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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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云南(50)和谐的云南多民族

(2021-09-13 14:09:19) 下一个

 

和谐的云南多民族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其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26个世居民族,这些世代聚居而非短暂侨居的民族,从其先民算起共处云南多在一两千年以上。

 

   这些世居的云南民族,虽类型多种多样,文化五彩缤纷,但他们多元文化交融交错,二千多年来始终包容共处、和平稳定。
   就云南世居民族的生产方式来说,在高寒山区有旱作农耕及畜牧的民族,如彝、纳西、傈僳、拉祜等族的一些分支;
   在山间盆地有稻作农耕的民族,如汉、白、壮、哈尼等族及彝、纳西等的分支;
   在低纬度及河谷地区则有种植水稻及热带作物的民族,如傣、布朗、基诺等族;
   在接近西藏的地区则有藏族及部分普米族、纳西族,他们从事高原畜牧和种植。


   就宗教信仰来说,这些民族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都有涉及。仅信仰的佛教一支,又分为不同的流派,如傣、布朗、德昂等族多数民众信仰南传佛教,藏族则信藏传佛教,白族多信大乘佛教,等等。
   云南民族又多有自己本土的、原生的宗教信仰,如彝族的毕摩教、纳西族的东巴教、白族的本主崇拜、拉祜族的厄莎崇拜等等,各有不同。

 

   这众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又是“大杂居,小聚居”的,故相互贴近、交往频繁,且相互包容、和谐共处。
   这首先表现在三个主干民族彝(yí 古代祭祀常用礼器的总称,这里指民族)、白、汉上,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有你无我”的争斗,千百年来基本是相容共处、和谐凝聚的。
   魏晋南北朝,东爨(cuàn 原意为烧火做饭,这里指姓)、乌蛮(主要是彝族先民)与西爨白蛮(主要是白族先民)并存。
   唐代,南诏是彝族与白族共创的联合政权。
   两宋,大理国段氏(白族)若没有滇东彝族三十七部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政权,而其取得政权后也没有对昔日南诏的彝族统治层进行镇压与屠杀,始终采取与彝族相容共处的方针。
   明代,汉族成为云南人口最多、主干的民族,但并未由此发生汉、彝、白三个民族争夺土地和统治权的拼死争斗。
   清代,汉、彝、白都在封建清政府统治之下,但相互平等协和,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与统治阶层的阶级矛盾。

 

   云南民族信仰多样、教派复杂,但是各教之间、各教派之间相容并包,甚至交融互渗,从未发生宗教战争。
   汉族、白族、纳西族的宗教信仰都以儒、道、佛“三教合流”为主题。
   以此为基础,白族佛教中属藏传的阿吒(zhā)力教派和汉传禅宗并存,二者又与白族民间的“本主”信仰相包容;
   纳西族不仅包容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而且把本民族原生的信仰和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以及汉传佛教等,包容汇合在一起,创造出本民族独特的宗教——东巴教;
   彝族信仰毕摩教,但不排斥儒、道、佛三教,甚至吸收其思想;
   傣族既信南传佛教,同时又包容本土固有的寨神勐(měng 傣语中指小块平地)神信仰,如此等等,形成云南千百年来诸教并存、相容互渗的局面。

 

   由于文化彼此熔融、宗教相互交化,故二千多年中的云南,虽然有西汉王莽对滇中的战争、唐代的天宝之战、明代的三征麓川战争等大型战事,但都不是宗教战争或民族战争,更没有造成不可化解的民族仇恨。
   天宝之战唐朝入滇大军惨败,战死或染瘴疠(lì 瘟疫、恶疮之意)而死者数万,但是获胜方南诏并不因此战而结深仇大恨,还收拾唐军遗骸“祭而葬之”,白族民间甚至还以唐败亡将军李宓(mì 安静之意;古音fú)为“本主”(地方神)加以祭拜!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距中国领土的几何中心(约西安、兰州之间)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今之北京、上海为代表)皆有数千公里之遥,但是云南各民族自古认同中华文化,内聚于秦汉以来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要求做人要讲忠孝仁义,为政要讲德治、仁政。这些观念早在秦汉就扎根于云南。
   立于东汉的滇东北孟孝琚墓碑记载,墓主作为当地大姓,自幼就学《诗经》、通《孝经》。
   至魏晋南北朝,“南中大姓”(汉化了的夷人,或夷化了的汉人)如孟氏、霍氏、爨(cuàn)氏等,他们都标榜忠孝仁义思想。
    至唐代,统一云南的南诏政权,其国主阁罗凤(彝族)俘获唐朝小吏郑回,因知郑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渊博的知识,于是“甚爱重之,命教凤迦(jiā 人名专用译音字)异(阁罗凤之子)”,此后凤迦异之子异牟寻继王位,又命郑回教其子寻梦凑,可见南诏王室(彝族)连续数代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热爱、学习之认真。
   在南诏君臣所立的《德华碑》中,铭记“亲仁善邻,国之宝”“德以立功,功以建业”,认为这是其治国为政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观念。
   其后以白族为主的大理国,其以儒学、佛教立国,对有儒、佛学识及修养的人称之为“儒释”(或释儒),凡官吏皆须出于“儒释”。可见千百年来,云南各族虽在边陲、文化多元,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由来已久。

