南乡子读《吕述祖：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春夜忆华年，风起云涌赤县天。
如酒如歌多少事，醺然，最是恩师侃侃谈。
炮打起波澜，洒血方知磊落难。
伏案灯前思倩影，缠绵。告慰相知人换颜。
杨雨甡：
李磊落的往事使我想起了伏尼奇笔下的亚瑟，但是在他死去的时候神像还没有被打碎。如果不死，最后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清醒的列瓦雷士式的战士。
罗保林：
我年轻时很佩服李磊落，觉得人就应该如此大气、仗义，是个真爷们！但历经岁月，回过头来又为他惋惜！
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事业，玩命都干，也决不后悔！当然，认清时势，正确抉择，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都非常重要。可是，能因为此而责怪年轻人吗？！
正因为我们年轻，正因为我们还缺乏社会的历练，所以不可能洞察一切，我想，上帝都应该原谅我们年轻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在校友网上会发出不要事后诸葛亮的呼吁。如果我们在年轻气盛时，对社会都能看得非常透彻，那我们可能就不是凡人了！没准就是那个从火星上来的俄罗斯神童了！
人生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没有返程机票，既然选择了远方，那我们只能风雨兼程！不过，人生的路上有朋友更好些，我们可以相互扶助！真正的朋友的难能可贵，或许也就在此吧！
吴学民：
对李磊落一致感到的首先是钦佩，还有就是痛惜。之所以会痛惜是因为他的名字不会像一些为国捐躯的烈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英名榜上。所以，述祖兄很惋惜地说出不值。我觉得说出这两个字并不是对他的贬低。我想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的。他的弟妹们可能也是这种看法。
保林兄呼吁不要事后诸葛亮，如果说是不要过多指责当时年轻人的不理智的行为，那是对的。但是也不要否认事后进行深刻反思的必要。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多少年轻人做出了多少不理智的行为，致使国家跌入了深渊。进行反思，还不仅仅是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反思深层次的原因，以确保我们的下一代、下N代们不会再次群体性的疯狂，重演李磊落的悲剧。
就拿我本人来说，我也事后诸葛亮一下。我曾于６７年夏和几位同学一起去丹东支左，曾参与冲击警备司令部，后来又一头扎进造反派的一个武斗据点。还有几个晚上在一个山头值班，备有几枚土制手榴弹，那是需要用火点着的。因此每人发有几支香烟和火柴。无聊中，我们就把香烟都抽掉了。自此开始了我长达数十年的抽烟史。还有就是参加了学校的武斗。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如果伤过他人或自己受了伤，那只能是一辈子的内疚或悔恨。我不为自己当年所谓的革命热情而骄傲，反而觉得如果我不参与，推而广之，如果大家都不参与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荒唐的事情。因此，不能把文革的罪过全都推到始作俑者身上，每个推波助澜者都有自己相应的一份责任，更不能用什么年幼无知来安慰自己。
张比：
李磊落和那些逝去的日子确实是尖锐而沉重的话题，可以与遇罗克、杨小凯等的事情联系起来思考。那时的社会矛盾，那时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的苦闷与理想，都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能够理解的。这样的话题恐怕还要讨论很久。但是李磊落有的是勇敢和激情，缺少的是深刻的思考，比起遇罗克、杨小凯来，就更多地有悲剧的色彩。但李这样的人似乎不算特别少，（当然更多的是像吕兄和我这样在看不清楚的时候迷茫而后退者），各地都有一些。为了与血统论抗争而表现得更为激进，（遇罗克也认为出身不好也可以革命），可是这个革命的意义何在？我们不应用现在的眼光苛求李磊落，但厘清那个时代的光环与黑区，也许是对李磊落们最好的纪念。
吕述祖：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赞同李磊落在文革中的行为，但凡是和磊落有过一定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追求高尚品德的人，也是一个自尊、自律，最后表现出献身精神的人。我在文中称之为贵族精神，这可能有很多学友不太认同。
我以为贵族精神是一种品质，而不是富人或是我们原来心目中的王公贵族的专利。贵族也可以定义为具有高贵品质的人类族群，不一定是世袭的，平民也可以成为贵族。
我之所以特别在文中列了这么一条，是因为我觉得今日之中国特别缺乏追求高尚和高贵品质的精神，即缺乏贵族精神。从历史上看，民国时期乃至民国以前的中国，并非如此。共和国建立以后，一切高雅的、高尚的和高贵的都逐渐被打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大老粗文化，骂大街，只要政治上正确可以不计小节等等变成了社会上推崇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种道德上的本末倒置其实对社会有很大的冲击。
