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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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安倍拜鬼行为，理解中日地缘政治的冲突，就必需回顾历史，研究日本神道教的历史演变。
日本文字大约在飞鸟时代形成，主要是从中国引入汉字。飞鸟时代始于公元600年，止于公元710年。飞鸟时代之前日本没有文字。虽然琉球要比日本更早引入汉字，但琉球不是日本，琉球文明和日本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明，语言不同，习俗不同，琉球是太平洋岛屿文明。即日本文明的起源和伊斯兰文明起源时间上差不多。
由于在飞鸟时代引入了文字，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日本编篡了两本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纪录口头流传的日本传说历史。《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相当于神道教的圣经，类似于摩西五经叙述亚伯拉罕部落的历史一样，《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把日本史前传说历史神话为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历史。所谓天皇万世一系，所谓在公元前711年天照神生出神武天皇云云，是桓武天皇时期（公元737－806）虚构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相当于《圣经》的《创世纪》。日本天皇是奈良时代受中国汉传佛教的影响建立的神道教的产物。《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把古坟时代的各部落萨满崇拜历史化为神道教。但是，这并不是说飞鸟时代之前的日本历史没有确切文字记载，实际上，古坟时代（公元300年到600年）日本常遣使到中国进贡，因此，在中国史书中也有飞鸟时代之前的日本历史记载。但是，日本文明是在飞鸟时代（公元600－710年）才开始有文字，日本文明自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多前朔到公元400年左右，即古坟时代后期。
大约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就有日本人遣使来华，中国历史上纪录为“倭”。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曾经遣使来访曹魏。这个邪马台国只是日本岛上诸多部落之一，是日本岛上最大的部落，处于萨满教时期。国王也是巫师。这是日本天皇政教合一文化的最早的起源。这个时期应该对应于中国三皇五帝时期，即还没有文字的结绳记事的部落时期。政教合一是人类各个文明早期都经历过的历史，如摩西的犹太人部落，摩西既是犹太人部落头领，也是犹太人部落宗教领袖。默罕默德和伊斯兰历史上的哈里发，基督教中世纪，都是政教合一。中国夏朝就已经不是政教合一了。夏商周的占卜师虽然地位高，但没有决策权，只是做为君王的智囊军师参与决策而已，夏商周的卜师有神通的本领，但是，神通本领不是权力的来源，这些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也是华夏文明与日本文明不同的地方，华夏文明是有文字的时候已经脱离了政教合一的文明，而日本和西方都有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历史。卑米呼是邪马台国的宗教、巫术、神灵和政治领袖，这和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游牧部族宗教、巫术、神灵和政治领袖一样，这个神灵和、巫术、宗教和政治的地位是世袭的，神灵和巫术能力传给部落头人后代。卑弥呼和天皇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那时候邪马台国没有统一日本，不是日本中央政权，只是诸多平等部落中较为显赫一族而已。后来是奈良地区的大和国逐渐征服各个部落，统一了日本大部分地区。