 


   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云南各族自始就有强烈的中华一体的内聚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或多个政权并立,或政权频繁更迭,但称霸云南的爨(cuàn)氏,始终宣称自己属于内地政权(或属成汉,或属刘宋,或属东晋)。
   唐代,玄宗天宝年间,因奸臣挑拨、朝廷误判而出兵南诏。当时,南诏已是统一云南全境、地接川黔桂及境外交趾的强大政权,却一再要求免战,国主阁罗凤坚称:“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此战,南诏全歼唐军,大获全胜,但阁罗凤做出两件大事,一是收拾唐军遗骸“祭而葬之”;二是以他和全体官员之名建《德化碑》于国门,在碑文中说明南诏不得已而战的委屈和一片忠心:“我上世世奉中国(指中央朝廷),累封赏,后嗣(sì 子孙)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fú 泛指扫除。澡祓,洗刷辨明之意)吾罪也。(《新唐书·南诏传》)”
   29年后阁罗凤的孙子、南诏王异牟导果然实现祖父内聚的遗愿,在国都迎接唐使,接受唐“南诏王”的册封。
   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自始就要求内附,但宋朝为应对北方西夏、辽、金诸国的威胁和压力,对之采取政治回避的方针,拖延回避。
   而大理却几代人坚持既定方针,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徽宗政和五年(公元985-1115年),百余年间8次遣使入朝要求册封,至政和七年宋朝廷才册封大理国主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三百年间,大理国与宋朝从未兵戎相见,与宋不侵不叛。
   至元朝建立行省制以后,地方政权不复存在。元明清以来云南各族内聚意识逐渐发展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至近代,更升华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以来,列强以为云南多民族、文化多元,能够成为挑拨民族矛盾、分裂中国的突破口,然而云南各族坚定中华一体意识、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彻底击碎他们的阴谋和妄想。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帝国主义多次武装进入滇西地区收集情报、攻击边民,挑衅我主权。当地干崖、盏达等傣族土司联合景颇族山官,聚集傣、汉、景颇、傈僳、阿昌等民族武装,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四年(1874-1898年),25年持续驱逐入侵者。
   20世纪初滇南爆发“班洪事件”。班洪、班老在中缅边境,自古属中国,为佤族聚居地。清乾隆年间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到此与佤族头领合作开采银矿,不到10年这里就聚集了汉、佤、傣、彝、拉祜、哈尼等各族民众10万余人,共同开采、冶炼。
   20世纪初英国鲸吞缅甸,英商携重金向佤族部落首领班老王昆干、班洪王胡玉山收买银矿地区。昆干回答说:“我为中国保厂,岂以小利而背大义及祖宗之志也。”并让他的三个儿子取汉名为保卫国、保卫厂、保卫民。胡玉山说:“矿是中国的矿,你就是驮几驮金子来也不准开。”也让他的两个儿子取汉名为胡忠汉、胡忠华。
   1933年英缅武装人员入侵并占领班洪班老地区,次年班洪王招集佤族17个部落的首领(亦称17王)剽牛盟誓,率全体男女老少一齐出战以求夺回领地,最终因武器落后而战败,致使下班老6个寨子被敌焚毁。云南各族闻讯群情激愤,以傣族人李希哲为首,变卖家产组织“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傣、汉、佤、彝、拉祜等族千余人参军,开赴班洪地区参战。1936年2月2日班洪王胡玉堂招集各部首领剽(piāo 宰杀)牛盟誓,发表佤族17部落王《告祖国同胞书》:“窃我卡佤山17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不论地理或历史,我卡佤山为中国地,应归中国,又何疑意。”表现出强烈、真诚的中华各族一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26个民族的云南,文化多元,却始终认同中华文化,内聚于中华民族,建构于中华多元一体结构之中,共同抵御外部侵略,捍卫祖国统一,其精神内涵可歌可泣,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千年云南民族史,对世界极有示范与启迪意义。

 

(根据相关资料加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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