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76 挥师北上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二方面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往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军东往毛尔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进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利用日军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等为题材，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的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伺机而动，这两部份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其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可，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决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往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两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防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度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属、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犹如见着他的母亲一样，他和朱德虽系初次见面，但也表现得异常亲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兴万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甚么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个不停。顷刻之间，徐海东军部的同志们，官长士兵们，都围拢着我们，纷纷争问别况，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欢乐团圆的场面。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为敌军攻占，第四第三十一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度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查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河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份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

   我们在打拉池停留了约两个星期，主要工作是牵制敌人军力的游击活动。我在军事倥偬之余，常与徐海东等老战友话旧，据徐海东告诉我，他现在的第十五军属下只有三个团，却号称三个师，每团人数约为五百余人，总共不到两千人，枪支则有一千三百左右，全军战士之中来自鄂豫皖者为数已少，多数系在陕甘补充的，不过军事干部仍多，系鄂豫皖区的老战友，政治干部则大半由一方面军调来充任。他觉得他所率领的队伍，现在只有虚张声势，负担避实就虚的游击任务，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团人。

   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他从鄂豫皖奋斗至此，所经历的艰险尤过于我们，可惜他叙述的详情，我已不能全部记忆。他说一九三二年八月间我们离开鄂豫皖以后，许多老战友如沈泽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艰苦奋斗，直到最后一口气；郑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则留在鄂豫皖区，从事游击活动，现在他们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敌人在鄂豫皖区的种种残忍屠杀行为。他自己到万不得已时，才率部离开那个可爱的根据地西行。

   敌人屠杀行为的残暴，在鄂豫皖区可谓登峰造极。据中共现在所发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区被杀害有二十万人，为各区之冠。这一点从徐海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见《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译，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也可见一斑。我听见过不少有关敌人在各个苏区的残杀行动，即在我们推出后的川北苏区，也制造了不少的“万人坑”，不过比之鄂豫皖区，亦是大巫见小巫而已。当权的国民党，也许以为杀人可以止杀，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古有明训的。

   徐海东说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们在川北发展的消息所鼓励。一九三三年间，敌方的情报屡次说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猖獗，他听到了，有说不出的高兴，率众西行来找寻我们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带着两千多人，打着红二十七军的旗号，跨过京汉路，西向横冲直撞，沿途打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们到达陕西后，绕着秦岭山脉行动，队伍人数损失了大半，子弹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无粮果腹，露宿山头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敌军控制了，乃不得已渡过渭河，向陕北发展。

   徐海东等来到陕北之前，总以为那里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里之后，竟发现有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很快的就与刘志丹高岗等的游击队会合了，敌人的压力也减轻了，因此他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陕北的游击区是很零碎的，主要的两小块，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边安边。一九二七年以后，陕西有些同志逃到这些边远地区，搞土匪，打游击，并不知道苏维埃和红军的章程，因而一切显得落后。那里的游击队，分子也极复杂，除了共产党员外，有土匪，也有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聂鸿钧（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的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污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时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分了，毛泽东等出面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与党内的团结工作。

   敌军已从陕甘公路进占海原县城，我们为了避免为敌军所包围，因东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涩的矿质，不能食用，人民储雪于窖，作为终年的食水，我军所到之地，迅即将民间窖水消耗掉了，这也使我们无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计。

   在同心城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我们一道盘桓（逗留）了两三天。彭德怀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工作，所有陕北的红军，统归他指挥，而且陕北苏区的南面，我军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形成了休战状态，因而他能率领陕北红军的全部，以同心城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广大的地区内策应我们。

   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他津津乐道他俘虏万毅的经过，怎样优待他、说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对这次的西北局面，有过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似都有意避谈毛儿盖的往事，因而谈话气氛总嫌不够亲切。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日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适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由日本有增无己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产主义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用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张未置可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由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ān熟悉）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及西康地区，甚至还有人预测，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追袭，掐掉他们一段尾巴，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调度人力畜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畜力，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bǐ以便）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qì到至）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期间经过，大致即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