古坟时代后期大和国统一日本，政治的统一需要宗教的统一，因此产生了神道教。神道教是隋唐时期日本遣使到中国学习佛教回来创立的日本宗教，是佛教的日本本土化。
飞鸟时代是日本文明的开始，飞鸟时代之前日本处于野蛮时代，没有文字，各个部落有自己的萨满崇拜。由于受到中国儒教和佛教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隋朝统一的刺激，日本在飞鸟时代学习华夏文明，引入汉字，制定律令，日本大和国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将分散的部落政治统一为中央集权，将文字历史前的日本各个部落分散的萨满迷信统一为神道教，创立了政教合一的天皇制度。而在这一巨大的统一变革过程保留了飞鸟时代前的日本各个部落的政教合一肉身神的萨满文化。即日本古坟时代的萨满文化在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了飞鸟时代日本的律令制度。“律”是学习佛教的戒律，“令”是学习儒教的政令，飞鸟时代的律令体系是政教合一的天皇制度的成文法。“天皇”一词则是借用了道教的“玉皇大帝”形象。律令体系整合了日本的社会、宗教和政治，建立了天皇制度，这个制度有三大支柱：1）王法和佛法的相互依赖；2）神佛习合，即神道教和佛教的融合；3）本地垂迹，即把日本史前传说中的萨满崇拜的地方神对应为佛教中的佛或菩萨的显现。本地垂迹类似于古希腊文明把阿波罗类比为古埃及的阿蒙太阳崇拜，类似于古罗马神话人物对应于古希腊神话人物。天皇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而且是肉身真神，是“天照大御神”的后裔，神的后裔还是神，所谓天造神就是日本原始的太阳崇拜佛教化，日本国旗的太阳旗是太阳神崇拜图腾也是天皇崇拜图腾。按照本地垂迹原则，神道教的祖始天照神也是佛。公元645年，日本就确立了“祭政一至”的政府原则。公元648年，日本官员早朝要在早上4点钟就到王宫南门等待日出，日出的时刻就是入殿上朝的时刻，这就是典型的祭政一致，早朝即是政务程序，也是对天照神崇拜行为，也是对天皇的崇拜仪式。天皇制度下有两个政府部门：神祗官和太政官。神祗官主管祭祀和神道教务，太政官由太政大臣主持，主管政务。这就是祭政一致的政府组织构架。《古事记》和《日本纪事》把神道教历史化，编写天照神后裔的天皇谱系，天照神就是太阳神，“日本”国就是源于天照神后裔的国家。佛教传入西藏变种为达赖班禅转世的佛教，传入日本产生了天皇世袭的神道教。
710年，日本建都奈良，奈良成为日本第一个都城。其建筑融合了唐朝宫殿建筑（政）和唐朝佛庙建筑（教）为一体。如果大家去过西安的法华寺，就会发现今天流行的日本园林建筑基本是山寨汉传佛教的庙宇。因为古坟时代的日本萨满教根本就没有什么教义，只不过是一些对超自然的迷信。所以，日本神道教的天皇在奈良时代无不信奉佛教。佛教成为日本天皇的教养。奈良时代是日本佛教繁荣时代，天皇建立了许多佛教学院，把日本地方萨满教的信徒培训成佛教的优婆塞。如此一来，天照神就成为日本佛教的一个佛，而天皇就和达赖喇嘛一样成为活佛转世。这些奈良僧院出来的僧尼，一样保留萨满教传统，为他人行巫术治病驱鬼。与吸收欧洲文化忽然崛起的伊斯兰文明类似，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字和文明忽然崛起，《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和《可兰经》在同一年代成书。日本文明的崛起过程，创立了神道教，而神道教和佛教的关系，就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关系类似。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原始萨满教的佛教化，区别于从隋唐进口的汉传佛教。神道教把佛教地方化，成为保佑日本的佛教，天照神是保佑日本的佛，是日本本土佛教中日本的保护神，有如基督教地方化后圣派翠克成为爱尔兰的保护神，有如圣约翰成为魁北克的保护神，有如圣保罗成为巴西的保护神。
例如，日本的玄昉和尚从公元717年到中国求佛道，735年回到日本，开创了日本佛教南都六宗的法相宗，738年被天皇请入皇宫开设内道场，并成为宫廷御医。玄昉为皇太后（圣武天皇的母亲）治胆囊炎的时候，涉嫌与皇太后调情，745年被贬到九州岛。这是神佛习合的例子。
