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外婆在农村长大，13岁来上海的日资纱厂做童工。解放以后，工人的工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外公和外婆一下子成了劳动者中的富裕阶层。五十年代中期，外公和外婆在上海东北角的工人区建了一幢有四个卧室的二层小楼。
外公去世的早，再加上儿女们大多成家，诺大的楼房就只住着外婆和大舅。后来外婆就将空出的房间租出去，一来增加收入，二来也会有说话的人，热闹一点。
姜老师是外婆家的房客， 从文革结束之后，前后住了六七年。姜老师快六十了，是中学物理教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期间被送到学校食堂做了饭师傅。文革结束才重做老本行，教授高中物理。
姜老师带着他的妻子姜奶奶，还有一个小孙子怀远。外婆说姜老师的家里，曾经是扬州城的大地主。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单位也没有分房子，而且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两个儿子在北大荒，一个女儿在芜湖。
怀远是姜老师小儿子的孩子，一岁不到就被送到上海。怀远有小儿麻痹症，只能瘫在床上。小孩子又瘦又小，看起来很可怜。姜老师带着孩子看了几次医生，又找了一个好心邻居老太太照料，没想到半年之后怀远居然病好了，活蹦乱跳的。怀远非常可爱，也很聪明，不到五岁就能认识400多汉字了。我每次去外婆家都带着怀远嬉闹。
姜老师的学校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区重点中学，姜老师是教授高中物理的。虽然姜老师已经到了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了，依然对教学非常投入。用那时候的流行语言就是：要把文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我中学的时候考上了市重点中学，所以姜老师每次见到我，都会找我聊天。聊聊各自学校的事，尤其是教学情况。姜老师恨不得再年轻20岁。
姜老师渐渐老去，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他要投靠儿女，找个养老的去处了。东北太冷，只能去女儿住的芜湖。可惜女儿也过得不如意，离了婚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真巧外婆对门的儿子也在芜湖，而且也是离了婚的单身汉。于是姜老师和对门的老伯撮合了各自的儿女，重新组织了家庭。对门的儿子倒是个讲点义气的男人，拍着胸脯对姜老师说保证你们晚年幸福。
姜老师女儿再婚后还是带着孩子来上海住了几天。他女儿比我妈妈小，却看起来老很多，而且极少说话。姜老师的外孙女倒是长的很秀气，甚至有些漂亮。小姑娘比我大一岁，刚读高中。姜老师很得意，说外孙女考上的是省重点中学。他也不忘向他的外孙女介绍我，说是房东的外孙，也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小姑娘看了我一眼，点头寒暄，便又低头吃饭。吃完饭，麻利的收拾起饭桌碗筷，独自去厨房洗碗去了。她小小年纪，早就体会到生活的重压和世俗的嘲笑。
后来姜老师带着姜奶奶和怀远去了芜湖，从此再无音讯。我只是想念怀远，那么小的孩子就居无定所，过着漂泊的生活。
外婆常说没有伟大领袖，工人的地位就不会有那么高。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直是极为穷困的，劳作了一年连饭都吃不饱。就像现在一样，年轻人只能来城市做工，至少可以吃饱饭。我后来问过父亲，外婆是不是像是夏衍笔下的“包身工”？父亲说没有那么惨，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
伟大领袖活着的时候，每次生日，外婆都会张罗着一家人吃寿面。吃之前都会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没有伟大领袖和那场革命，就不会有外婆后来的幸福生活。
当然姜老师是不会纪念伟大领袖的。没有伟大领袖，他是不会人生失意，居无定所。怀远也不会失去父母之爱，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或许他从小就可以住着豪宅，开着红色法拉利到处招摇。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常会想起姜老师。他活的很惨，却是那么淡然，处涸泽而不忧，再难的事都能化解。 人生不易，既然姜老师都能走过来，每个人都是可以走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