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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
2023 (348)
近代史观的主线是什么？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改革方向的大问题。以史为鉴，必须选择借鉴的主线，即中国近代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中国现状如何，才可以找到中国今后改革发展方向。
一种可能的主线就是是抵御外族侵略，要民族独立，国家自由，是求生存问题。着眼国家摆脱列强控制的问题。这条主线通常被称为“走出百年屈辱”。按照这条主线借鉴历史，那么，如今中国走到国际舞台了，国家发展就没有目标了。这是中国史学界迷上方向的原因，使得今天中国改革失去了方向。就和一个人走路，忽然以前一直走上来的路不见了，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另一条可能的主线就是把中国革命历史做为国际共运一部分，这条主线在中苏分裂以后就已经很可疑了，在苏联解体以后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因此引出的左派右派、姓资姓社等争论搞得理论界和思想家都摸不着北，也使得改革开放到今天迷失了方向。实际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的国际政治格局评估的时候，国际共运就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时代大势是第三世界、不以意识形态划分的第三世界各自为政对内改善民生对外突破北方垄断的民族自强运动。
还有一种可能历史主线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主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成为制造大国了，虽然人均来说还很落后，这应该还是一条比较合理的主线。如今科技发展是今天的瓶颈，西方卡中国的脖子，垄断技术，以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是维持全球经济南北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改革能够使得中国打破西方技术垄断是重要课题之一。然而，科技进步影响的人很多，但从事科研的人却是少数，因此，难以构造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今天炒作历史问题以影响和左右中国改革方向的言论铺天盖地，其中诉求是否合理，必须对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实际上就是中西文明碰撞的历史。中西文明碰撞构成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口岸，西方现代文明扩张到中国，华夏文明节节败退。此前闭关自锁实行海禁到三元里抗英和寸金桥抗法，都是是华夏文明守旧的抵抗，即抵御西方文明扩张到中国。海禁之前，郑和七下西洋，与西方文明有商业往来，但没有冲突。西方吸收了中国火药技术、罗盘技术、航海技术，然后用这些技术侵略性扩张到中国海岸，这是华夏文明始料不及的。为鸦片贸易发动战争，这样的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人不齿，所以，早期的中西文明冲突，中国取守旧之势，保护旧的农业文明。
鸦片战争以后到百日维新，是中国有保留地学习西方。洪秀全太平天国，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但保留了华夏文明均贫富的思想。洋务运动，是学习西方技术，保留华夏社会和文化观念。康有为、孙中山学习西方政治，接受西方文明，但是，康有为不为慈禧接受，孙中山不为西方接受。西方文明扩张到中国，孙中山也学习西方先进民主政治，何以不被西方接受？
原来，华夏文明有天下价值，孙中山“天下为公”是延承了华夏文明的价值观。而西方是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西方文明结构是强者统治弱者，强者制定规则，强加给弱者。西方没有天下概念，西方文明扩张到中国，并不是要把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样先进富裕，而是要掠夺中国财富和资源。自1840年至1949年，就是西方列强意志主导中国政治经济、中国财富流往西方的历史年代。所以，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以后，有能力有机会但没有意愿为中国建立西方民主政治，而是要了庚子赔款以后继续承认清朝专制统治。而且为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贸易利益，为了维持中国统一市场而维护慈禧治下的中国统一。
1840年至1949年，西方文明一直在中国扩张，同时，中国有识之士也学习西方先进事务，抛弃中国落后的东西。1840年至1949年，外国军舰常驻吴淞港，武昌港、黄埔港、厦门港、大连港和天津港等。中国在这中西文明冲突中战火连天，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西方列强口岸商贸一样如常，西方商业利益丝毫无损，因为有炮舰保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列强之间的战争影响到列强在华利益分配，而中国经济一直由列强经由慈禧、北洋军阀政府和民国政府把持。
北伐战争打到武昌后，收回了武昌外国租界。北伐军打到上海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保护了上海外国租界，使得列强承认蒋介石政权。
十月革命带给中国另类的西方思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被中国广大农民接受，是共产主义与华夏文明传统的天下价值相呼应，也和反帝反压迫的民为天思想相通。五四运动，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学习西方民主科学，批判中国旧制度旧观念。这个运动，到文化革命才完成。即改变中国的旧传统和旧观念。
文化革命批判中国旧思想旧文化，文革后期开始中国理论界十年辩论，终于克服了两千年的均贫富观念，接受了市场经济概念。所以说，文革完成了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的目标，根除了太平天国依然用的均贫富观念。改革开放，中国入世，中国拥抱西方文明。而且，是中国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进入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而洋务运动的工业化目标是邓小平时期完成的。
但是，现代文明是残酷的。现代文明是南北结构，北方制定规则，南方要么接受规则，要么被经济封锁和政权被颠覆。西方要把中国纳入全球经济，要把中国市场和资源纳入全球经济，但是，西方并没有意愿将十三亿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西方的水平，他们要接纳中国到现代文明南北结构的南方。当中国来料加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就是中美蜜月时期，是中国按照自身国家意志而不是按照列强意志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时期。
历史也是不可复制的。中国不可能如欧美日那样发展到和北方国经济上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是地球资源限制的原因。美国5%的人口消耗全球25%的资源，如果中国十三亿人口也要如此消费，那么全球经济立马崩溃。
中西文明冲突到今天，中国要全面融入西方文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进入全球经济南北结构的南方，为北方国家提供剩余价值。这是地球资源限制和美国强大军事两个因素决定的。欧洲七亿人口，美国三亿、日本一亿，北方国家人口总和也不超过中国人口，但是北方国家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几倍，这是他们直接控制的资源，而且他们制定国际秩序控制全球资源。如果中国要按照现有国际秩序加入北方国家，而且按照西方现代文明模式加入，那么不发生战争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可能简单加入，必须把北方某些国家打入南方取而代之才有可能，这是有限地球资源决定的。
为了和平，为了人类未来，中国学习西方已经学到无路可走了。要和平崛起，中国必须做为一个新的文明崛起，走出一条西方没有走过的路。如今中国是世界的，世界也是中国的。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新的文明方式。这种新的文明方式，是宏观的均贫富，是一个没有南北结果，在有限地球资源约束下人人得以安居乐业的大同世界。
美国经济政治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也没有必要复制。他们用自己没有的钱，买自己用不上的东西，向自己看不起的人炫耀。他们人均消耗资源最高，监狱人口也最高，头痛药市场也最大。
中国近代史主线，是中西文明碰撞的过程。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由洋务运动始而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扬弃华夏文明糟粕由五四运动始至文化革命基本完成。1840年至1949年是西方主导的西方文明同化华夏文明过程，1949年至今是中国自己主导的华夏文明融入西方文明的过程。十八大以后应该是华夏文明自我重新构建的过程，全盘西化是自甘堕落在全球经济南北结构的南方的死路。