和玄昉和尚一起开创法相宗的道昭和尚是日本法相宗初祖，曾留学中国师事玄奘，精通梵文、因明、音乐和医术。他给圣武天皇治好了病，被封为宫廷内神社主持，注意，神社是神道教的祭祀殿堂，而宫廷内神社是天皇祭祀场所，奈良时代由佛教和尚主持。孝谦天皇是女天皇，是圣武天皇的公主，在宇佐八幡神社内，孝谦天皇与道昭和尚偷情，并于766年封道昭和为法王，其后还“发现”宇佐八幡神社里有谶语宣示道昭和尚是继承孝谦天皇皇位的合法人。孝谦天皇遣使到九州认证八幡神社谶语的真实性，结果报告回来认为八幡神社谶语是假谶语，确认天皇位置只能传给天照大御神的血缘后裔。这是一次冲击天皇世袭制度的未遂政变，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天照神世袭天皇的挑战。从道昭和尚的政坛沉浮可以看出日本天皇制度下神权和王权的统一。这是个施加神佛习合，王法和佛法相互依赖的例子。
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到平安京（今天的京都），开始了平安时代（794－1185）。这个时代是日本历史一个变革时代。平安时代律令制度开始解体，日本从奴隶制社会转入封建制社会的时期。平安时代是藤原氏摄政年代，藤原氏架空天皇，著名的有藤原良房，他官居关白，行摄政实权。藤原家族架空天皇摄政达三百年，这是藤原氏挟天皇以令天下的三百年。藤原氏能得此大权，完全是靠皇亲国戚关系，是由于天皇屡屡娶藤原家族的女儿做皇后而形成的藤原政治势力。天皇依血缘世袭，藤原靠姻缘入政。天皇有繁文缛节的宗教祭祀礼仪之累，更本没有精力从政，祭政一致成为拨打天皇实权的手段，保护了藤原氏实质摄政。天皇要对抗藤原氏成为“治世之君”，只能退位摆脱祭政一致的仪式规矩之累，以上皇或法皇身份在御厅院理政，是谓院政。这就是律令政治崩溃的开始，幕府政治呼之欲出。
1155年近卫天皇逝世。院政的里治世之君有近卫天皇的父亲鸟羽法王和近卫天皇的哥哥崇德上皇，他们两为皇位继承问题发生争执，崇德上皇想自己复位，而鸟羽法王想要崇德上皇的弟弟雅仁亲王继位，结果鸟羽法王占上风，雅仁亲王登基为后白河天皇，改元为天保。为了稳固后白河天皇的地位，鸟羽召集了武侍进驻禁内保护后白河天皇。天保元年（1156）7月鸟羽法王去世，崇德上皇召集自己的武侍夺取皇位，因此发生了一场内战。这是日本历史上武侍形成日本重要政治力量的重大事件，史称天保之乱。武侍是武士的前身，是日本后来的幕府政治和现代的军国主义的贵族基础。幕府政治和军国主义都是军人摄政。
武侍，是庄园的保安。都城里的皇亲国戚和豪门望族在乡下都有封地，即庄园，这些庄园是他们财政收入的来源。他们有自己的武侍保卫和管理庄园。也有祖祖辈辈从事武侍的家族，如平氏和源氏，这两个姓氏有如印度的锡克人，锡克人就是祖祖辈辈以当兵和当警察为职业。平氏和源氏是天皇家族的旁枝后裔，有点类似满清的八旗子弟，满清八旗子弟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习武为生，八旗子没有找到他们的社会职业而颓废为纨绔子弟，而平氏和源氏有了自己的职业定位保持了贵族特权。天保之乱内战中，后白河天皇和崇德上皇召集的武侍，都来自于这两个姓氏。武侍是侍卫庄园主，用今天的话来说，庄园就是庄园主的物业，武侍就是庄园的保安人员兼物业管理人员。
天保之乱以后，后白河天皇在位三年就退位为上皇做治世之君，他致力于铲除藤原氏摄政官僚势力，大权独揽，实行独裁。宫廷内斗导致连年战争，战争使得武侍政治力量越来越大。1192年，源氏武侍源赖朝在经年战争中获得“侍大将”的封号，成为第一任征夷大将军，在鎌倉市（今天东京南边50公里的地方）设立幕府，开创了鎌倉幕府时代（1185－1333），启动了日本军人政权的先河。天皇的实权先落下到藤原氏摄政，再有藤原氏摄政落到上皇和法皇的院政，再落到武侍的幕府。院政上皇和法皇掌皇家治权，幕府大将军架空院政。幕府代替院政成为握有兵权的摄政机构。鎌倉幕府开始了日本的封建社会，而鎌倉时代之前日本处于奴隶制社会。日本奴隶制社会是律令政治制度，日本封建社会是军人幕府政治制度。日本现代军国主义有千年幕府封建制的文化基因。
