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61 推行新政

 

第三章 推行新政

   我到达这个苏区中心后，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政革。这种改革的性质，用中共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实施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正确路线。同时，用这个苏区的术语来说，是反对“游击习气”，亦即反对土匪军阀的倾向。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受着许多条件的束缚，不宜完全实现。

   四月十二日午后，我和陈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里坪进发。七里坪苏区是鄂豫皖苏区的发祥地，位于黄安北部大别山麓。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这里便是中共党员农协干部和农民自卫军的逃逋（bū逃亡）薮（sǒu草野民间），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动的一个主要地区，成为长江以北的“井冈山”，它的发展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这个边境村苏维埃到七里坪是五十里，沿途村庄都遭受过破坏；特别是那些寨子祠堂庙宇等较大的建筑物，大多只剩下断垣破瓦，都是白军进攻时，为了不让游击队利用来作为据点而特别破坏的。人们往往根据这些遗迹，告诉我们一些英勇战争的往事。当地到处布满了岗哨。我们每走二三里路程，就会遇着岗哨的盘查，比高桥区的岗哨组织，似乎还要严密些。这些岗哨都由路旁村庄的少年先锋队担任，他们三五成群，日夜轮流看守岗位，盘查行人，传达警报。

   我们通过岗位时，要出示路条，答复盘问。那位交通往往指着我说：“这位是中央！”指着陈昌浩说：“这位就是你们小鬼队的总头目！”那些天真的农家孩子，年龄多不满十六岁，颈上系着一根红布带子，手里拿着木棍，听见“中央”二字时，肃然敬礼。我拉着那些孩子，笑着问他们：“甚么是中央？”他们所知的似是最大的官，甚至比总司令还大的就是“中央”，我故意问：“是不是蒋介石呢？”他们都知道蒋介石是他们所要打到的反动派，而中共中央才是他们所拥护的。

   陈昌浩这个少共中央的负责人，很注意哪些少先队的活动。他很详细的询问那些孩子们关于少先队的情况。少先队是少共所领导的，按乡、村和个别村庄分大队中队小队编组起来。每一个村庄至少有一个小队，人数十余人至数十人不等。这个组织专门担负岗哨的责任，在道路上设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间则设暗哨。这项工作几乎花费了各乡村的孩子们的全部时间。

   陈昌浩认为苏区的孩子们竟能负担着“警察”“海关”等等繁重任务，真是想不到的事。他注意考察他们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们向他夸耀，捉拿间谍，防止走私，传达白军民团进攻消息等项，是他们常做而又很具成绩的。陈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数失学、不识字，便问他们如何识别路条的真伪，他们都是记住路条的暗号和印信的特点，稍有可疑，就详加盘问，因此，很少漏网。他还问他们如何对付携带武器的敌人，他们的答复是随时能获得村中成年人和自卫军的援助，只要一声喊叫，就有很多人围拢来。

   我们走了约一半路程之后，所遭遇的就不是盘问，而是欢迎了。我们所过的村庄，总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少先队在列队欢迎。我们检阅这些仪仗队时，乡村中的负责人往往向我们解释，说村中男女大人，都忙着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只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队。这无异告诉我们苏区的人力十分缺乏。

   黄昏时，我们到达了著名的七里坪。这个小市镇上的房屋，多半历经战火的破坏。虽经苏维埃动员人力先后重建起来，但不能说已复旧观。七里坪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里坪区委会等机构都设在这里。好一点的房子都被这些机关占据了，穷苦的农民们都挤住在为数很少的房屋里。市镇上已没有买卖，气象显得十分萧条。

   我们住在中共区委会的办公处。饭后，区苏维埃主席和中共区委书记以下的党政负责人，都来和我们聊天。我经过这三天行路的锻炼，不再有不惯的的感觉，精神抖擞。我向他们说：“先将你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提出来谈谈吧！”那位区苏维埃主席回答：“粮食问题是最困难的。现在刚整田插秧，离夏收还有三个多月，全区所存粮食，约计能维持一个月，要缺两个多月的粮，看来要发生严重的饥荒。”在座的人都众口一词的支持这位主席的看法。

   他们分析粮荒的原因，认为这一带水田少，山地多，盛产花生，由于苏区和白区的隔离，花生卖不出去，粮食换不进来。土地已经分配了，因人力和耕牛农具的缺乏，有些田地荒芜。苏区许多壮丁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剩下的农民所担负的任务也太多，如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等。妇女要做鞋袜供应红军，小孩子要站岗放哨，老年人也要忙着打草鞋，因而人力极感缺乏，耽搁了生产工作。此外，敌人侵袭苏区的时候，牵走耕牛，捣毁农具，更是这些东西不足的主要原因。上级虽然号召加紧生产，并没有解决实际困难，何况鄂豫苏区各机构都设在这个区域内，人数在五千以上，红军经常在这里经过或停留，又增加粮食的额外消耗。这里附近各苏区又都缺粮，没有互相调剂粮食的可能。

