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桃色事（三）

 

文革年代桃色事

白继周

 

    第三个桃色故事是文革中“夺权”的副产品。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一夜之间拉开序幕，所有单位都有臂缠红袖标的“造反派”“神兵”突降。这些自称“红卫兵”的揭竿而起、横冲直撞，要“夺权”，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于这些“当权派”是不是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又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了多远，这些搅天乱地的“造反派”都懒得去计较。

    响应最积极的，大都是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他们出于对发动者（毛泽东）的无限崇拜，“领袖招手我前进（林彪语）”，义无反顾地下海弄潮。但也有趁“权力再分配”的天赐良机，用投机心理，浑水摸鱼的。

    我们生产大队的“造反派”代表是共青团的“支部书记”（简称“团支书”），而“当权派”当然是大队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简称“支书”）。

    “支书”是解放不久就退伍执掌基层领导权力的，在我老解放区的家乡深耕了近20年，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属老资格。遇文革洪流权力旁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团支书”是随后被提拔的“新鲜血液”，自恃年轻有为，一直视“支书”为升迁障碍，必欲踢开而后快。

    忽如一夜文革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 等标语遍地。  机会难得，千载难逢，“团支书”充分展现擅长宣传鼓动的才能，四处发动，八方串联，小组宣讲，大会批判，挂在嘴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眼看权力不保，支书充分利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及近20年的权力余威，疯狂反扑，美其名曰：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团支书有一个弟弟，有几年云南边垦的光辉履历，因此娶来南山的媳妇。该媳妇自感有模有样，自认鲜花插牛粪，故对丈夫专横跋扈。在农村，夫妻俩凑合过日子不是个例，弟弟也是这样，无奈当上生产队的饲养员，常年在牲口院独居。大概是壮年男性生理宣泄不畅，慢慢养成“露阴”的恶习，不巧被上下学路过的少女学生碰见。

    支书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如获至宝，马上怂恿学生家长齐聚牲口院闹事，对造反派头头的家庭成员重点突击。

    据说“露阴”不属道德范畴，而是心理病态，需要专门的医生对症下药。

    弟弟本来心理就有毛病，遭遇家长轮番羞辱，顿时心理崩塌，失去理智，趁夜黑人静之时投缳自尽。

    那时也没有专业人士鉴定现场，见到弟弟脖颈上套有绳套，就按自杀定性处理。其实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他杀，是另有人制造的现场。但仅仅怀疑而已，至今黑白莫辩。

    两派的第一轮交手，“造反”的团支书就损兵折将，赔了一个骨肉弟弟。

    接下来的较量更没了底线：你用暗的，我来明的；你小组鼓动，我大会宣传；你农忙插空，我农闲不断。原本是召开“促生产”大会，遇到几个派别不同者，顿时就变成了“抓革命”的现场。背诵几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毛主席语录）！整个会场顿时剑拔弩张：逼对手跪在几寸宽窄的板凳面上，激愤时一脚踢翻板凳，人一头栽下，顿时血流满面。为达目的，不惜让老实巴交的农妇挂“破鞋”游街；为了报复，竟有人从厕所挖来臭屎，煳在别人的嘴巴上......

   几个回合之后，略显稚嫩的团支书渐落下风。慢慢地，造反派空有招架之力，缺乏还手之功。处处被动的处境让团支书一家深感沮丧。经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由泼辣的妹妹出面斡旋。

    这个妹妹说不上漂亮，但青春年少，活力四射，很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妹妹本来就有一副不服输的精神，现在又担负着一家人的重托，鼓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劲头，多次只身与支书面谈。

    至于两人面谈的时间、地点、说哪些内容，干什么事情，至今没人能说清楚，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妹妹这个黄花闺女怀孕了！大概率是为哥哥“奉献”了胴体，是强迫还是自愿众说纷纭。

    随着时间的推移，夺权热浪渐渐降温，但妹妹从此再却没脸露面，挺着个大肚子趁月黑风高出嫁了。

    说起俩支书，世代同居一个村落，打断骨头连着筋，甚至还有亲戚姻缘，在“权力”魔杖的引诱下，俩人彻底闹翻，终生没能愈合。

    至今，被“改革开放”终结了权力的“支书”早已向马克思报到，为生计奔波的“团支书”因开山放炮而炸瘸了腿，人早已落魄而沧桑。

    光阴荏苒多少年，回忆难堪的历史，团支书的母亲当着我这个小辈的面都咬牙切齿：（支书）那小子，不是人！

    斗转星移多少载，提到文革的往事，而当年的耳闻目睹者大都认为事不关己，多用事后诸葛的口吻调侃揶揄。
   

    这正是：争权夺利文革事，留给今人尽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