1221年日本发生承久之乱，后鸟羽上皇领兵起义反抗幕府，他以为自己能够以天皇的尊严号召武侍们追随天皇反抗幕府，结果失败了。那时候的武侍只忠于将军，而不忠于天皇，和现代日本陆军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大相径庭。我们前边说了，武侍类似于今天的小区保安，那时候是庄园保安，是一种职业，谁给钱，谁能给钱，就跟谁。幕府掌权就跟幕府，天皇掌权就跟天皇。承久之乱后鸟羽上皇失败了，被流放到离岛，日本对天皇的神灵和神通的信誉扫地以尽。这是律令制度崩溃的结局。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建议将所收六国分封给皇子，群臣附议，唯廷尉李斯反对。李斯认为，周朝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导致春秋战国诸候混战，因此建议采用郡县制。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确立了中国两千年大一统格局。秦统一后中国分裂则战乱，统一则和平。而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从来都是战争不断，从来没有统一过，至今欧盟难以统一，近年依然有科索沃、乌克兰战争。日本历史也验证了李斯的论断。鎌倉幕府建立封建制以后，战争不断，其中当然有院政与皇室争权夺利的战争，但幕府掌兵权，得势时间多，历经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期间有短暂皇权执政，但是总趋势是中央政权越来越弱，而地方割据势力越来越强。日本地方庄园主是大名，大名，类似中国的诸候。鎌倉幕府是幕府为中央政权，幕府委派“守护”到地方把持地方政权。室町幕府是幕府为中央政权，大名把持地方政权，大名有自己的武侍。武侍投奔大名，大名之间不断有兼并战争。1573年到1603年是各个大名之间征战时期，日本史称为战国时期，是中央政权完全虚设的年代。日本自飞鸟时代建立的统一政权实际上从来没有统一过，就有如蒋介石统一中国实际上还是军阀相对割据的中国，蒋介石的统一类似于日本飞鸟时代到室町幕府时代的统一，是中央权力有限，地方土豪依然是天高皇帝远。直到江户年代德川幕府才真正实现了政令较为畅通的日本中央集权。德川幕府不是律令制度，而是幕藩制度。幕藩制度是幕府为中央政府，而大名与幕府的关系是藩属关系。幕藩制度抛弃了律令制度的王法和佛法相互依赖的原则，把佛法剔除出政治。但是，幕府制度保存了律令制度的神佛习合原则与本地垂迹原则。而天皇的世袭法统地位自飞鸟时代建立以来就中国一直没有动摇过。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社会分成侍农工商四个阶级，和中国的仕农工商相对应。中国的仕，是仕大夫阶层，是食禄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仕途当官的食禄阶层。日本的侍是武侍，也是食禄阶层。中国食禄阶层是以文进身，平民可有从科举途径上去。日本的武侍是相对固定的特权阶层，类似八旗子弟，是贵族之一，类似种姓制度的印度锡克人，锡克人是印度种姓细分中一个较为高贵的姓。日本的贵族有皇族，僧侣，和武侍，皇族和僧侣食邑，武侍食禄。德川幕府时代的武侍不但习武，而且读书修禅，有庄园物业管理和幕府行政能力，成为日本最有文化休养的阶层，类似于英国的绅士，这是明治维新兴起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础。日军占领中国的时候，日本军官大多数都有点学问，这就是历史原因之一。中国的文化楷模是书香门第，日本的文化楷模是武侍门第。由于日本封建社会基本是幕府军人统治，武侍也是日本封建官僚机构的官吏。中国官吏大多数是文人，是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武人有，但不如文人多。幕府时代，真正的在田里耕作的不在农这个阶层里。侍农工商的农，指的是地主。如中国那样陈胜吴广这样的农民写入历史的不多，日本农民连姓名都没有，更不要说写入历史了。中国有农民起义做皇帝的，日本没有，欧洲也没有。华夏文明自古就是阶层之间流动性比较畅通的文明，而其它文明社会阶层都相对固化。华夏文化是文文化，日本文化是武文化。中国是文人掌权，日本是军人掌权。
1868年明治复辟，拥皇派打败了保幕派，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复辟，是指确立了天皇的绝对统治权，确立了天皇自平安时代就失去的统治权。明治后的天皇拥有日本主权和拥有军队统帅权，而且有不受议会制约的权力，天皇拥有的军权就不受议会制约。《明治宪法》曰：“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二条皇位，依皇宗典范之规定，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第五条天皇依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第六条天皇批准法律，命其公布及执行。