只有我们变成一个崇尚高尚品质和高贵品质的社会，才能真正地走向和谐。遗憾的是，今日之中国，金钱和权力才是大众真正崇尚的对象。
陶璘：
很认真的拜读了你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多已经尘封的记忆，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也有关于李磊落的，唏嘘不已：
１、在九评学习时，代表队曾经组织了一次交流会，李磊落上台发言的，讲如何认识他父母亲的过去，具体什么内容我记不得了，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复杂，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或是地主之类。不过我们都知道，当时也只有批判得深刻的才有上台发言的机会。
２、八一八那天，代表队也参加了天安门的游行，看到了毛主席穿军装，回来就发现刘少奇排到第七位去了，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当天李磊落就剃了一个光头出现在食堂里，后来不记得是听那位同学说，李磊落说是毛主席有了危险，他剃光头也是表示自己坚决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决心。我听了由衷的佩服他的政治敏感，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３、我还记得听说过李磊落父母亲出事是因为他们出面阻止红卫兵毒打同院子的邻居，结果殃及自己，不过看你们写的好像不是这样。我当时还想过，在那种情况下敢仗义执言可真是不简单，何况他们自己历史也有问题啊！
４、李磊落家里出事后，他曾经把小弟弟带到清华二号楼代表队宿舍暂住，我听我们班彭金申说（当时足球队和乒乓队是一个支部）李磊落对这个小弟弟管得很严，让他拖楼道，孩子小，挥不动墩布，只能拿着墩布把两边走。这个场景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这次在照片上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孩子。
５、李磊落去世后，我也听说他当时就是抱着一种求死的决心，因为站在驾驶室外面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当时的理解是因为父母亲遭到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也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了，这次看了你们的文章，我才觉得他的思想境界是我不能企及的。
６、对联的往事更是不堪回首，李磊落能上大礼堂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邱心伟：
好就好在文章的真实、真诚、真心地讲述自己一个熟悉的同学、校友可说是清华文革中一个典型的一心跟毛泽东走的理想主义革命青年的故事。其他人的跟贴，也同样是真实、真诚地把李磊落性格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胡鹏池：
李磊落有英雄气，但不是英雄。如果说是英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
总的说来，李磊落的人品并不坏，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光明磊落。但他也已经２１岁了，对于父母之死不可能没有他的想法，对于自己的前程，对于弟弟妹妹们的将来，他如何承担责任，他也不可能没有想法。他不可能那么真，也不可能那么假；不可能那么智，也不可能那么傻。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也可以结论：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是另一类的典型的受害者。
许恭生之死有什么意义？朱玉生之死有什么意义？李磊落之死与他们并无本质的区别。
当年听广播台那激越的声音：常德的腥风血雨，走资派罪恶的子弹夺走了我们优秀的井冈山战士年轻的生命血债要用血来还誓与走资派血战到底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誓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是李磊落死后的意义。
李磊落死了，他是清华井冈山的英雄，他的弟弟妹妹们可能受到他哥哥的生前战友的关怀与照顾，因为他们是英雄的弟弟妹妹们。可是他们在社会上呢？社会能承认李磊落是英雄吗？他们究竟是英雄的弟妹们，还依然是反革命的子弟呢？
清华井冈山自己都罩不了，又如何去照顾李磊落的弟妹们呢？蒯大富后来又是如何怀念李磊落的呢？我反正从来也没有听蒯谈起过李。
李磊落的弟妹们后来的人生遭遇及其心路历程，他们是为他们的哥哥自豪还是可惜，他们是拥护文革还是唱衰文革呢？
清华乒乓球队朱以文回忆李磊落的文章节选：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我从１３号楼搬到体育代表队驻地（二号楼２０７６室），作为乒乓球队的队友李磊落就真诚、热情地为我搬这搬那。我睡在上铺，他睡在下铺，我们朝夕相处了一年零八个月，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
