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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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戚本禹回忆录(06)

(2021-03-27 14:30:56) 下一个

 

第二部分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  中南海政秘室见习秘书

1 .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 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有 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 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 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 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 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 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chóu 同辈、伴侣之意)一同到中南海报到(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 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 部。我1968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 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 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 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 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 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

 

   那年我19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 我和逄(páng)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 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 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 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 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逄经常主动给田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告给田,及后来当了田的秘书。

 

 2. 中央办公厅机构和人事

 

   1950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 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当时的政秘 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 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政秘室大约是1949年 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 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 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 拥护毛主席的( 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有一年毛主席批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1945年10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 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 是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 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 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 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年11月去苏联治 病,1950年1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 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 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 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

 

   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 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 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 搞社会主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 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

 

   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 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 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 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

   

   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 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 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军团长征。 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 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

 

   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 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 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 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 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当时江青也 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 到了主席的重视。

 

   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 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 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 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 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1957年山东的书记李×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涉事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 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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