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其开会、闭会、停会及日本众议院之解散，皆以天皇之命行之。第八条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依紧急之需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代法律之敕令。此敕令应于下次会期提交帝国议会，若议会不承诺时，政府应公布其将失去效力。第九条天皇为执行法律或保持公共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得发布或使令政府发布必要之命令，但不得以命令改变法律。第十条天皇规定行政部门之官制及文武官员之俸给，任免文武官员，但本宪法及其他法律有特殊规定者有特殊规定者，须各依其规定。第十一条天皇统率陆海军。……”。《明治宪法》把天皇塑造成上帝和凯撒的合一，是日本神道教的天皇入世肉身神教理。
明治复辟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幕藩制度，推行废藩置县，建立了日本帝国天皇制度，恢复天皇的统治权威，开始了清洗佛教的运动。1868年终止了自古以来天皇入葬的佛教殡葬仪式。1868年神道教成为法定日本国教。2002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炸毁巴米扬大佛，举世震惊。1868年日本关闭和烧毁了4500座佛寺，日本烧毁了佛经，把佛像融化铸炮，把青壮年和尚拉去充军，强迫所有僧尼还俗。明治复辟结束了日本幕府封建社会，开始了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日本不但从西方引入资本主义，而且学习了西方一神教，确立了独尊的神道教。1870年至1873年，日本信仰佛教净土宗的农民，尤其是亲鸾法师和莲日法师的信徒们，发动暴乱反对明治复辟对佛教的迫害，他们反对这种引入西方的维新，把矛头指向西方基督教传道士。这个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被镇压后的日本佛教成为屈服于神道教和军官主义的工具。明治复辟不但改造了神道教，而且改造了日本佛教，明治复辟后的日本禅宗和德川幕府时代的禅宗不同，明治复辟后的佛教是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学术上称为基督新教化的佛教，被镇压而屈服的日本佛教也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吹鼓手。明治复辟后的神道教，不是明治前的神道教，我们不可以以尊重日本民族文化为借口为安倍拜鬼说情，今天的日本神道教和日本军国主义相辅相成的明治复辟时期构建的文化，而不是所谓的日本民族历史习俗。
明治期间，日本“明六社”的知识分子批评日本明治复辟的极端政教合一体制，但是，明治复辟者诡辩说神道教和佛教基督教不同，辩说神道教是日本本土民间宗教，是国体，是日本公民必需遵循的仪式。明治复辟派把天皇崇拜解释得类似于中国的祖宗崇拜，《明治宪法》中的吿文和敕令中反反复复说到“祖”和“宗”。但是，必需指出，日本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宗法社会，既便到江户年代，有姓氏的人大多数居住在江户（今天的东京），而日本广大平民没有姓，姓是贵族阶层的特权。明治复辟实行资本主义以后，日本人才纷纷给自己取个姓，日本有超过30万个姓，今天使用的姓也有10万个。而且，天皇家族没有姓，何来祭祖？《明治宪法》的“祖”和“宗”实际强调的就是要建立日本种族的帝国，所以，《明治宪法》叫着《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这种“祖”和“宗”的帝国宪法和希特勒的德意志血统优秀种族的帝国理论如出一辙。日本飞鸟时代的神道教和佛教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而成，而明治复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成，明治复辟后的神道教和佛教与飞鸟时代的神道教和佛教在价值和精神上有本质的不同。