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77 西安事变

 

第二十篇 国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红军方面说来，九年的苏维埃运动从此结束，中共成了一个特殊的在野党，红军及其所占领的区域，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一部分。这期间的经过，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供研究，这里仅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我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十八天到达陕北的，那应当是十二月二日）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保安是我行程所见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的红军学校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保安的荒凉和落后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里几乎没有读书的人，满清的时候，保安的定额秀才，多是不识字的。直到那时，全县很难找出一个中学毕业生，这件事是我们谈论保安文化落后时所常提到的。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主持经济财政的林伯渠同志，就像周恩来在河连湾一样，在那儿全力以赴解决供应上的困难。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何在，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里的形势使然。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作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验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事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很动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详情，可参看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他所知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尤为得力。

   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转移到苏区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泛指不正派）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自己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其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似积极推动张杨解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表的通电（“双十二”张杨等十余将领发表的通电全文见：《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第四十九——第五十页，香港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九年再版）。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无、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复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留着毒疮不去医治，就会成为后患。比喻纵容包庇坏人坏事，结果会遭受祸害）。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词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词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词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接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的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纸张的长电，内容认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时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地，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西安事变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已有改善这一点，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苏联与远东》一书中（见第五章——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九年版）曾加阐述。而西安事变时，英美各国与苏联对远东的外交态度，渐趋接近一点，也可从王明这些话中窥其梗概）。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的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jìng）行（直截了当）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帮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忌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报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感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伺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自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期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们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事国共和解的起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jiào）类（尚生存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没有机会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与张杨共同反蒋，一变而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