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师范学生投入抗战的经历

（李子英口述）

 

 

1924年，中国民主进步人士秉着“格物求知、穷理致用”的信念，打破外国教会垄断的办学，在广州百灵路创建了知用学社。我家就住在知用学社百灵路对面的兴隆西街二巷，那年我才三岁。鲁迅、茅盾、欧阳予倩、廖承志、夏衍、萨空了等著名左翼进步学者都曾先后在知用学社讲学，培养出吴有恒、欧阳山、芦荻等著名学者，为广州聚集了众多的进步青年。

位于广州惠吉西街上的大公报旧址。惠吉西和惠吉东是欧阳山的《三家巷》电影拍摄景点。惠吉西街的北街口就是福泉街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粤军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英勇壮烈，烈士尸骨回到广州，激励出广州一大批抗日救亡进步社团，其中包括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突进社、广州民众歌咏团、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广州分盟等。1933年这些抗日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1934年1月，国民党白色恐怖镇压抗日团体，逮捕了广州“文总”骨干成员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等六人，同年8月在今天人民公园西边、当时的刑场枪杀了这六名烈士。那年我住在福泉街我的堂二姐家，就在刑场附近。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8月13日本登陆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中国。七七事变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解禁抗日社团。8月14日，广州就成立了《救亡呼声社》。救亡呼声社是一个实际上由中共广州党组织领导的进步群众团体、其成员包括部分流亡到广州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学生、留日同学会的梁威林等，以及中共领导的广州各种青年团体的成员，而社长却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先生。救亡呼声社社员包括著名小说《三家巷》的作者欧阳山。《救亡呼声社》报编委之一是80年代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卓炯。那年我正在在广东国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救亡呼声社》成立两周后我就加入了这个抗日社团。广东国立女子师范就在应元路与莲塘路（今吉祥路）的丁字路口，与中山纪念堂仅一路之隔。

笔者在广州陶街，背景是陶街36号楼

 

《救亡呼声社》社址就在陶街36号。陶街36号是三栋连排的红砖楼房，从陶街的粤华街口开始往朝天路延伸，《救亡呼声社》就在三栋红砖楼房中间那栋小而别致的楼房的二楼。陶街出朝天路往南走几步路，就是光塔路。光塔路上有个清真寺名为怀圣寺，其形状有如一个巨大的灯塔，老百姓称其为光塔寺。清真寺建于唐朝，那时候这里是海边港口，光塔一带是阿拉伯商人聚集之地。我住在堂二姐家的时候，晚上常常会听到光塔上传出一种怪叫声，附近的老百姓说光塔内的一条蛤蚧蛇晚上叫唤。1937年9月的一天，我在《救亡呼声社》工作到天黑，工作完毕，黎民惠送我回家。夏末秋初，月朗星稀，两人走出朝天路，就听到不远的光塔中传出蛤蚧蛇叫。我们往北，穿过惠爱路（即今天的中山路），走过六榕塔，黎民惠就试探着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来，我目睹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压制抗日团体的行径，尤其是1936年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民众的荔湾惨案。我知道，要真心抗日只能加入共产党。我对黎民惠说希望能加入共产党，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黎民惠于是给了我一份入党申请表，让我填好表后交回给他。

笔者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图中笔者脸朝的方向两百多米就是以前广东女子中学所在的地方

 

我还来不及填好入党申请表，日本飞机轰炸广州已经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严重了。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日本就占领了珠江口的荷包岛。1938年3月，日本占领了三灶岛，屠杀了岛上渔弄村268人，在岛上修建了机场。不久，日本飞机就从三灶岛起飞轰炸广州，广州西关一带有一片被日寇炸得都是瓦砾，后来也不盖房子了，改建为今天的文化公园。日本飞机从1937年8月31日就开始轰炸广州了。从9月22日至9月27日，日本飞机在广州投下了59枚炸弹。其中5枚炸弹落到中山纪念堂。纪念堂傍边的女子师范学校只得停课。我们家兴隆西街也离纪念堂不远，倍感日军轰炸的危险，于是一家就逃难到了香港，住到我姐姐李佩芳家。我的姐夫白明生家也不富裕，难以一下子容下我们一家这么多人，没有几天，我们一家又回到广州，只留下了妹妹李美芳在姐姐李佩芳家。

笔者在西樵山简村陈氏大祠堂。1937年－1938年这里是广东国立女子师范校本部和高中部

 

