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戚本禹回忆录（68）

 

第二章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我和关锋的共识：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981年，关锋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即从秦城监狱出来，和他的夫人周英团聚，定居北京。关锋出狱后，我还在秦城服刑时他和周英就到 处打听我的消息，想和我取得联系。我出狱后，很快就联系上了关锋，不久我就去了北京，在他家与他见了面。

 

   已是近20年的分隔，能再次相见，我们都百感交集。 我和关锋商量，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做点什么？ 毛主席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我和关锋很快取得共识，我们要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我们本来都是搞文化的，关锋专长研究哲学，我专长研究历史。现在否定文革的人，都攻击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毁灭、破坏一切文化的，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在我们两个应该携手合作，按毛主席的教导，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批判继承我们祖先的一切珍贵的遗产。

 

   我们要用我们研究的成果，用事实来证明，我们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批判者、破坏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保护者和发扬者。

 

2 ．编撰《中华易学大词典》

 

   经过商量，我和关锋一致的意见，从《易经》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 关锋很早就研究《易经》了。我在监狱里也用“心读”的方法对《易经》作了反反复复的思考和研究。 由于《易经》的内容博大精深，里面包含着非常丰富而且深刻的思想。千百年来，有许多学者对它作了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它却更多是被许多人用来算命。因此，我们商量编纂一部“易学大词典”，以汇集历史上的研究成果，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这件事情的工作量很大，不是几个人可以完成的。我们就商议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并且邀集了蔡尚思、胡道静、苏渊雷等著名学者一起 来参加。 蔡尚思当时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一开始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还有些思想顾虑，可能是因为我和关锋都是“刑余之人”的缘故。但蔡先生的女婿却对我们很信任和支持，他说蔡先生：戚本禹、关锋被判刑、坐牢，那都是因为政治斗争的缘故，他们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罪犯。这样，蔡先生才同意出任这个编辑委员会的主任。

 

   胡道静先生是国内最大的研究“道家”的权威，而《易经》则是道家的基础理论。 苏渊雷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很出名的学者了。苏先生好酒，他不管跟谁交往，都先要喝酒。我不会喝酒，但还是跟他喝了三杯。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华易学大辞典》。关锋生前还为这部词典写了献辞，只是他和我一样不 能用他真名关锋，只能用化名——古棣（tì 贯通）。

 

   在“中国文化热”的大潮中，在编写《中华易学大辞典》时，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落后的东西，由糟粕变成了时髦，而曲解《易经》占卜算命的江湖迷信，竟也成了所谓传播传统文化的热点之一。我们有责任宣讲我们对《易经》的解读。

 

   90年代初，中国书店的彭卫国编辑与我们一道策划，先行出版了《周易十日谈》一书，就是为了编著一本既让人们充分了解《周易》一书的思想精华，又能让人们摈弃其占卜迷信内容的小册子，以期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作出一点贡献。

 

   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 《周易十日谈》出版已近二十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一版、再版、三版、四版，发行量数以万计。台湾、香港也以《周易十 讲》书名出版发行，并收入其“现代人文库”、“人文史丛书”。国家有关部门还授予此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2003年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增补本时，我们将书名统一采用为《周易十讲》。

 

3 ．编著《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

 

   孔子与《论语》无疑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与著作。我们要承继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可不认真研 究孔夫子与《论语》。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孔子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界形成有深远影响的两大学派：一派以冯友兰为代表，被称为“抽象继承派”；而另一派是以关锋为代表的，被称为“批判继承派”。对于孔子的评说，是这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

 

   冯友兰认为，孔子是革新派，是顺乎时代潮流的。关锋等认为，对教育家的孔子与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孔子应加以区别：孔子前半生对教育事业等作了重要贡献，应予以肯定和继承；从政以来的孔子是没落奴隶主的代表，是逆乎时代潮流的，应予以否定和批判。1962年在曲阜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上，两派的争论还是平和的。 这种学术争鸣，我们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必要的，是促进文化繁荣进步的。不幸在文革运动中，这种正常的学术之争演变成了政治冲突。

 

   往当时那种背景下，我们支持了谭厚兰带头在曲阜进行的讨孔造反，亦批斗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专家，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有我们应 承担的责任，也借此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歉意。

 

   而在文革运动的后期“批林批孔”时，冯友兰著文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而关锋和我当时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被剥夺了任何发言权。而文 革运动后，社会上现代新儒学鼓吹和掀起了一股尊孔的新热潮。

 

   对孔子，对《论语》，我们现在仍持什么态度呢？我们认为应该有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回到学术争鸣。为此我们合作编著了《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在国内我们只能以古棣、周英、 戚文署名出版。2012年9月，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以我们的真名：关锋、周英、戚本禹出版发行了这本书。

 

   我们认为，要科学研究孔子与《论语》，首先要正确把握理解《论语》的本义。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注释的书籍应有两千 多本。而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发行高达60余万册，被誉为最佳注释，并被选用为学校教材。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证研究，认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有译注不妥和谬误之处多达317处，而为其纠正，提出了我们认为正确的注释。

 

   正确解读《论 语》，一定要首先区别《论语》的本义与后人加予的有违本义的注释。在古籍校勘训诂（gǔ 现代语言解释古语）上的学术争鸣，现在已经少有了。而《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一部著作，对其本义的学术争鸣应是有其意义的。

 

   在《论语》译说力图准确把握《论语》本义的基础上，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南，对孔子生平和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在本书中，再次坚持和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坚持对孔子批判继承的主张，不赞成目前有些人要再把孔子捧成神的作法。

 

4 ．编著中国历史人物论集

 

   我的专长是研究历史。而我对历史的兴趣与研究，得益于追随毛主席身旁时，跟着主席读书和聆听他的教诲。毛主席对历史的研究与重视，对古今中外历史的知识，我认为党内无人可比。毛主席把历史的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和当前情况的研究，看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保证。

 

   毛主席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毛泽东的专栏作家R•特里尔评价毛主席时说过一句话：“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

 

   跟着毛主席读历史，读毛主席的书，看到毛主席直接、间接评论过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我就有了编写中国历史人物论集的想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就写了一部分。1968年进了秦城监狱，虽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我亦凭着过往的记忆追叙撰写。出狱后，找来参考资料补正与继续补写，共写了近二百个历史人物。

 

   我的计划起自黄帝，大禹，终到洪秀全、孙中山，其中有帝王将相、草莽英雄，还有圣哲豪杰，文人学士，约两百余万言，六个分册。其中《先秦人物论》、《秦代人物论》、《两汉人物论》、《三国人物论》已经结集出版。还有《晋唐宋元人物论》、《明清人物论》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也能与读者见面。而这些书在国内也只能以戚文署名出版发行。

 

5 ．关锋的著述与我的其它著作

 

   关锋是哲学专家，尤其对《老子》、《庄子》有深入精到的研究。关锋出版的《老子通》上下册，140万字，获吉林长白山学术一等奖和比利时世界太极学会1996年度社会科学一等奖。关锋与周英还出版了《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法和法学发生学》等书。

 

     这些年，我自己，以及与他人合作，还出版了以下著作：

   《孙承宗》，中华书局出版。

   《评李秀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大人物的变态心理》，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孙子兵法大辞典》，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墨子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子兵法十讲》，安徽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丛》第一辑（共八册）。

   《十家论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古奇观正续编》，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

   《三国图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还有已完稿的《屈原与〈离骚〉》，正在联系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