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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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73 另立中央

(2020-11-22 18:05:34) 下一个

 

第四章  分裂


   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们总司令部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费取约五天的时间,到达刷金寺。这一带山峦起伏错综叠杂,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如黄河,南流者如长江。刷金寺便位于黄河水系的支流上。我们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三天,通过一望无际的草地。在我们行军的经历中,这还是初次尝试。这一带还只是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确也壮观。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几十条小道平行者。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天雨,较低洼的地方便成了泥沼。我军通过那些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这个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总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的喇嘛住宅,间或也有少数民房和商店,形成一个村镇。喇嘛庙似乎是社会的中枢,它是藏民拜佛的圣地,也是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中心。藏汉人民的羊毛粮食等货物都在这个村镇里交易。草原上丛林山洼地带,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过冬之用,平时,牧民只是逐水草置帐篷而居。


   我军通过草地,主要是与大自然困难做斗争。我军战士虽有携带三天以上干粮行军的成规(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学会了),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沿途宿营,却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喇嘛庙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们露宿的工具,又极不完备。病兵掉队者为数颇多,不宜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遗弃他们。一般战士对于这些遭遇,颇感不快。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从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订了一个北进略图。


   我和朱德于是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路,并保障全军的右翼。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实现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总司令部旋即电令各军事单位力持镇静,并指出毛泽东等的行为虽破坏了党内团结的原则,但对军事行动还不会发生不良影响。各单位应将当前敌情迅速电告,总司令部将在刷金寺停留三天,以便根据变动了的情况,决定今后军事行动的步骤。


   第二天我们接到徐陈来电,谓林彪曾电告他们,北进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人防守,即将被撤,要徐陈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徐陈认为这座桥位于二百里外,决非一天所能赶到,因未派兵前往。同时我们又接到董振堂罗炳辉自卓克基来电,谓懋功以南一带的敌情,尚无任何变化,南面的敌军仍集结在雅安一带。


   我们旋即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侯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往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我们在阿坝继续研究我军今后的行动计划。阿坝向北直通甘肃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嘛庙,可是易为水所困,我们不能由这条路北进。不过我们既已到了这里,就应了解一下这个大草原的秘密,为将来行动作准备。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只是红军的一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这时已是八月,瞬届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当能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带,前置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地,为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活。这一带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军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确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地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又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利。一俟(sì等待)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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