我从香港回到广州以后，女子师范就发下通知，说学校迁到了西樵山简村，要学生到简村上学。我收拾了行李，化了两毛钱乘船来到西樵山官山镇吉水窦，又化一毛钱转乘河涌小船到简村。简村村里有河涌环绕，环绕的河涌围成一个不规则的豆腐块。豆腐块东南角是一个墟市，墟市东边有一个平板桥，桥板四角有四个大铁环栓着，以防大水的时候桥面被水冲走。从墟市过桥到河涌的东边，就是陈家大祠堂。陈家大祠堂比较大，有三进大堂，女子师范的校本部和高中部就设在陈家大祠堂里边。我们乘的小船仅能坐四人，船夫撑篙驶船。小船从官山吉水窦来到简村，从简村东涌南边驶入，小船穿过墟市平板桥的时候，大家弯腰低头从桥底穿过，而船夫则提着船篙一跃跳到桥上，待船滑过桥底，船夫才从桥上跳回船上。船穿过平板桥北行半里路，左拐进入简村北涌。沿北涌行一里路，就来到涌边南岸的绮亭陈公祠。绮亭陈公祠就是女子师范的宿舍。绮亭陈公祠大门临涌面北，西侧门门眉上有“松香”两字，东侧门门眉上有“兰纷”两字。我和同学蔡佩莹等下船后就从绮亭陈公祠的东侧兰纷门进入祠内，进兰纷门去过一个小天井，就进入祠堂东厢房。东厢房内有竹子和稻草扎的辘架床，这就是广东国立女子师范初中生的战时宿舍。从南驶入简村东涌还没有到平板桥的时候，左拐到墟市南边的南涌，沿南涌西行约一里半，涌北岸30米就是忍齐陈公祠。忍齐陈公祠就是女子师范初中班的教室。

笔者在西樵山简村绮亭陈公祠。现在是陈启沅纪念馆。1937－1938是广东国立女子师范初中生宿舍

 

西樵山简村忍齐陈公祠，1937-38年国立广东女子师范初中班教室

 

一起从广州迁到西樵山附近的还有仲恺农校和执信女中，这三个学校的《救亡呼声社》又组织起来活动了。1937年12月，他们邀请了从日本回国抗日的郭沫若到西樵山讲演。12月26日一早，《救亡呼声社》的社员们就开始布置会场，到了中午大家饿了，决定到官山墟吃顿好一点的午饭，要每人出两毛钱，我家里比较穷，不舍得吃那么贵的午饭，不知道是谁帮我出了午饭钱，邀我和大家一起吃了一顿河粉。晚上，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厅长的郭沫若晚上在官山墟的云瀛书院为三校学生讲演了《抗战必胜》，讲演会场上群情激昂，会后学生们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递上去让郭沫若题字签名。郭沫若的讲演会办得非常成功。西樵山《救亡呼声社》还为农民和缫丝女工办夜校，周六晚上还在云瀛书院表演《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秋风秋雨》等抗日宣传剧，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新女性》、和《保卫黄河》等抗日歌曲。每逢周六晚上抗日宣传活动结束后，我们几个呼声社的女子师范初中学生从官山墟走路回到简村绮亭陈公祠，我们用砖拍拍兰纷门边的青砖墙，一个支持抗日的校工就小心地打开兰纷门，让我们悄悄地回到宿舍。那时候学监不允许学生搞抗日活动，我们都是把被褥伪装成有人睡在里边的样子，以便去云瀛书院从事抗日活动的周末能够混过学监查房。

笔者在绮亭陈公祠东侧门。门左边的青砖墙，就是呼声社女学生晚上回来拍打暗号让校工开门的墙。往门内看可以看见厢房的门，那就是当年女子师范的学生宿舍

 

北京路229号，是位于大南路口的哥伦布餐厅旧址

 

1938年9月初，我从西樵山回到广州，和《救亡呼声社》的黎民惠参加了何柳华先生在哥伦布餐厅五楼举行招待会。哥伦布餐厅在永汉电影院斜对面，参加这个招待会的有八百多人。何柳华先生在招待会上痛斥国民党8月20日解散武汉的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三个抗日团体，抗议国民党9月4日封闭《新华日报》广州分社。何柳华先生在招待会上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力陈抗日统一战线的必有性，痛斥国民党政府取消新华社广州分社的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行径。何柳华先生讲演有理有节，赢得了在坐进步人士的热烈鼓掌。何柳华的记者招待会成功地迫使国民党政府恢复《新华日报》在广州的发行，并释放了封闭广州分社时逮捕的抗日青年于光远。于光远是80年中国代改革开放时的著名理论家。何柳华先生就是廖承志同志，何柳华是他的化名。开完了廖承志的座谈会以后，我黎民惠一起回《救亡呼声社》，路上我把填好的入党申请表交给了黎民惠。我在入党申请书中代号一拦填了“劳欣”。黎民惠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黎民惠烈士后来于1941年10月22日在珠纵抗击日伪的西海大捷战斗中不幸牺牲。黎民惠烈士家乡在中山南蓢（现为中山火炬开发区）大环村。珠纵政委梁奇达的大女儿梁娇44年秋为躲避日伪“清乡扫荡”从三乡大布转移到黎民惠家，托付黎民惠母亲蔡杏珍代为抚养直到抗战胜利。