   他们一向靠到白区去打土豪来解决粮食困难。每当红军向白区行动的时候，农民都踊跃参加，大批自卫军和运输队，满筐满箩挑着谷子回来了。挑回来的谷子，按成分配；自卫军和运输队通常分一半，另一半则交苏维埃作为公用。但是现在四周已无土豪可打，除非到很远的白区去，才能取得粮食。

   他们也认为到白区去打土豪，引起了白区人民的反感。依照打土豪的原则，是应发动白区当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由此获得的粮食，也应该分给当地的穷苦农民，这才不会招致多数人的反感。可是现在是由苏区的人去打，粮食也全部运走，这不仅失掉了打土豪的意义，而且被打的区域，因为粮食被运走了，粮食供应就会不足，粮价也要上涨；此外，自卫军和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哪里还能分辨土豪不土豪，还不是见粮食就“打”。糟蹋粮食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白区的农民往往站在民团方面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鄂豫皖苏区的周围，有些地方民团势力日渐强大，可以说主要是因打土豪而引起的。我们明知如此，但也没有其他可以代替打土豪的办法。

   我觉得这是急须解决的严重问题。不过这里只是一个区的范围，一牵涉到整个政策，在这里就无法解决。我因此提出增加生产的主张，来和他们商讨。我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些甚么早熟的农作物，尤其是在一两个月内可望收成的东西。我还告诉他们，井冈山在缺粮时，一般战士和农民有好几个月只有南瓜吃的故事。

   我的意见引起在座者的兴趣，在座的老农们说到他们已往加紧生产工作，是一般性质的。重点也是放在增加稻谷的生产上，其实，这一带盛产瓜菜，一些荒地上，还可种山芋黍谷类等，其中多数是早熟的，既不需很多的人工，种籽也是现成的。如果发动老幼妇女注意生产这些菜蔬杂粮，对于渡过这段青黄不接的粮荒时期，将大有裨益。

   我们商谈的结果，决定了增产早熟农作物的具体措施。我们要求这个区域内每一个人至少都要种五棵南瓜，每户都要增种一块地的蔬菜和杂粮，并要求少年先锋队员们，在放哨或在家休息时，都要尽力做这些事。其他成年男女也应利用片刻的闲暇时间，在驻地附近进行这些工作。各户对于种下的农作物，应随时照顾。此外，区苏维埃还应注意不浪费人民的时间，减轻他们的劳役，并厉行节约粮食等等。

   在座的人觉得这些办法是可行的，认为加紧生产再也不是空洞的号召，二是要切实去做的。我也警告他们，到白区打土豪的办法，在原则上很不对，须要停止。如果他们不在增产和节约两方面努力，那就只有等着饿死。在座的人由于他们已有经验，对于这个问题，似也认识得很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也执行的很起劲，收到了很大的实效。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央特别委员会是这个苏区的最高机关，设在距七里坪北面十五里路的村庄中，由七里坪向北走三十里即是鄂豫皖交界的地方。翻过大别山，再走十五里边到了河南光山的一市镇——新集（后为国民政府改为经扶县。当时鄂豫皖区的中心机关，就散设在七里坪北面的一些村庄上，不到一个月就迁到新克服的新集来了。这就是后来知名的鄂豫皖区的首都）。十三日早，我们由七里坪中共区委书记陪同向北进发，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路程。我们那天早上走了约一半路程，边到了这个区域的军医总院。我们看见一个大村庄，面临着一条小溪。村庄内有一千多个伤病兵，这是由军分会军医处直接管辖的。在这个村庄的广场上，有成百的伤病兵，晒着春日早晨和暖的阳光，解开衣服在捉虱（shī）子。这使我联想到这里的卫生问题，当时是十分严重的。一路所见的战士和普通人们，多患着满身干疮，我想这与虱子很有关系。这里的人无法抵抗虱子，因而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身上的虱子越多，革命的资格就越老！”我这个来了不到五天的人，也曾在衣服上捉到几个虱子，足证这个小动物是无处不在的。

   村前小溪边，成百的妇女在替伤兵洗涤衣服。七里坪区委书记告诉我，这些洗衣妇女，便是妇女慰劳队。这种组织为鄂豫皖妇女运动委员会所领导，也是依地域分编为大中小队的。这里附近村庄的妇女慰劳队，轮流来为伤病兵洗衣服，缝补衣袜，帮助料理伙食，并为医院洗绷带。以为绷带不易得到，所以一条绷带必须常洗，一直用到完全破烂为止。不在医院附近的妇女慰劳队，经常也是工作纷繁，如代红军缝补鞋袜织补衣服等。反动派造谣说苏区的妇女慰劳队是营妓性质，其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她们不仅工作忙得很，而且有很多都是老太婆。