华夏文明除了崛起无路可走。华夏文明再创辉煌是人类的希望。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探讨 2012-05-18 09:17:15
在一百多年前的西学东渐浪潮中,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最终于1905年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学校教育制度。虽然在形式上考试制度被继承下来, 但是科举里是否存在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随之被抛弃至今呢？张之洞当年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是在那个大变革年代，他的声音是微弱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东方文明开始回归时，一些精英们仍然没有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涵。近年有国内学者著文称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提出时仅仅是为了强调“西学为用”，而并不存在以“中学为体”的核心内容。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是西学东渐浪潮的回波, 它说明西学的冲击，使得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精髓渐行渐远。笔者试图在这里探讨什么是“中学为体”。
要了解中学之体，首先要了解作为科举核心内容的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四书讲了什么呢？四书主要讲了伦理道德，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运作之道。孔子开启了以“仁”与“礼”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曾参与子思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提出了四端与四德的心性之论。而五经之首是易经。易学首先是哲学：它用两仪表述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并以多层次的两仪组合来表示事物的态, 从而引出哲学主题 - 变化； 也就是任何事物都遵循孕育、出生、成长、壮大、衰弱、灭绝再到孕育,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而事物变化的各种态衍生出的象数就成为演绎其发展趋势的依据。它造就了易学作为方法论的地位。它是人类最早的系统论运用，也是至今最完善的系统论基础。它揭示了系统单元的价值及其导向，对信息时代有深刻的指导作用, 即系统单元应该具有逻辑的价值，并有可思维，可推理的功用。这些为系统的归纳与演绎提供了基础。易学同时又是价值观和道德观，它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理以“仁”和“义”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强调“阴阳互补，刚柔相济” 的动态平衡（中庸），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易学更是道，它透过理，象，德的层次而直指“存在”的道 – 即“天人合一的圆融”。它象征着人类至善至美的生命本源。五经的其余部分属于历史，礼仪，与诗歌, 它们提供了史实的借鉴，交流方式和审美趣向。可以说，儒学主导了科举核心, 任何能透彻四书五经的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汉唐以后，儒学融合佛教，道家的思想，形成三教合一的新儒学-宋明理学。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就世间万事万物而体认天理。这里的“致知”有两个含义，即知事，知己。陆王心学提倡“宇宙便是吾心”，指出反省的重要，人不必心外求理。与此相应的是，佛教从多种宗派汇集到禅宗，并逐步走向生活禅。至此，修齐，治平的价值观转化为可实践和内省的人生观。“要做事先做人，做事就是做人”的理念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主流, 它要求读书人从存在的整一性去对待“做人”，“做事”与“求道”之间的统一, 以修身作为立命的基础，并将人生看成是明理，载德，求道，奉献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中学之体。这中学之体不排斥学习任何其他知识，因为那是“道”与“术”,“体”和“用”的关系。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对国学脊髓的最好注释。
科举从国家制度上确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治国理念，它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的人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无疑是比世袭与举荐的旧体制更公平、公开和公正, 即使相对于当代的选举政治都有其启示作用。尽管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各种弊端，但它还是从国家制度上确保了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被选拔出来。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人都非等闲之辈。然而，科举不仅仅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平台, 它更是国策探讨和改革弊政的舞台，因为人才与治国方略往往是共生的。科举制度鼓励了学子们求实与创新的精神, 自然而然，它就成为“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有别于西方，科举形成的“士大夫”阶层才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里的中流砥柱。“士大夫” 阶层中的某些个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始终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让我们用近代历史来说明这一点。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误信近臣，利用义和团灭洋排外, 结果造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家危急。慈禧在逃亡时，通电全国总督带兵勤王。冲突眼看失控，而这正是西方列强所希望的。然而，他们更希望的是，南方以洋务出生的几个总督不追随中央政府因为他们是反对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这时，各总督面临抗旨与国家灾难的两难境地。在个人性命和家国危难之际，李鸿章和张之洞及其他总督迅速结成联合战线通电全国，称慈禧的诏书为伪诏，系奸臣所为而不是慈禧的本意, 坚决支持慈禧的清王朝清除奸臣，纠正义和团的暴力行为，并与列强谈判来平息事变。这个通电起到了几个关键作用：一. 保护中国的政治中心，以防国家分裂。而这正是列强当时想要颠覆的。二. 否定利用义和团排外的错误策略，为和谈奠定基础同时又给慈禧留下了面子。三. 团结全国的力量，以防列强进一步冒险。这个通电最终得到慈禧首肯，并下诏让李鸿章北上主持谈判。这样，儒生们在国家危亡时刻而力挽狂澜。他们在这关键时刻的举措与多年国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如果这事变发生在今天，后果不可想象。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与列强谈判的李鸿章很快承担了另一个角色–“卖国贼”。这是因为国民排外的情绪随着军事的失败而更加高涨。笔者在此不禁感叹: 屈大夫从容就义易，李中堂忍辱负重难。最终李鸿章背着“卖国贼”的骂名，在维护民族利益的谈判中耗尽精力。在整个事变中，西方在绝佳机会面前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收获。其他列强一头雾水，只有精明的美国人看出了端倪，他们知道，中学之体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它的教育。于是美国人将得到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用以创建两所学校来传播西学，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北大。从此，西学东渐在中华大地上展开。造成中学衰弱，科举被废。自五四运动后，儒学基本被抛弃。以后的历史，想必读者都清楚。
