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
[1980年3月，北国大地春意萌发、冰雪消融。四位新华社记者奔赴西北，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他们写下大量的“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这里，是其中的一部分。]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逛街头、串饭店，讨饭的人比前几年少多了——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要饭的。其中延安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问题。
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个县。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们从延安驱车出发，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塞县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渐渐狭窄起来，两旁悬崖壁立，公路就在悬崖的半腰中盘来盘去。约摸又过了一小时，汽车顺着延河的一条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当汽车吃力地从沟底爬上山顶时，放眼望去，只见万千群山，一座挨一座，无穷无尽，恰似层层叠叠的浪涛。
司机同志说，这就是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农民“闹红”的横山。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
从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丽的山村。
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寒冬已经过去了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王家湾公社的东邻，就是烈士谢子长的家乡——子长县李家岔公社。
我们看望了社员薛登恩家。进窑一看，炕上没有毡，也没有褥子，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炕席。赶来看热闹的一位社员有意点穿：“别看这张席这样烂，连这还是别人借给他的呢！”炕上堆着三四床油腻腻的像破鱼网似的烂被子——它们也是前些年国家救济的。灶台上有大小两口锅，其中有一口煮着麻胡胡的东西。我们信口而出：“是喂猪的？”陪同来的生产队长忙说：“哎，这是他家的饭哩。”
在这破窑洞里，唯一像样的是一件晾着的粉红色布衬衣。队长又特为作了说明：“这件衣服是他十八岁的闺女偷空刨中药，得了三块钱，才买来的。这么大的闺女，没有一件衣裳咋出门呢！”
来源：《告别饥饿，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