明治复辟后的日本禅师铃木大拙贞太郎所著的《禅与日本文化》一书备受希特勒智囊的赞赏，希特勒与明治后的日本禅宗臭味相投，与达赖喇嘛臭味相投，其中必有道理。铃木大拙贞太郎在1896年所著《宗教新约》一书中，就认为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必须的宗教行为。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不同，日本禅宗是在幕府时代兴起的，是武侍的休养之一，是武侍战争意志力训练的休养方式，是为战争服务的。日本武侍的禅宗与伊斯兰圣战的原教旨有异曲同工之妙。1941年日本军队出版发行了铃木大拙贞太郎的《佛教基础》，其中《禅与佛教》一章就鼓吹要士兵无我的战斗。铃木大拙贞太郎鼓吹的实际上是日本帝国对外侵略的圣战。这种禅宗是明治复辟后的神佛习合。
田中智学（1861－1939）是日本佛教日莲教学者，极端日本民族主义者，他主张日莲主义，主张大日本帝国法和佛法的统一，他把法华宗的“折服”一义解释为“征服”，他认为日本帝国陆军是主持正义建设和平的仁义之师。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本中将石原莞尔就是日莲教的狂热信徒，是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者。石原莞尔相信佛诞2500年将有一场最后的战争统一全球，田中智学相信全世界终将都要崇拜神道教。石原莞尔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坦白信中说到他根据日莲教的预言相信日本要向西方开战。但是，同样是日莲教信徒的妹尾義郎却拒绝对法华经做军国主义解释，坚持反战，并组织了反战的《新兴佛教》，1936年被判叛国罪而逮捕下狱，5个月后他悔过效忠天皇，1942年被释放。从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莲教中反叛出来的日莲教信徒牧口常三郎和戸田城聖在1930年组织了《创价学会》，《创价学会》成为日莲教的一个和平反战分枝。1943年牧口常三郎和戸田城聖以及20位创价学会骨干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逮捕入狱。牧口常三郎死于狱中。戸田城聖在日本投降前一周被释放。
明治复辟按照西方一神教影响下改造了神道教，称其为复古神道，重新强化了天皇的神性，重新强化了被藤原摄政和三朝幕府政治藐视了近千年的天皇的神性。所以称为复古。形式是复古，实质是西化，形式是天皇独揽大权，实质上是军阀和财阀操纵天皇。明治复古神道教，实际上就是军阀和财阀的帝国主义邪教， 称之为“大和魂”。辅以《治安维持法》管制言论和从小学开始的神道教军国主义教育，日本明治复辟后构造了以神道和天皇为符号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今天的日本国是建立在对中国掠夺基础之上的日本国，日本的大和魂英雄，大都是侵华罪犯。靖国神社供奉了1130名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的军人牌位，供奉了13619名甲午战争日本军人牌位，1256名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义和团打死的日本军人牌位，4850名一战中占领中国山东和胶州湾的军人牌位，1928年济南事件185个牌位，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17176个牌位，1937年至1941年侵略中国的191250个牌位。八国联军打入中国首都北京烧杀掳掠，运走几百吨珍贵文物，日本皇军是八国联军的主力，出兵最多。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历史上日本两次进军到中国首都后，在完成了军事目标以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不是军事目的而是纯粹屠杀平民的大屠杀，而现在他们还把这些战犯做为他们的民族英雄来记念。安倍拜鬼的的地方是国家神道教神社，不要以为这个神道是日本民俗宗教，明治复辟后的神道教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安倍拜鬼是为军国主义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