历史走到今天，中国基本复制了西方教育的模式。当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实际上以西学中的科学为体。学子们按科学理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尝试了几乎所有西方政治理念，真是比西方还西方，但是中国的社会仍处于动荡，国家仍处于分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答案是显然的：首先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充满了哲学的对立，没有系统能体现存在的整一性，以包容那些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命题, 如唯心论（自我的主观世界）和唯物论（对象的客观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德格尔才指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便误解“存在”，仅研究个别存在的问题而不去研究存在本身。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认为“西方的失败是西方哲学的失败”；这句话是贴切的。他的名言“哲学最终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杀死了，因为它的目的原来就是产生这些不同门类的科学”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让-弗朗索瓦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只有哲学学者，而没有“哲人”，即那种举手投足给人于启示的圣人。而他的儿子-马蒂厄（佛教弟子）却说，这样的“哲人”仍然存在于现代东方。哲学是连接人类精神和思想的桥梁，其关键在于对整一性的把握。它的一面是“体验”，而另一面是“思辨”。虽然海德格尔提出超越二元的统一本源，但其论述仍然是基于思辨，而不是体验。失去对整一性的把握，哲学思辨只能产生二元对立，由此延伸到政治体制里的那些以“主义”立论的政治理念，像自由主义，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它们永远相互排斥而无法调和。第二个原因，中国已经没有以中学为体的“士大夫”阶层。由于不修身立命，又无法将“做事”与“做人”结合在一起，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分成极端的两派，他们各偏执理念的一端，将主义当作绝对真理。浮躁的心使得他们无法看到每个理念中的优点和缺点，也无法找到包容对方的方式。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一次又一次战争。内斗导致衰弱，衰弱导致外侮，驱外侮再内斗。直到二十一世纪总算有一点明白，只要摆脱“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兼顾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而稳定对整个改良过程是至关重要。但是，东方文明的回归是艰难的。在改革开放多年后，仍有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全盘西化，让西方殖民中国几百年，也就是说完全采用西学中的非科学部分。细观此人，治学也严谨，敢说敢当像个男子汉，但他的结论完全出自一种理性的浮躁。读者也许会对此不解，因为理性通常是克服浮躁的途径。对此笔者会在其他文章里从佛教唯识的角度来探讨分别心与憎恨心的关系。理性的浮躁是不修身内省的知识分子的通病，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笔者想，如果此人能进行某种程度的禅修来将心调柔和，并钻研一些国学，或许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盘西化的荒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性，每个国家的现状都是自己文化的产物。笔者对此曾经有过探讨。在中国大地上全盘去除自己的文化，去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想法是疯狂的。它仍然传承着文化大革命的逻辑。难道人类应该清除文化的多样性吗？东方人嗔心强，而西方人贪心重，怎么可能不论基础来嫁接文化呢。“全盘西化，让西方殖民中国几百年”的观点反映出此人浮躁的心态。浮躁的心承载不了厚重的历史。笔者相信，人类“精神大同”的道路应该是殊途同归而不可能是唯我独尊。二. 西学的非科学部分至今没有形成带有包容性的文化，它不具备整合其他文化的功能。人类的包容性来自精神，东西方都有自己璀璨的精神文明，例如东方的“仁”，西方的“爱”。在东方，“仁”看起来起点低，但以它为核心的“天人合一”哲学整一性与佛教“心物不二”的实证整一性是相通的。而且“仁”从本质上是内观的，是自省的，它连接着体验与思辨，因此东方在精神与思想上没有脱节。西方的“爱”与东方的“空”是一致的，是对存在整一性的实证体验，因此，达到“爱”的道路必然也是内观的，是自省的。从理念本身看，“爱”比“仁”更博大精深，然而西方哲学中体验的消失和以及物质文明导致的思辨膨胀，“爱”在西方就像是用一条腿在走路，没有对整一性的把握，精神和思想在一定程度脱节了。这样西方文明的精华 -“爱”始终没有完全走出修道院，没有形成包含内观自省的心学使得“爱”与生活不脱离。这样“爱”成了上帝的恩赐，或者成了主体对客体的某种情怀，而不是自身“存在”的特性（Integrity of Existence）。西方精英在周末去教堂祈求宽恕，将精神回归寄托于基督的再来，在平时，热衷于积累知识和追逐财富。因此，尽管西方满怀热情地做着慈善事业，传播着“博爱”的普世价值，但在这一百多年里为了利益，它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豪夺了无数财富与资源，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自身社会的公平问题，同时也没有改变歧视其他文明的习性。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说明：犹太民族在西方是出类拔萃，但从以色列的国策可以看出，那里没有真正的哲学家。一个国家追求那种“绝对安全”的策略是一种极端，绝对安全在哲学上同样也意味着绝不安全。乔家大院有句名言叫“学吃亏”。百年前山西商人都明白，“吃亏就是占便宜”的哲理，而西方到现在都不懂“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的道理，又怎么能将“爱”的理念发扬光大。显然，中华民族只能以中学为体，并兼容百家。只有以中学为体，东方才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
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的效率不断衰竭，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它造成西方可掠夺的空间缩小，各种社会矛盾对立加剧，人们对西方体制的弊端看得越来越清楚。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当重新拿起国学，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其道德理念本身，因为每个文明都有相应的伦理体系。我们应当将眼光放在中华民族精神上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它，使得中国人能几千年不懈地寻求真理，形成“个体”与“整体”紧紧相联的宇宙观。我们应当将眼光放在中华民族胸怀上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在几千年不懈的实践探索上，形成“做事”与“做人”融为一体的人生观。这才是其他文明缺少的，这才是东方智慧的源泉。智慧不来自思辨，再聪明的人都无法摆脱逻辑思维的线性局限。逻辑的完整并不等于“心”的圆润。因此对存在的整一性的把握只能来源于智慧，即对道的体验，这才是哲学的根本所在。而一个民族的哲学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然而，道的体验却取决于我们心性的转变，儒家的道德取向，与修身实践提供了心性转变的条件。什么是儒，柔软心也。道的体验，智慧的产生只可能发生于一个平和与柔软的心。不宁静，何以致远。然而，东方文明的回归不可能一帆风顺，它不仅伴随着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也伴随着物质文明的社会适应，中学之体不再需要“十年寒窗”与“八股殿试”。那么，如何继承其精髓呢？幸运的是前辈告诉我们，“道”不属于恩赐，也不依于来世，它就存在于生活的滴滴点点。就像禅不在于坐，道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琴棋书画也透着“道”理，一手好书法的人不浮躁; 懂棋者，明大局知先后; 善画者，能从表象看到意向; 知琴者，能用“心”去倾听。只要能在做事时不断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就会不断地接近真理，开阔胸怀，以包容各种文明,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从自己做起。
马先生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所以，今天有全盘西化者，动辄说中国文化是封建残余，要学学西方先进。因为西方是资本主义，比中国封建主义进步。这也是反对中国文化华夏文明的借口之一。
最初我和很赞同，认为建设和谐社会，怎么搬出WG批判的孔老二了呢？这不是倒退吗。后来再仔细一看，不得了，封建残余都在西方。英国至今保留王室世袭的封建残余，不单保留了王室，而且一日，我到教授老板办公室，赫然看见老板办公室墙上挂者英王封老板为爵士的封状。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是郡县制了，土地不是分封的，地方官员是科举选拔的文官制度。而欧洲，到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后才废除封建制度采用文官制度。而我老板墙上还要封爵位的封建残余，至今是英联邦国家的国家奖励制度。
再细看西方民主政治，那都是奴隶制残余。西方民主制度起源是奴隶制的雅典民主，加上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制度，加上13世纪英国封建制度的议会制度。美国是当今当之无愧的现代最先进的西方民主制度，竟然有近一个世纪的奴隶制度，继之以半个世纪的制度化立法的种族歧视制度（排华法案实行近半个世纪，有法律确定种族歧视，剥夺华裔美国公民的选举权），实行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性别歧视制度（妇女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才有选举权）。
