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75 统一战线

 

第二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事。我们会师后所编定的新电码稳妥可靠。也许是由于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们大家都锻炼的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了。（毛泽东等所部抵陕北时，所剩人数，从未正式公布过。据史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第一四四页）说是剩下两万人，显有夸大。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似较接近事实）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林育英来电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几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几天，我不记得清楚了）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第六九页至第八四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即策划实施，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郑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有益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肖克的第六军，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他们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与我们和陕北方面，早已失去联络。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获悉红军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转移，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向云南西北部行进。他们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和所经历的艰险，也是十分惊人。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zú终于）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在雷波的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的会师。总司令部派去的部队，阻挡了云南卢汉部和四川刘文辉部从东南两方面直向二方面军的追击。二方面军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龙一带地区休息。这在二方面军一般同志看来，四方面军充分发挥了休戚相关之谊。

   当时，贺龙萧克两部已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二方面军。原二方面军是由贺龙夏曦分任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夏曦在云南途中溺死，第六军原有萧克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两部分的实力原有两万人左右，到达西康地区时，剩下约五千人。他们在夏曦去世后，合并为一，仍以贺龙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萧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原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兼任副政治委员。两部因人数已减，乃缩编为三个师。

   我们有过懋功会师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谨慎，除彼此互相关切外没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两军的驻地相隔甚远，没有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减少了摩擦的机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军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陈。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就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到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我们在炉霍欢聚一场，大家一团和气。不过二方面军一般干部，对一方面军的离开江西，不无误会以至怨言，尤其对夏曦过去的领导深表不满。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面军中大事肃反，误杀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政”。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但我们觉得这些过去的事，此时不宜多谈，应根据新政策，以谋今后的发展。

   任弼时等人直至此时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们研究了我们和陕北间来往的电报，并了解由“联蒋抗日”以至“联张反蒋抗日”的真相。任弼时对于这些变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尴尬，觉得他以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现在却又走回陈独秀时代的老路。但旋又觉得这既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应当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联盟关系这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一般说来，二方面军的同志是在整个政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吏治开封府。这是一位妇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

   （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

   （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

   （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

   （五）毛泽东等自毛尔盖率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居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

   （六）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要算计旧账，他并决定以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我们在陕北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见他有甚么不满意我的表示。也许他说过的这些话，后来被陕北同志认为不合时宜，因而没有尽力的机会。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西康地区已休息了一个月了，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我们乃决定全师北进。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夺取河西走廊之后的四方面军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