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第二章 广州会议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并负责召集的。负书记部总部主任责任的我，因而为这件事忙碌起来。一九二二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并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各工会选派代表出席。同时，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直接与各地工会通讯，征求它们的同意。
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一些主要工会的响应后，乃于四月十二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正式通知。原文如下：
“一、开会宗旨：甲，纪念五一节。乙，联络全国工界感情。丙，讨论改良生活问题。丁，各代表提议事项。
二、每工团派代表一人。
三、时间：自五月一日起，开会五天。
四、地址：广州。
五、川资由各工团自备。在广州之膳宿费，由书记部供给。上海招待处设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号（按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所在地）。
当时，书记部并未对这次大会的举行作煽动性的宣传，即开会通知亦出之以平淡的措词；主要原因是在避免引起北京政府对各地工会的阻挠。
这次大会的召开，显然是以职工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其背景的。一九二二年是中国职工运动高涨的一年。一般工人在意识上是日渐左倾了，各地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罢工事件也随着显著增加。在这次大会以前，曾发生著名的香港海员罢工，在这次大会以后，罢工的浪潮更为汹涌。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因遭受武力压迫而告失败。中国职工运动的第一次罢工浪潮才暂告低落。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罢工是那时职工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中国近代工会运动由海员领先，不是偶然的。一般海员往来于世界各港口，首先受到各国职工运动的影响。再则有一部分海员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更是海员工会能够较早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后逃往日本，即在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组织了一个“侨海联义社”。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海员公益社”。后来，总社移设于香港，改名为“海员慈善社”。当时孙中山先生重视海员组织，其目的是侧重于海员能为革命运动做运输军火和传递消息的工作。
一九二○年，香港海员因反对包工制和失业的威胁，发生了组织海员工会的需要。原来海员都是按帮口或同乡关系，分别寄居在香港各行船馆里；这次就以这些行船馆为单位，联合组织了一个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按法定手续，呈请广州政府和香港政府注册；在获得准许后，乃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个名称是由孙中山先生代拟的，招牌也是孙中山先生亲题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开始罢工，就是由这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所领导，罢工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罢工的目的是反抗压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国轮船上的海员开始，逐渐扩大，后来所有在香港的轮船，不分国籍，都卷入了这次罢工的漩涡。到二月中旬，参加罢工的轮船达一百六十六艘。罢工人数，除海员外，还有码头运输工人的同情罢工，合计约有三万余人。
香港政府于二月一日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向印度、菲津宾、上海等地招募新工来代替罢工工人，但、并未能阻止工潮。
罢工后，不少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表示不愿屈服的意向；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援。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各民众团体和舆论机关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大为高涨，同时也使那位过境客马林为之兴奋万状。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它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更为支持罢工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原来中国的海员中主要有广东、宁波两帮，这次罢工多系广东籍的海员。在上海的书记部总部就在宁波帮海员中展开活动，要他们与广东帮的海员采一致行动。结果，使香港各轮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们还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募集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在火车上大张“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旗帜，极具宣传效果；各地工会纷纷函电汇款慰问罢工海员，声势显得相当浩大。这些情形不但使罢工的海员感到兴奋，并且促成了全国工人团结的倾向。
三月四日，当大批罢工工人由香港列队步行回广州到达沙田时，为英军所阻击，因而发生沙田惨案（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报》载：三月四日罢工工人两千余人准备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附近沙田时，遭英军开枪限击，死工人三人，伤八人），这一惨案无异火上加油，罢工者的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国人反英的民族情绪。香港当局鉴于事态严重，乃表示让步。三月六日，宣布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启封，释放被捕的工人，应允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并优恤沙田死难工人。于是，罢工乃于三月八日宣告结束。这种由于工人本身奋斗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职工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一帖有力的兴奋剂。
国民党人士是较早从事职工运动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带的工会主要都由他们领导。不过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多保有行会色彩，有些甚至劳资不分地混合组织在一起，而且会与会之间也极少联系。为了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广州各工会也左倾起来了，觉得有组织广东总工会的必要，并热诚与其他各地的工会实行合作。