难怪，西方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选中了奴隶主达赖喇嘛做为其推行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领袖，授予其炸药和平奖。原来，西方民主是奴隶制残余之一种。相比之下，用孔孟之道建设和谐社会比西方民主制度这样的奴隶制残余先进多了。
西方民主历史最辉煌的时期，都和奴隶制有不可分割的关联。雅典城邦的辉煌，当然是奴隶制的辉煌。古罗马共和的辉煌，当然也是奴隶制辉煌。大英帝国的辉煌，是建立在非洲奴隶贸易上的辉煌。美国民主的辉煌，是建立在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之上的辉煌。如今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奴隶主达赖喇嘛成了全世界民主自由的精神领袖旗帜之一。
为什么全球民主国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的？而且失败的都是弱国南方国家？那就是成功的国家必需有军事实力奴役异族。当年希腊各城邦中，实行民主选举的不在少数，雅典脱颖而出，是那些小的民主国家只配做雅典城邦的奴隶。罗马共和统治了地中海广大地域，地中海周边小国再怎么民主共和也只配做罗马城的奴隶。今天伊拉克民主了，墨西哥民主了，阿富汗民主了，埃及民主了，利比亚民主了，结果是黑道统治社会。何也？没有军事实力剥削周边异族国家。今天西亚最西方民主的就是以色列了，但年巴勒斯坦人接纳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居住，结果他们搞起西方民主，建立以色列国，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赶到难民营里，对巴勒斯坦人种族隔离，把巴勒斯坦人赶到西岸和加沙地带，用高墙围起来，是团团围起来，隔离，不许加沙地带和埃及通商，巴勒斯坦人每天上班过安检。地地道道的种族隔离，因此成为西方民主在西亚的楷模。以色列西方民主成功了，西亚其它学习西方民主的国家都成为失败的国家。西方民主，原来是种族主义的代名词，是奴隶残制余。
难怪一些主张学习西方民主的人士，在网上到处散播处传送奴隶主达赖喇嘛的语录。
李新 2008-05-27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这句话做为一名中国人应该都不会陌生。此话出自张之洞《劝学篇》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堪，内外交困时代。王朝的末路带来是风雨飘摇的国家命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检验了在中国轰轰烈烈推动三十年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是国人茫然不知所措。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走向何方？为什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所推动的改革开放的结果，出现了不同的答案。带着诸多疑问，中国当时的一批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当时国人在接受西方现代民主宪政思想，用全新思想推动清王朝最后一次和平改革的机遇，政治体制改革。这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也拉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西政体的大冲撞。 100多年后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西方记者提出关于一系列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今天执政者用决不会照搬西方现代化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改革做为回答。而这些问题却在1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发生过，面对这样的回答也给我更多的思考，也不由是我想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至今仍然被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做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标准来运用。为什么一个国际主流趋势在古老的中国难以推行和生根发芽呢？打开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也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1840年是近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一个重要分界线，代表西方工业化强权打败传统农业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国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正如李鸿章在奏折所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如此强敌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那时的国人也许对于西方毕竟了解不多，天朝大国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并没有改变。 1860年圆明园惨痛教训，终于是当时一些开明人士
开始清醒，开始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拉开自强运动的序幕，然而改革结果是三十年自强运动是打不过罪尔小国日本。一些改革维新派人士在反复思考终于掀起政治改革的风暴，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百日维新开始，当守旧势力和改革势力激烈对抗之时候。张之洞以《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从表面上看是“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学说。其主要内容，“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 “西学”只能为“中体”服务。 “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民主宪政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就政治法律制度来说，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都与“中体”相违，都应予以摒弃；要坚持维护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坚持宽猛相济、刚柔结合；用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揪其原因本人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举是在扼杀改革维新思潮，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维护特权利益集团。
而在今天世界主流趋势发展，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制约中国走向强胜的原因。
一个难题如何看待“中学”（一）
西方现代化文文明带来的，自由、法治、民主、人权、三权分立新政治观念。为何始终无法进入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100多年西方现代文明无论是何种方式，至今无法唤醒今日依然在昏睡的中国人，是中国始终无法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无论什么中学、西学、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直到今天的执政党对于西方现代带来的改革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依然可以做出相违背的解释，我想这也须正是中国人正常思辩方式。何为“中学”本人以为儒家学说三纲五常、圣人之道、权谋之术、……。可以说是“中学”中学的基础。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把专制社会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关系。董仲舒言专制皇权来源于天，鼓吹皇帝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宣扬君权神授与皇帝至尊，从神学上证明君权高于一切，主张统治和教化等一切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儒学由与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主张“君权天授”、“君权神授”，维护专制权力来源的合理性；宣扬等级论，宣导不平等论，维护等级制度，扼杀平等；主张“天道不变”，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永久性；奉行思想霸道，扼杀思想自由。儒学从不怀疑、挑战专制权力来源，而是对之由衷地认同，宣导、支持与捍卫。为帝王君主的统治地位辩护，主张“尊卑贵贱”、“上下有别”、“君臣各位”。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更是对专制等级的明确阐述与规定。