李磊落是一个外表清秀、瘦弱，性格却坚强、勇敢的人，他聪明、思想活跃而又敏感，理想主义、崇拜英雄，真诚、热情、直率而又爱憎分明，是一个性格丰富多彩、极有吸引力的青年，本来他可以对这个世界有较大贡献并且活得十分精彩的，然而他和我们一样，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遇到了他所不能左右的人类罕见的大灾难，他走了，他像一颗流星，一下子就陨落了，每每想起他，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１９６７年８月初，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与一些清华同学为伴去了湖南常德，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成长。当时形势十分复杂，我们初来乍到，不明情况，就尽量地依靠４７军支左的部队，配合他们行动。一次，为了救出被包围在专区医院里的伤员，４７军支左部队在常德的领导王团长和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去执行救助任务。这是一辆卡车，救援行动要冒很大风险，李磊落怕子弹伤及司机，完不成任务，就站到了驾驶室旁边的上车踏板上，他要用自己的身体为司机挡住子弹！就在救了伤员回来的路上，罪恶的子弹射向司机时，在李磊落的颈部爆炸了，他倒在了血泊中！司机腹部只受轻伤，可以坚持将伤员救了出来。
李磊落的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人道主义的英雄行为！他保护的是解放军战士，保护的是伤员，当时，湖南省在长沙开了追悼会，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每当想起李磊落，我就感情复杂、纠结，这样一个勇敢而正义的青年，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死去了，永远地结束了生命，留给他的朋友无尽的追思，无限的惋惜！因为他是在文革中牺牲的，今天如何评价他？文革对国家和民族是一场深重的劫难，但对于生逢其时的每个个体，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不是用简单的政治评价可以尽括的。
我认为，李磊落的个人遭际和命运使我们看到，即使有民族的灾难，举国的疯狂，也难掩人性的闪光。正是在漫漫长夜里的这种闪光，星火燎原，变成更先进、更文明的今天。这就是今天回忆李磊落的意义。
杨雨甡：
对李磊落之死感到惋惜与痛心，他的死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而悲剧的起因来自于对一个错误理念的信仰与为这个信仰的狂热献身而引发。可惜的是在他死去的时候，心中的神像并没有被打碎。
我真的希望他真的没有死，在后来的日子里可以用冷静与清醒的头脑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那样的李磊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沈昆：
根据朱以文学长的文章，李磊落学长不是参加武斗致死，而是配合支左的解放军救助伤员，为保护解放军司机而不幸牺牲的。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行为，都不应否认。
王嵩梅：
大二开学后，我的关系由班上转到体育代表队的足乒支部。李磊落是团支部委员，比我高一届，是我的入团联系人。他常找我谈话。他信任我，也平等待我，常联系自己，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我们的谈话很随意，话题很广泛，从家庭到社会，从学习到兴趣爱好，从过去的经历到未来的展望。我们谈得很轻松，也有许多共同点。他的聪敏、坦率和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１９６５年底，我被发展入了团。
文革开始后不久，他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先是他的父亲被活活打死，没过几天他母亲自杀了。他没有抱怨共产党和红卫兵小将，也没说他父母亲有任何不好。此前他告诉过我他父母亲是脱党的，曾经去过延安，后来受指派去外地开展工作，但他们没有再与党组织联系。关于他父母的离世，他说得很少，只是从他的眼睛中看得出他的内心经历过多么痛苦的煎熬。他更瘦了，眼睛更深邃了，而内心更坚定了，那就是更坚决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自己的信仰努力奋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大礼堂里正在辩论对联。门口人很多，他一把拉上我的手挤了进去。老红卫兵们正在狂热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听了一会儿忍不住要上台发言。我极力劝阻，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上了主席台。他坦荡地说出了父母的情况，以自己出身是黑的，但心是红的为例证批判血统论。老红卫兵们连推带搡地把他赶下了台。