   那位区委书记，提起这个医院，就觉得很伤脑筋。他告诉我们，这个医院院长，前几天就被伤兵打伤了。伤兵特别暴躁，伙夫的伙食做的不好，护士照顾不周，都会引起伤兵的不满。他和其他同志到这里来慰问伤兵的时候，也曾遭到他们的奚落。其实，医院所欠缺的东西太多了。医生、护士、药品、以至医疗用具无一不缺，也难怪伤兵要闹别扭。尤其是动手术的时候，因为缺少麻醉剂，接受手术的伤兵往往会痛的惨叫起来。这又使其他伤兵听了寒心。这个医院的政治部成为伤兵责骂的对象，军委会也毫无办法，老是要医院负责人忍耐，不要触怒那些伤兵。

   我们在这个医院巡视一周，觉得医院的负责人大致上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事。那些伤兵们都住在民房的大厅和较好的房间中，窗户都已经改大了，也增设了新窗户，空气和阳光是充足的。伤病兵都是按伤势和病情来分类居住。约有半数睡在木板上，其余则睡在稻草上。所有病房都很干燥，也收拾得很干净。各种娱乐设备，在当时条件许可之下，也是应有尽有，伤病兵在这方面相当感觉兴趣。因此，我想到引起伤病兵不满的原因，大概不是医院当局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困难。我只有向伤病兵和医院负责人，表示一般慰问的意思，也不敢做过多的承诺。

   我们由医院出发。不一会，王平章、郑位三、戴季英、周纯全、郭述申、徐立清等都在大路上迎接我们。这些同志们都与我会过面，但有些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我们久别重逢，分外亲切。他们告诉我这里最近的一些军事胜利消息，主要是里这里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团的坚强堡垒，不久以前被我们围攻下来了。由于这个胜利，使我们在河南光山罗山等县的工作更易于发展。曾钟圣还带着一部份军队继续围攻新集以西的几个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与罗山宣化店苏区的交通，扩大苏区范围。现在他们已通知曾钟圣赶回来和我会面。   

   我和这些负责同志会面之后，很注意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但同志们所希望于我的，却是告诉他们这个区域以外的好消息。每次从中共中央来的要人，首先都要作一篇冗长的政治报告，描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夸大这个区域以外的胜利，作为振奋人心的法宝。着似是立三路线所养成的作风。我也曾很持平的告诉他们一些各地的实况，他们似觉得不够刺激。我乃强调我们如能将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推进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切实步骤。

   我们的讨论仍是从粮食问题开始。我告诉他们我在七里坪时 所知道的粮食情况，和已采取的急救办法，要求他们告诉我整个区域粮食问题的现状。

   他们告诉我鄂豫皖苏区有两个主要部份：一是以七里坪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一是以金家寨（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接河南省商城县界）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在鄂豫皖边区内，叫老一点的苏区有黄安的七里坪和高桥区，麻城的北区，罗山的宣化区，这些地方缺乏粮食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其中高桥区因四周连接白区，比较容易解决些，至于新开辟的光山新集区和在新集以东的沙窝区，粮食的情况还要坏些。这都是经过长时间打土豪的结果。现在这两区的北面，布满了民团势力，而新集沙窝两区的人民大半为民团威胁走了，土地荒芜了，粮食也没有了。

   至于豫皖边区，包括六安的金家寨区，麻埠区，霍山的流破幢区，商城的南区，和英山北部的游击地带，粮食状况，大致要好些，因此大部红军，已开到那里去行动和就食去了。他们认为那里的情况也和七里坪一带有相似的地方。六安一带盛产茶叶麻竹材等，但不易运销出去，所需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运进来，而且军队在那里驻扎久了，到处打土豪，同样会增大白区和苏区的对立形势。

   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迅即扩大为一般经济问题，乃至整个政策问题的讨论。在一般经济政策问题上，除增加粮食生产外，还要解决苏区内部和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业问题，市场价格问题。那时苏区盛行一种强迫规定商品价格的办法，价格也规定得很不合理，如粮食价格一般规定得很低，这就造成了粮食外流的状况。我的同志们告诉我，尽管苏区内粮食缺乏，但仍有少数粮食从苏区流出去。因而我们觉得，要解决粮食问题，就要废除限价，抬高粮食价格，活跃市场，使苏区以外的粮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时使苏区的粮食不会流出。土产流出去，换粮食进来。而且苏维埃政府，要全盘改变它的经济财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转变到税收制度的建立，但这又非一时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少数同志如具有立三倾向的戴季英，认为改变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粮食缺乏的实际问题，只有注意军事发展，继续打土豪，同时纠正一些打土豪所发生的缺点，才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多数同志如郑位三、王平章等，则觉得打土豪已经造成赤白区的对立，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不能巩固苏区，而且将危及苏区的存在，只有逐渐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加紧节约和生产，逐渐废除现在打土豪的办法，才是根本之图。