成为专制度合理化、神圣化、绝对化说明。论证人类社会等级结构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最终巩固、强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不平等，从而维护等级森严、毫无平等可言的专制社会，保证专制统治的稳定、长久。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用口气写下“臣光曰”和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使用的“传国玺”上面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谓抓住了中学传统文化的要害。从这里也能看出天命、天子、天下、成为了专制皇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天朝王国合法性的根源。延续千年的专制文化认为能够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样的等级分布如同一个金字塔有上而下。而这座金字塔始终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无论是在思想和行政命令。。。。。。等等社会的运行方式始终未能改变。每当天下大乱时候金字塔模式的结构就会完全破坏掉，而高高在上统治者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细究天下大乱的缘故，却又由于这权力带来利益实在太诱人了。近代共和革命先驱孙中山在面对西方现代化文明和中国文化对比后更是用几十个文字说出中国文化弊端之处：“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之病。 ”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用西方民主宪政方式来结束延续千年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彻底打破一个专制思想文化。孙中山在对当时对国人讲解他的三民主义就说过： “民族主义就是民有主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所可独占；民权主义就是民治主义，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民生主义就是民享主义，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权，亦自当人人所共用；最终目的就是用至公至正的三民主义去战胜至歪至私的专制主义。 ”
从孔老夫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后，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代程朱理学将儒家文化异化。通过一代代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专制制度。这种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而其效果是显著的，能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奴才，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到：“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著，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在这种专制政权文化薰陶下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 。 。当居于底层一无所有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就剩下一条命的时候，也会起来舍得拼死一拨，正所谓逼上梁山。两千年前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百姓连死都不怕的时候，那么金字塔模式的结构从下到上变革就会发生。而这种变革就演变成了革命，敢把专制（皇权）政权掀反。但马上又会有专制（皇权）政权，各个台阶上又是那样一级控制一级，虽然会换上些新面孔，但这个金字塔的运行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高高站在金字塔上的仍只是少数人。因此在轰轰烈烈折腾了一番后，人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或已成成功的枯骨，或者还是只能铺垫在底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金字塔模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凡一个朝代建立时候，上上下下都是朝气蓬勃，显出一片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气象。到后来，就慢慢衰颓下去，问题越积越多，知道这个王朝灭亡。这是因为中国旧王朝领导者是家族世袭的，一个家族代代掌握政权，而家族成员除了开国的一两代外，从没有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不了解社会，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专制王朝的官员只接受上对下的控制，不接受社会的监督，他越来越糟糕就是自然的。专制王朝自己无法从内部更新，这也是它的体制决定的，所以中国没有王朝能够长命百岁。到了再也无法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时候，非要打碎这个旧王朝，将官场彻底更新，这样的局面才有根本的变化，但新的王朝没有改变根本的制度，于是又沿着旧王朝的老路走下去。由此看来在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以为舍此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也不难看出中学无所不在。
太多的教训国人何时醒来（二）
在鸦片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带来的威力后，中国人当然不肯束手就擒。中国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要求发奋图强，积极回应西方列强。但是当时国人对于西方之强大仍停留在物质文明，认为它不过是先进制造工艺和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时清政府在面对内有人民造反外有列强局面下，终于提出富国强军口号。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迅速在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等先后创办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安庆军械所（1861）、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厂（1866）、同文馆（ 1868）、招商局（1872）、磁州煤铁矿（1875年）、开平煤矿(1875)、兴国煤矿（1876年）、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汉阳铁厂(1890)、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军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军事装备等各行各业。与此同时，派遣留学，翻译西方各类书籍。 1868-1907年间江南制造局共译出159种1075卷，其中半数以上是工程技术、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由此来看，基本翻译书籍没有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书籍。这也充分表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应该来说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西方现代化书籍所获得的工业、科技、工程技术、等物质文明生产力，进行改变中国命运可谓是呕心沥血。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也曾派人到中国购买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这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认识不完，回应西方的行动也不迟。也表明当时中国兴建这些现代化工业所取得成就在当时应该来说在亚洲是首屈一指。 1865年徐寿造出中国第一艘小轮船，取名“黄鹄号”当时西方报纸记载，小轮船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长江试航顺流时速二十八节，逆流时速十六节，虽不大，但这是中国也是东亚第一次造出的轮船。 1868年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艘铁甲轮船惠安号，载重600吨，1870年江南制造局造出载重量为1,000吨的威靖号，随后又造成两艘2800吨级的战舰海安号和驭远号。福州船厂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到1880年，累计造出9艘载重1000吨以上的战舰。而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铁甲轮船，载重量740吨，直到1900年日本造船的总量是5,000吨。 １８９０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年产生铁140,000吨的能力，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该厂设备先进，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曾出口到美日等国。而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于1897年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1900年的生铁产量是19,000吨。这些可以说明当时中国和日本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起步还要早一些。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自强运动)。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 １８８５年，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福建和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 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两个具有相同经历的国家（都是被西方列强武力打开国门）同时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后，进行了一次较量。交战的结果是三十年中国改革运动付之东流，这说明单就物质条件讲，中国任何一个条件比日本优厚许多。面对这样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总结许多出来，但是我想只有一条可以解释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失败的根源。因为当物质文明改变后一在拒绝政治改革，必将导致社会一系列问题。 1875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更是直接说明中国自强运动由于在没有一个政体变革前提下进行其结果必然是失败告终。其中诸多失败原因本文只论述其中之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而同时操办洋务运动官员在没有政治改革前提下由于体制原因造成改革无法进行时也发出诸多无奈的声音。正如李鸿章感慨说道：“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可悲也。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胜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所其终极也。”郑观应在《盛行危言序》说的更清楚，“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来的灾难，汉阳铁厂是被精通中学张之洞一手创办的，在当时外国人眼中张之洞脑子里充满了东方人的智慧。而它的失败便很能说明问题。在兴办汉阳铁厂前曾经有人提出要先化验矿石、勘察、仔细论证等等，让而自大的张之洞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何所不有。没有接受友人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感情湖广总督，做了让我们每个爱国者都感到扬眉吐气的决定。而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阳附近铁矿石含磷多，本应用碱法炼钢设备，却买来了酸法炼钢的设备。同时焦炭只好远到开平乃至英国去买，而价格比英国自用的高了三倍。 1893年工厂大体建成，1894年5月开始出铁，但高炉吃不饱，两个只开了一个；吃饱了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生产得越多越亏。看起来这些事情是因为具体分工没有加细造成的，但如追起原因来，就是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标准造成的让一个，没有现代化科学头脑人建设了亚洲第一铁厂。自大和愚昧无知带来的灾难直到今天不依然在发生么？
在这个方针下，即使有的人学掌握了“西学”，也不能展其所长，因为他没有得圣人之道，所以严复在英国学习回来，就不的不去参加了科举考试。怪不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严复这位在英国留学的同窗遭遇感到惋惜。 1905年12月21日清廷立宪考察团到达日本，伊藤博文在于清廷立宪考察团交谈时曾感慨说道：“我国之开放较之贵国为晚，我国大兴教育汲汲然全盘西化，保留我打日本武士道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即就实现君主立宪，所有法律必须经过国会决议。君主裁定，然后公布。总之我国是一个法，是立宪明君之法；贵国是一个君，专制主义之君；其不同乃尔，我国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谁学到谁就能改变民族国家命运，何必计较是学谁的呢。这与贵国一些人开头反对学西方，抗不住了便贬低它为形而下者，只当作技艺来学。故甲午之战我国战胜贵国乃必然之势。”由此来看，对待西学不同态度和认知，必然造成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走到王朝的末路，一个走向了帝国的强大。
一条难以逾越鸿沟(三)
沉重的教训必将推动造就新的革新思潮，但是改革目的如果依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与利，那么也必将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洋务派官员在经历中日之间一场较量后，虽然输的如此惨痛，但依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宣导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在百日维新中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以一种全新的政体来推动中国的前进。但是依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宣布变法明定国诏中依旧提出了“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作为变法的根本。当然我们不能说光绪还是一个为了维护专制政体和一既私利而变法的皇帝，毕竟光绪生活环境一出生就决定了他与外界的隔离，也决定了他的变法只能跟着感觉走。但是他做了一件他的祖宗没有一个人敢做的事，废掉了祖宗王法，甚至可以说是打破延续几千年专制皇权制度。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仿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慈禧曾经夸奖光绪好学。那个时候，她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好学的精神，是光绪在深宫中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想。光绪在亲政后第一年，就向翁同和索要冯桂芬《抗议》一书。冯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落后的，第一个跳出中国传统文化框架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理想的人。随后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西方现代化思想带来主张相续进入光绪书房。当时光绪不但仔细阅读这些书籍，而且挑选其中经典装订成册，题签交阅。翁同和曾在本人的日记中写下了，“足见留意讲学，可喜”的文字。这些带来的思想也成为日后光绪变法的基础。
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在他们思想深处，对中国儒家学说依然欣赏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试图通过儒家学说来强化国民意识，殊不知西方崛起恰恰是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对于人的控制，是独立的思想，人性的解放。而这些才是产生西方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的基础。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1898年，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建立议院形体备朝廷顾问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强军”为其根本。所谓设议院建议实际是建立一个广开言路、沟通上下之情的机构，与西方议会体制并不是一回事。这也说明光绪和康有为接受大量西方思想对与西方世界的了解还是没能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不容怀疑光绪，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推动中国进步的心情。但是在没有透彻了解西方近代强大原因基础上，而盲目进行改革，即便其变法成功，然其命运最终注定也是失败噩运。据说康有为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也许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国事太弱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我们不能怪光绪，怪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试想如果他们不打起中学的大旗，托古以求改制，他的变法设想，何以能到庙堂之上。再着他从中学中孕育出来，能跨出这前人未曾走过的一步，已属非凡，怎能对他们要求的太高。孙中山曾经说过：“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我想今天的国人应该更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含义。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但面对一群利欲薰心，不能正确把握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专制者的怠慢和抵抗下，最后还是未赶上孙中山主导的革命步伐，而被革命的炮火埋葬了。这应怪罪谁？革命者吗？不。因为革命也是要牺牲生命的，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被民众支持和采用的，既然专制者自私到连改良这种双赢的做法都不能接受，那么民众为了生活得象个人样，也就只好出此下策了。所以，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的责任还是要归罪于保守的专制者。