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穿上了绿军装，戴上了红领章。那天，我到男队员宿舍，一眼看到他剃了个光头。他见到我站起来说：毛主席都穿上军装了，我要做毛主席的红小兵，不惜牺牲生命，保卫毛主席。
８２４那天晚上，我和他坐在体育馆北墙的台阶上，默默地听着图书馆方向传来的校中上层干部被驱赶、被殴打发出的凄惨喊叫声。我感觉到了他的一丝无助和恐惧。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也有些恐惧。我们都不知道往后还会出现什么样更恐怖的状况。
那几个月，我和他经常在一起讨论局势。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返回宿舍时下起了大雨。在诚斋西墙的遮雨棚下避雨时，他说了一句让我怦然心动的话：我把你和（男乒队员）当成是我的弟弟妹妹。我明白他的言外之音，感受到他的强大吸引力，但我没敢回应他。
９月，我搬回班上后，我们大多各自活动。他全身心地投入文革运动，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多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得知他在湖南常德两派武斗中为保护伤员而牺牲的噩耗，我失声痛哭，痛彻心腑。我痛失了一位我最信任也是最了解我的兄长和朋友。我很难相信年仅２２岁的他就这样失去了生命。细想之下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早已抱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李磊落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眼界开阔，身体力行，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对国家和人民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会是一个佼佼者。但是他死了，死得那么壮烈而又不值。他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思念和无尽的思考。
中学同学宋柔：
李磊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理想主义者是人类社会的中坚。我们今天的社会太多市侩恶俗，太少理想主义，这是我们怀念和敬重李磊落的原因。
李磊落是一个受蒙蔽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为文革就是要人民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他为此而战，不惜牺牲生命。我自己，以及我周边的很多人当初也是如此以为的，否则文革不可能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只是，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没有李磊落那样纯粹。
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而又受蒙蔽，会成为一种可怕的魔鬼。我相信李磊落并不会疯狂到对阶级敌人实施酷刑的地步，因为毛泽东明确说过不能虐待俘虏，而李磊落也还会在理想主义之外保留着一些人性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不知道李磊落会不会在武斗战场上向敌人开枪（例如为了保护战友）。李磊落的悲剧说明，理想主义必须有更高层的理念指导，否则会自毁毁人，进而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在附中，在大学，受到了理想主义的熏陶，但是缺乏人本主义的教育，缺乏更深刻的思考。这是李磊落同遇罗克的不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
□ 摘自《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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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亲历申城抄家
佚 名
文革初期，大约在１９６６年七八月份间，是上海抄家最厉害的时期。
开始是抄黑五类的家，后来随着斗争矛头转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抄了更多学校教职工中有些所谓问题的人的家。有一个教师，仅是大右派吴祖光的堂兄弟，就莫名其妙地被抄了家。
后来，我们作为红卫兵，却又承担了一项特殊的抄家任务，而且十分机密。当时公安局还未瘫痪，解放后，有不少公安局内部掌握的敌特嫌疑对象，看到红卫兵运动兴起，公安局便要求我校抽调一批可靠红卫兵帮助公安局借抄家为名，对这些对象进行搜查。我们班也有几个人被选中了。为此，还规定了纪律，如不准透露是公安局带领抄家的，公安局带队的人只能叫老师，还不准对外人提起被抄的对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东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记造册，由被抄人本人签字和居委干部签字才能带回来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间进行，公安局还为我们的行动配备了卡车。