湖南劳工会是别树一帜的。它的领导人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以工人独立从事经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劳工会解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劳工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泷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这些铁路工会的组织及其斗争方式都是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这个重要工业城市竭力扩大它的职工运动的阵地。它一反过去的那些“招牌工会”之所为，直接深入到各工厂里面去展开活动，而且在一些纱厂、机器厂、印刷厂、烟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的组织。它领导过较大规模的纱厂罢工，和长江流域的轮船工人罢工等。它在武汉等城市和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展开在工人中的活动，开始形成各业工会的组织。即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中，由于它的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它的声望也在急剧的增加。在这种全国职工运动趋于团结的形势中，国民党的势力不仅偏处广州一隅，而且它也未适时采取积极的领导步骤。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那种不注重组织，孤立的领导工人从事经济斗争的做法，在这一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特别显得不合时宜。中共和它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却能把握住这一客观形势，实际组织这一次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由此，中共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中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举行，主要是为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这不仅要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办到，同时工会组织的本身也有甚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陈独秀先生和我乃于四月底赶到了广州，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陈独秀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劳动和青年两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原系老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为陈独秀先生所邀请而参加中共的林伯渠（一九一六年与我在上海交往时的林伯渠，是湖南的一位国民党要人，为孙中山先生的嫡系。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谭延闿部师长，他本人则和谭延闿竞争湖南地盘的程潜相友善。这次我们会面，他虽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孙先生的热诚，往往超过一般纯正的国民党员），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其他同志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多数人的发言则对孙中山先生颇有批评，他们大致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同志对国民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次会议在国共合作一点上并未达到确切的结论。以前陈独秀先生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时，与陈炯明相处无间，此次自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次会议就接纳了他的这种提议，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这一点，并未与国民党方面恳切商谈。
当时孙、陈冲突已经过长期酝酿，到达了紧张的阶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孙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翌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并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成立另一中华民国政府。六月间平定了广西，形成西南对杭北京政府的局面。当时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军事领袖虽宣布不服从北京政府，却标傍联省自治，并不与孙先生的北伐主张相一致。在这个时候，孙、陈间的意见分歧也就显露出来了。孙先生主张以广东作革命根据地，实行北伐。陈炯明则企图盘踞广州以自保。后来，陈炯明并进而主张联省自治、分省建设，显然更与孙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工人群众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以后，按期于是日下午揭幕。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几个工会。这工会的会员总数约计二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史文彬等。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二人参加。那天，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以后，即提议推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五人为主席团①，由于广东与外省言语的隔阂，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谭平山始终执行着主席的职务。谭的成名，便是从这次的表现开始的。
全国劳动大会假广东机器总会举行。
那时广东机器总会对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表示赞助，但未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于是劳动大会的领导权便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谭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开主持大会的进行，更是大出风头。我则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工运人物的情绪，退居幕后，但大会的种种决议多半是由我拟定的。
一般说来，劳动大会的进行相当顺利，成绩也很显著。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所提议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作为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针。对于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等案。此外，又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同时，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区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
这次大会认为全国工会组织还不算普遍，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没有组成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这一决议标志着中共在全国工运中开始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劳动大会以外，各地工会代表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当时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对于劳动大会的举行极表欢迎，纷纷举行联欢大会。
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先生往会讲演，但他婉词谢绝了。在大会将告结束之际，我曾率领外省工会代表，到观音山总统府去谒见他。他听了我们关于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后，除表示欣慰外，只说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等。我从他的神情上观察，似有重要的事情急待处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关去处理军事问题了。
香港海员工会经过上次罢工的锻炼，虽同系国民党所领导，与广东机器总会比较起来却大不相同。它显得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急途的年青工会。它的代表也与各地工会的代表相处得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会代表也很少像广州工会代表那种老爷的派头。他们以海员工会为首，联合邀请外省各工会代表，到香港去与各工会举行联欢。大会闭幕后，我和各省的代表约三十余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们参加了海员工会所举行的盛大的欢迎筵会，香港各工团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上，会场内外扎着鲜花缤纷的彩牌，在一片爆竹声后，各工会代表相继向我们致欢迎词。我们也相继发表答谢的演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的苏兆征那时担任海员工会的总务主任，表现得十分活跃，招待我们尤其周到。此后，各工团联合举行的欢宴大会，情况也同样热烈。