通过这些说明，只要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金字塔的结构自上而下运行结构没有改变，尽管没有皇帝了，中国社会还会按传统专制秩序运作，就不难理解“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这句话的含义了。看下今天的中国，张之洞等等洋务派官员比比皆是依然在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王朝的命运。有人曾经说过清王朝不是亡于腐败，而是亡与激进改革。看到这里我不禁的想笑，难道100多年我们先贤梁启超的对于当权的警世是他们忘记了沉痛的教训。梁启超曾经精辟的总结了清王朝灭亡的根本，“革命党何以生，生与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恰恰是从经济腐败中滋生的。而另一个方面不是亡与激进改革，而是亡与改革的目的不对，因为改革者还是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础进行改革。还是李鸿章看的更透彻些，因为在经历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终于走出国门去西方了解其强大的原因，给他带来全新的思考。也许正是这种全新的思维，是这位被西方称作东方俾士麦的李鸿章。在即将步入已知天命之年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命运感慨对梁启超说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我想今天的国人对于李鸿章这句话感受颇深，这句话不但包含着，为后人铺路种树含义，更寄托着后人能够超越他，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来的框框架架改变中国命运的心情。也许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引用梁启超编写的《李鸿章传》里的评语则更能说明问题——对于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也。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处'这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之国，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举国之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李中堂若读德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冥目？直到今天好像在也没一个日本领导人如此尊敬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可谓第一人。也许真的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李鸿章创造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成后人难于逾越的鸿沟，而造成这样的事情恰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样框架里边任何人也无法在创造一个奇迹出来，因为李鸿章已经把它发挥到了最高水准。思想的僵化与改革行为的制约，已经是后人在无法在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何不能融合(四)
中国传统文化为何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难于融合，清朝末年进行的自强运动为什么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够像西方那样走向帝国的强大。揪其原因在于政治体制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在自强运动发展，很多仍然停留在胚胎阶段。清朝末年（自强运动）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官府由于对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动的敏感，严格禁止自由结社，也影响到自由企业的发展。而自由企业的发展恰恰是现代化技术革新和创造的前提而在西方国家自由企业制度不但可以发展还可以获得政府奖励，个人创造意识，人性的解放，自由结社，大大发展是其能够，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通过一些例子可以说明在中学西用，是中国近代变革最大的障碍。
清朝自强运动特点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而言李鸿章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官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几个私营铁路公司的例子都很能说明问题，政府一直保留撤换这些所谓私人公众公司的总办，及其它干涉的权力，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经验不足导致问题时，政府又借机实行国有化。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政府利用手中特权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负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这种官商勾结是原始资本主义无法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列如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实上的累退税收制(越富和有权势的人交的税率越低，制度化的贪污，行贿及官商勾结盛行)。清朝成立企业需要官府特许的制度，及官商关系和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垄断，它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意，就政策层面而言，中国是个政治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良好的制度化的税收和公开的政府财政检查机构，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由于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清朝末年落后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而造成这样情况恰恰表现了，传统的中国社会体制的运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场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改革中清政府做为改革推动者，还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改革带来物质享受最大受益者，长此以往在缺少制约和监督情况下就会形成特权利益集团高于国家利益，至国家民族利益与国民利益与不顾。而这些运行的模式也正是金字塔从上向下运行的模式。中国自强运动改革，清王朝以政治权力垄断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提法，因为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上天，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没有关与国人参与国家社会运行模式。没有给出国人怎么参与并同意执行某个影响深远的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与中国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所有国人权利是由专制皇权给与的，清王朝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天，“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成为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而同时代的日本的改革不但抛弃了许多自身许多的弊病，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当即实现君主立宪，在其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成为日本改革的开始。
