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戚本禹回忆录（06）

 

第二部分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  中南海政秘室见习秘书

1 .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 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有 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 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 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 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 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 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chóu 同辈、伴侣之意）一同到中南海报到（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 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 部。我1968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 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 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 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 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 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

 

   那年我19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 我和逄（páng）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 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 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 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 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逄经常主动给田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告给田，及后来当了田的秘书。

 

 2. 中央办公厅机构和人事

 

   1950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 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当时的政秘 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 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政秘室大约是1949年 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 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 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 拥护毛主席的（ 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有一年毛主席批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1945年10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 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 是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 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 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 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年11月去苏联治 病，1950年1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 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 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 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

 

   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 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 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 搞社会主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 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

 

   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 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 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 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

   

   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 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 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军团长征。 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 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

 

   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 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 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 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 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当时江青也 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 到了主席的重视。

 

   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 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 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 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 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1957年山东的书记李×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涉事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 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