在这些联欢会中，“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入云，事实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工人与国内工人的联系。前此，各工会多半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时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就由这次我们访问香港开始，中共的影响初步到达了香港和海外。后来，海员工会也逐渐转到了共产党手中；所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始终能由共产党人主持。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按预定计划结束了。另一个中共所领导的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开始（大约是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辰那天开幕的）。这年四月廿六日上演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到五月三日，奉军在西路战败，退往关外，直系获得了胜利。为了应付北京政局的变化，我和各工会代表在香港只盘桓了三天，即分别逗行返港。陈独秀先生则仍留在广州，指导青年团大会的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中共的预备队。中共的方针是不愿青年团成为与它分庭抗礼的第二党，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领导来进行工作。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采取过一些步骤，调整青年团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稳定的分子；形成了各地区的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定名为干事会。各主要地区的青年团干事会（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于一九二二年初还创办了青年刊物。一九二二年三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对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四月四日在北京清华举行第十一届世界大会。后来，这个同盟又扩大成为反宗教大同盟，分支组织遍于全国各地。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各地基督教学校曾发生一些开除学生的事件，这就给予青年团学生鼓动的机会，更使这一运动趋于激昂。
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已有了十七个单位。即北京、天津、济南、太原、西安、开封、上海、杭州、南京、芜湖、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广州、福州等地区的组织。这些地区组织的团员人数，多的有二百余人，少的仅十余人；合计起来，总数约两千人。
这次有十五个单位派代表出席大会，其中主要的人物为：施存统、高尚德、恽代英、刘昌群等。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团纲和团章两个议案。团纲的要点是：一、政治主张方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武力专政，力争工农的普选权，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等等。二、经济斗争方面。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六小时，工资平等，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争取每周连续休假三十六小时，废除学徒制，禁止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担任繁重而有危险性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应给假二月，工资照给，改良工厂卫生设备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各地设立青年工人俱乐部，举办讲演会，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青年农民和一般失学青年中进行补习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团章的要点是：
（一）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接受团纲团章，并愿为团服务者，得按规定手续加入青年团为团员；
（二）基层组织为小组，设书记一人负责，各地区组织设地区委员会，全国设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书记处、经济部、宣传部等；
（四）确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五）规定团员须遵守纪律，无故不出席小组会或三月不缴纳团费者，即受除名处分等等。
这次大会并选举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选为中央书记。后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构。同时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决定。青年团正式承认受中共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团中央的会议，随时予以政策上的指导。青年团中央亦经常派代表一人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陈述青年团方面的意见。青年团各地区委员会亦以同样方式接受中共同级地区委员会的指导。
当时一般同志多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仍应是一个较广泛的青年组织，所以应当仍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原有名称。到了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因共产主义教育已有相当成绩，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经过这次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了确定的政治主张，并规划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范围。此后，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今日注重学习的作风，也就是由那时青年团开其端。但青年团与中共的工作往往纠缠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也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因而青年团总不免有些与中共发生互相竞争的第二党的倾向。这样，保持青年团独立性和反对第二党倾向两个对立的意见，就成为以后青年团会议的讨论焦点。
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了这次青年团的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我在离开广州以前，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他在青年团大会结束后，曾应陈炯明之邀，偕同陈公博等前往惠州与之晤谈。陈先生此举的用意似乎是企图从旁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晚了。他觉得事不可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团的代表返回上海。
① 关于主席团人选问题，据邓中夏说：“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其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见邓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六九—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共原拟定的主席团人选，其中黄、林、谢三人系国民党籍，邓、谭则系中共党员，谢英伯遭受反对后，这一争论就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搁置下来了，实际上就由谭平山一人执行主席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