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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周易外传》乾六:
“ 九四之跃,时劝之也。九五之飞,时叶之也。上九之亢,时穷之也。若其德之为龙则均也。夫乾尽于四月而姤起焉。造化者岂以阳之健行而怙其终哉?时之穷,穷则灾矣。然而“先天而弗违”,则有以消其穷;“后天而奉时”者,则有以善其灾。故曰“择祸莫如轻”。知择祸者,悔而不失其正之谓也。
朱、均之不消,尧、舜之穷也。桀、纣之丧师,禹、汤之穷也。尧舜不待其穷,而先传之贤以消其穷灾不得而犯焉。禹汤之持其穷也,建亲贤,崇忠质。不能使天下无汤、武,而非汤、武则夏、商不亡,终不丧于夷狄盗贼之手。景亳之命,宗周之步,犹禹、汤晋诸廷而授之矣。
三代以下,忌穷而悔,所以处亢者失其正也,而莫灾于秦、宋之季;秦祚短于再传,宋宝沦于非类。彼盖詹詹然日丧亡之为忧,而罢诸侯,削兵柄,自弱其辅,以廷夷狄盗贼,而使乘吾之短垣。逮其末也,欲悔而不得,则抑可为大哀也已!呜呼!龙德成矣,而不能不亢,亢而不能不灾。君子于乾之终,知姤之始,亦勿俾赢豕之踯躅交于中国哉!”
这里讲的是《易经》乾卦上三爻:“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
“九四之跃,时劝之也”。劝,劝勉,勉励。王夫之《周易外传》乾四解释“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勉以成时也”。讲到“六位时成”,从初九到上九六爻表示的是一个时间秩序,国运、命运、乃至公司命运到了“九四”就是奋发努力的阶段。这就是“时劝之也”。
“九五之飞,时叶之也”。叶作为动词,就是和洽,协和;如写诗合辙押韵,称为叶律、叶韵。九五是阳爻居阳位,就是和洽。有如得天助。帝王称九五之尊,九五就来自乾卦九五:飞龙在天。这就是人生、国运发展到如日中天的顶峰。
“上九之亢,时穷之也”,亢,就是过头了。九五已经是“在天”了,已经是顶峰了,上九就是过头了,就是亢。穷,就是事物发展到了尽头了。事物生生灭灭,才有生生不息。没有不散的宴席。“若其德之为龙则均也”,树有枯荣,月有圆缺,这些都是事物变化的周期,事物本性并没有改变。均,就是调和,就是平等。夏天树木繁华和冬天树叶凋零就是一种调和。命运有荣辱,国运有治乱兴亡,但人要有定力,要保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就是龙德。
“夫乾尽于四月而姤起焉”。为什么是四月呢?东晋的易学家干宝把乾卦的初九定为农历十一月,九二定为农历十二月,九三一月,九三二月,九五三月,上九四月。所以有王夫之“夫乾尽于四月”之说,说的就是上九亢龙有悔。初九潜龙勿用,对于十一月,农历十一月含大雪和冬至两个节气,冬至是白天最短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越来越长,日照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冬至就是一阳生,就是大地微微暖气吹,就是初九潜龙勿用。以十二地支对农历十二个月份,就是十一月就是子月,十二月就是丑月,正月就是寅月,二月就是卯月,三月就是辰月,四月就是巳月。巳月包含立夏和小满两个节气,就是阳到了尽头,午月包含夏至,夏至就黑夜越来越长,就是一阴生,这是《易经》阴阳循环的哲学思想。月满了,就开始亏损。所以,上九老阳要变,就变成了初九阳爻变阴爻,变成初六,因此乾卦就变成了姤卦。这就是“夫乾尽于四月而姤起焉”。
“造化者岂以阳之健行而怙其终哉”?怙:依靠,仗恃。事务有其兴衰生灭的自然规律,不会因为花好看而永远不谢,不会因为青春美好而永不衰老。
“时之穷,穷则灾矣”。事务发展到末期,就会衰败。人老了,就会病死。命运如此,国运如此,时代运势亦如此。西方统治世界的五百年历史也到了穷途末路,这就是时代剧变的必然规律。今天发达国家普遍通胀,就是穷则灾矣。
然而“先天而弗违”,则有以消其穷;“后天而奉时”者,则有以善其灾。故曰“择祸莫如轻”。知择祸者,悔而不失其正之谓也。一言以蔽之,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先天而弗违,有以消其穷。《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先天而弗为,有以消其穷”。既然一个时代已经鼎盛了,就不要违反规律维持那个时代,就应该改变时代以消其穷。《史记·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建国后三十年一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小变。百年屈辱后而成立新中国是百年中变,建党百年而消除贫困是百年中变。西方列强航海大发现统治全球五百年是大变。西方统治世界的单极国际秩序正在土崩瓦解。人类社会必须变则通,通则久。1916年孙中山在海宁观赏钱塘江八月十八潮,事后有感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对王夫之这段话的最好注解。孙中山胸怀比起曹操东临碣石观沧海胸怀高一个层次,气势磅礴且张扬儒家世界观宇宙观。
王夫之又用历史正反两面来注解“不待其穷”。他说尧和舜的儿子调皮捣蛋,不肖,不像尧和舜那样贤能,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是“不待其穷”,消其穷免其灾。而夏朝灭于汤武革命,商朝灭于武王伐纣,就是“亢龙有悔”。王夫之还说,夏朝不会因为没有汤王就不灭亡,商朝不会因为没有武王而不灭亡,这是规律使然。同样地,西方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没有中国崛起而不灭亡,中国崛起是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已,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任何一个制度,一个政策,都有“时之穷”的时候,都会有过时的时候,都会有“穷则变、变则通”的时代需要,这就是中国改革红利的哲学基础。改革,就是“不待其穷”,就是先天弗违以消其穷、后天奉时以善其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