黎民惠烈士家。黎民惠烈士牺牲后，他母亲蔡杏珍在这里托养了珠纵政委梁奇达的女儿梁娇

 

 

1938年10月12日，日本登陆大亚湾，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西樵山也不安全了。女子师范又停课了。10月14日我又回到广州。每天一早，我就跑到南方剧院对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办事处，和抗先队其他队员一起去游行、去讲演抗日、去鼓动抗日献金。我曾经在沙面边长堤等街口要道讲演，由于我在《救亡呼声社》中熟读《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在《救亡呼声社》中常看共产党的文献，所以讲演不用草稿。我自己也惊讶怎么能慷慨陈词那么多抗日道理，每次讲完下来征求其他社员的意见，大家都说我讲演得不错。如此轰轰烈烈了几天。10月19日，和往常一样，我来到南方剧院对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看看当天有什么抗日活动，结果是抗先队鼓动大家参加第四战区的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我当场就报名参加了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并到河南（广州珠江南岸地区）报道集训，被分到133队。

 

1938年10月20日半夜，133队紧急集合，连夜沿西江撤出广州。21日广州沦陷。我当时是毫无准备，身边换洗衣服都没带。我们133队沿西江出广州，经西南、经三水、到马坊渡江。队伍里一起走的还有归国华侨，他们提着皮箱，里边有香皂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洋货，但是皮箱太重他们走不动，这些华侨就把皮箱扔了，用一块布把衣物等打个包袱抗在肩上走。当时国民政府给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每人每月20块钱，但抗先队的钱的抗先队组织代领的，是统筹安排。队伍到了四会县凤翔山修整了几天，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然后队伍走到云浮。队伍达到云浮县时日寇飞机也轰炸到云浮县城，当时判断日本占领广州后会沿西江向广西推进，这个队伍就准备在西江和日本展开游击战。因此队伍又从云浮往西山走，因为那里有座大云雾山，可以建立根据地。

 

西山是云浮县的飞地，在阳春县内，当时山上还有老虎，队伍在山里走了三天，达到圭岗。队伍在圭岗就地宣传抗日。虽然这支队伍是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但是，队伍成员主要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伍宣传抗日的时候，用的也是抗先队的名义。队伍里工人、有学生，还有一个是海员工会主席，会讲英语。当时我和蔡佩莹比较矮小，被队伍里的人戏称为两粒豆豉仔，为了是否带我们打游击还有不少争论。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日本的三个月灭中国的计划也破产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转变了对国军的政策，转变为对国军政治利诱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个背景下，亲日派汪精卫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声明公开投敌当了汉奸。国民党则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方针，随后推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政策办法。国民党大概意识到了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大多数是抗日先锋队，而抗日先锋队受共产党影响很深，因此命令在广东省云浮飞地、阳春西山圭岗的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133队撤往韶关，2月下旬133队在韶关解散。队员发给路费回家。

 

战时工作队在韶关解散以后，一天夜晚，党组织派人带领我、蔡佩莹和蔡汝栋等摸黑过了武江，来到西河坝的一个小屋子里。我们在这里庄严地举行了入党宣誓，中共北江区委书记梁威林在这小屋里见证了这场入党宣誓。随后我们在党的指示下报名加入了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训练班。我报名参加的是游击训练班，有100人，属第四游击战区，我被分到第一队。第五队的队长就是《大刀进行曲》作者孙麦新。五个队早上一起操练，五个队长轮流值星。轮到孙麦新值星领操的时候，少不了要高歌一曲《大刀进行曲》。

 

1939年4月底，五个训练队训练完后，就组织成政治队奔赴到第四战区属下的五个游击区。第一队原本是去中山县的，我却被安排和第三队一起到了第三游击区博罗。第三政治队住在罗浮山冲虚观。我们从抗日后方韶关，开回了抗日前线博罗。一年以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我到了敌后增城县开展抗日活动，然后到了中山参加了珠江纵队。

笔者在罗浮山冲虚观。1939年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区政治工作队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