有一次，我们被带去和平公园附近抄家，去的路上，公安局的人才告诉我们，这是栋三层楼的独立房屋，里面有三家人，一楼是老太婆一人，二楼是一对中年夫妇和小孩，三楼是一个老处女，过去是修女，三家都是基督教徒。公安局怀疑这栋房子可能有秘密电台。
这次抄家，公安局的人继续冒充老师，于林和我带队抄家。这栋房子黑古咙咚的，十分阴森，没有一点热气。奇怪的是这三家人个个都又瘦又苍白，好像从未见过阳光。我几乎从未见过这么穷的人家，屋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照明用的是五支光的蜡烛灯（当时一种节电的灯管）。
三楼老处女只有一只破皮箱，打开后，只有几件旧衣服，一本泛黄的照相本，还有就是一张天津辅仁大学的毕业证书。证书正中印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记。给我们一把撕个粉碎。
二楼抄出最多的是一堆圣经，不同版本的新、旧约全书，还有就是赞美词，非常漂亮，硬封面烫金的。
一楼老太婆处更是什么都没有。
我无意中看到二楼那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抱小孩的样子有些古怪，又不好自己上去搜，于是就叫来班里一个女同学叫梅子的，让她去看看，结果从那女人胸前搜出一本袖珍圣经，这时，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只见那女人放下小孩，猛地向梅子扑去，试图抢回那本圣经，见抢不过，就抓住梅子的手使劲咬了一口。
如此情景，于林气极了，一把把那女人推倒在地，同时夺过圣经交给我，一边大叫：把她拖下去批斗！那女人被拖到楼下去时，还在尖叫：我的圣经这声音撕心裂肺，我至今都不能忘记。
而后发生的事更是使人难以想象，在院子里，这幢楼里四个大人被我们勒令站在条凳上，胸口挂上了牌子，上书顽固不化、遗臭万年几个字。四人高举双手，我们喝令他们高喊打倒耶稣！打倒上帝！如不喊就不准下来。
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又过去了，四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吭声，真是顽固到绝顶了。眼看两个老太站在高凳上脸色煞白，摇摇晃晃的，但就是咬紧牙关不肯出声，到头也没喊过一声。从小到大，我这是第一次真正见识了宗教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这天晚上，除了几本圣经，我们什么收获都没有，临走时，我故意走在最后，下到二楼，看见那中年女人仍然抱紧小孩，神情呆滞地坐在床上，就悄悄地掏出那本袖珍圣经扔在她面前，连看也不敢看她一眼，快步下楼走了。
还有一次被抄家的对象是解放前开银楼的（专卖金银首饰），据说已抄过两次了，但公安局从抄出来的物品看，认为肯定不止。于是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
这家人家在鲁迅故居大陆新村，整幢房子都是一家的。开始也抄不出什么东西。后来，我看见这家的铁床跟我家一样，就知道这种铁床脚应该是空心的管子做的，四个空心的床脚一般是用木头做的床脚塞住的，于是把铁床木头脚拆了下来，使劲一墩，哗啦啦滚出一大堆小黄鱼（金条），四只脚里足藏有上百两。
这下，我们劲头来了，专找不可能的地方。结果，于林他们发现厨房的煤球炉下垫的黑呼呼的小砖块，居然是金砖。我又在一个放新鲜百合的缸里发现了不少金币。那百合特别大，小金币就插在一片片的百合肉瓣中间，也算是费尽了脑子。在日光灯的木架里发现了五个金元宝和一串乳色珍珠。元宝从一两到五两五个，叠罗汉般叠起来，金光灿灿很好看。
当我们最后抄写清单，让主人和居委主任签名时，这男主人怯生生地指着那串珠子说，这不是珍珠，是夜明珠啊，很贵重的。公安局带队的人不相信，正好地上有只高帮雨鞋，就顺手放了进去。谁知这串在日光灯下一点不起眼的珠子，在暗处立即泛出了翠绿色明亮的光芒，把整个雨鞋的里面全照亮了。看得那居委会主任连声啧啧。
抄家也会碰上尴尬事，一次公安局车子又来接我们去抄家，谁知车一停下，我抬头一看，竟是我家住的河滨大楼，再一问，准备去抄的那家正是我家的邻居，我犹豫了。于林去过我家，一看我这神情，悄悄地对我说，你别上去了。随后就带其他人上去了。我从心底里感谢他，要不是他，之后当年无知妄为的我，甚至我的家人，真的将无颜天天面对邻居了。
当我们这种有组织的抄家活动结束后，社会上的所有的抄家行为已经逐渐失去控制了。任何一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都可以随意抄家，甚至把抄家物资占为己有，甚至出现毛主席检阅完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的地上捡到金条的。也有一些人家怕被抄出金银财宝惹祸，就在夜里悄悄地扔进垃圾筒了，以至于经常有清洁工捡到后交公的事情发生。
文革后，这些金条只以国家牌价一两折９０元人民币退还被抄人家。而那些当年没打收条，没交国库的，自然根本已无法再找回了。这种对私人财产粗暴的剥夺和侵犯，正是打着扫四旧的革命口号进行的。
回想往事，作为当时的一名参与者，我内心充满了内疚和自责，写下这些，正是为了告诫后人，记住这些在那个年代里发生的一切，决不能让这种肆无忌惮践踏人的尊严和侵犯私人财产权的荒唐行为再发生！
□ 来源：《心之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