在一个几千年专制文化下，试图与西方文明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专制政权有太多了国家机会主义，而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有没有制约和监督控制，必将导致为所欲为，是的国家利益变成个人利益。
正如1905年清王朝立宪考察团在考察世界民主宪政国家后载泽针对朝廷内部反对立宪的言论上密折陈述更是一针见血指出：“立宪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独不利于官。宪法即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其权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忧，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与形。彼其心有所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而这个模式如同是座金字塔而中国的运行规律是自上而下，西方也是一个金字塔而运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模式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一个难以融合的。总之，从心理结构到行为方式，甚至外貌神态几乎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互为不同的性格特征，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而产生了荒诞不经，不可理喻的矛盾冲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真的是永远无法融合的。
结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就像历史事件固然不会简单重复一样，但是往事却真的很难如烟。假如慈禧没有拿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园，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假如戊戌变法成功；假如清末专制统治者君主立宪式真心的，不是继续糊弄国人；太多的假如就像北洋舰队失败后丁汝昌发出的感慨一样，中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体，出现的历史场面或有不同，而中国对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
要变革这中国祖传的圣贤之道，确是一种痛苦抉择，因为那是抛弃祖宗。昔日汉唐盛世，康干盛世带给中国太多的荣耀。天朝上国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已经牢牢的占据中国人大思想，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不肯正视外部的世界的变化的表现，不断展现出来，从乾隆朝英国时节马戛尔尼访华，清朝官方对其称呼为蛮夷和坚持跪拜礼节，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表现，直到今日这样事情不也在发生没？虽然没有了蛮夷的称呼和跪拜礼节，但是从骨子里中国人自大的表现，依然不断的展现出来。承认西方现代化文明创造的新技术的优越性，肯去学习是难得了，现在要承认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并比我们的高明，更是难矣哉。日本的改革没有像中国那样背负历史包袱，所以跑得比我们快，跑到我们的前面。但是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日本专制强权出现带给亚洲灾难，就与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德国的俾士麦，自然是德国人推崇的人物，而这种推崇潮流也让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世纪中叶中国所面对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中世纪那样被看成是由上帝设立并由皇帝和教会维持的制度，也不再是专制主义时代那样，被看成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甚至不在是启蒙运动时期那样，被看成是通过自由人的自愿联合而产生符合目标、代表某个特定地区居民多数利益的法治组织------民族国家，而是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新形势。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无论清王朝采取何种对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本身存在的合法危机；如果正视现实，承认外部世界，勇敢地接受西方的挑战，那无疑等于放弃自己存在的基础，其结果必然引发全面的危机。如果逃避现实，拒绝承认外部世界，竭力躲开西方的挑战------事实上，清廷也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仍然会爆发全面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外部世界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已不再世各守一方，而是形成了巨大的现代化世界潮流，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卷入这一巨大潮流中。正如天演论中说的那样，天地之间，万物竞争。优胜者生存，国家民族也如此。今我中华民族若不奋起，将为人类历史所淘汰。 。 。 。 。 。 。 。正如今天国人说的那样我改变不了社会，我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关键这个潮流是什么，经济一体化是潮流，现代宪政民主也是潮流。 。 。 。 。 。 。毛泽东更说过：“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抛弃中学西用的方式，那么我们依然要输的更惨，历史的教训是不会简单的重复。
100多年的走向共和历程，我们交的学费太多了。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框架我们始终未能打破。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好的一面，经过现代科学的审视观，必将得到发扬光大，普及世界。而其中不可忽略其中专制思想异化，经过改头换面，仍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存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是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然而是否还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一直在无休止的争论。甚至为了它的合法存在寻找诸多借口，而这些维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也正是在维护一已之私利。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埋下了炸弹。清王朝在轰轰烈烈推动了46年的改革后，而结果是社会矛盾与王朝合法存在的危机不断加深，四川一场轰轰烈烈的护路运动，直接点燃了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今天改革开放的道路如果还是不能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100多年前结局，会再次上演。
俄国思想家赫尔琴曾经说过，向后看就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同时历史也是一部记述特权利益集团很少主动放弃其特权利益，最终演变成说不尽的悲惨故事。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我们也应该醒来了。告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要忘记我们先贤曾经走过的艰难道路。因为我们已经跌到过一次……。
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在于是否公有制，而在于社会结构得到随时调整，使得极端不能产生，使得任何势力不能主导其意志于他人，使得“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业”。使得社会鼓励劳动，鼓励创造，鼓励互利。任何社会脱离了这些，最后都不得不做大调整，从而付出大代价。不能避免革命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论什么所有制。因为它造福势力而不是造福社会。实际上，中国易经的道理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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