   不两天，曾钟圣从前线赶回来了。他告诉我一些军事情况和他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当时红四军是由邝（kuàng）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军政治委员。这个军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个师。第十第十一师各有三个团，第十二师则仅有两个团（其第三十五团尚在扩编中），人数约一万人，枪枝六千多一点；再加上地方武装的枪枝，合计鄂豫皖全苏区约有九千条枪。

   邝（kuàng）继勋带着第十一师全部和第十师的两个团到金家寨去了，他们的任务是相继解决驻扎在流破幢（chuáng刻着佛号或经咒的石柱）、麻埠（麻城亦称麻埠镇，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九十里）这些市镇上的驻军，以期夺取敌人武装来壮大自己，并扩大苏区的地盘。那一带粮食较充足，可以在那里多行动一些时候。但从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间隔着约一百里的白区，交通阻隔，因此，无法知道他们行动的近况。

   曾钟圣认为国民党政府现在并无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整个计划，只在边缘上有少数白军配合民团经常骚扰。在新集克服后，他会同余笃三和第十二师师长徐向前，指挥第十二师和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新县西北一带地区活动，企图扩大光山星山的苏区地盘。谁知那里的地主们坚守着一些寨子，不肯放弃，我们围攻高山寨时，伤亡竟达千人，最后还不得不放弃围攻。他觉得要进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当地人民都被胁迫到寨子里去了，粮食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们搬到寨子里去了。我们军队所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旷日持久，粮食无以为继，攻坚又无重武器，不免招致伤亡。他也承认贫民们追随着地主民团，坚决抵抗我军，是由于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军分会本身组织并不算是健全的，面临的困难也很多。曾钟圣告诉我，因为干部缺乏，只有优先充实战斗部队。这样，军分会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见拙了。担任参谋长的蔡申熙，原任第十师师长，因负伤未愈，才改任参谋长，现在他又兼任军事学校的校长，经常在校里授课，不能实际执行参谋长的职务，现在参谋部只有一位年轻的李参谋长主任负实际责任，参谋人员少的可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由余笃三兼任，余到前线去了，政治部的人员多随同前往，剩下的也为数无几了。军事学校学生不到两百人，住在离这里有六十里的沙窝区，这些学生除上课外，还要担任繁重的警戒任务。军医处和军需处的组织倒是很庞大的，军医处所属的医院经常有四千伤病兵；军需处附近设有许多小工厂，如修械厂、被服厂等，还看守着上千个被抓来的土豪，总共人数要逾两千人。因此军分会的直属机关就超过了五千人。

   军需处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们的身份，分别予以“优待”，希望他们能设法缴出一些罚款、医药用品以至军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们身上愈来愈榨不出甚么油水来了。赤白区的阻隔，白军民团的封锁，以及那些土豪确缴不出东西等等困难，使军需处这项工作的效果，逐渐缩小。

   被俘虏来的岳维峻师长，似是一个最突出的“土豪”。军分会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应红军二十万元的物资，就可以释放他。岳也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认为这个数字是他能力所能做的到的。据曾钟圣告诉我，岳维峻这件交易被国民党武汉行营知道了，因而从中作梗。其后运进来的物资，如医药品，不是赝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东西，而且经手送物资的人，也多是武汉行营派来的特务。曾钟圣也判断不出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爱惜岳维峻，抑是岳维峻有意捣蛋。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计划。我向同志们指出，中共中央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苏区的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权和壮大红军，以期配合中央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初来乍到的我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俟（sì等待）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lí调整）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坚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我们后来就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周纯权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厘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或者说，是大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guān）巾羽扇（手拿羽毛扇子，头戴青丝绶巾，犹如蜀相诸葛。形容满腹韬略。），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理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身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和形形色色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有批评性质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些经过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叙述了这些经过情形）。

   接着我发表了一次总结式的重要演说，我向这个区域的全体负责干部阐明了我的态度和工作方针。我表明我自己支持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方针，但如何实施，除已有决定外，仍须由我们自己去研究并草拟计划。我自己就抱着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态度。我说明江西红军在本年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的胜利，虽令人鼓舞，但是苏维埃走向红军胜利，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增加自身力量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而且也要从质的方面下工夫。我们应当努力争取战争胜利，扩大苏区和红军，一刻也不能放松使红军成为“王者之师”。我们要淘汰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使其完全为中共领导；加强战斗力，不乱打土豪，经济上一点也不乱来，使苏区成为模范政治区，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以自别于国民党政府那种鱼肉人民的作法。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首先要努力是特委会下的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化。

   我的主张获得特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积极支持。我素来的信誉，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们相信我会领导他们走上较妥善的胜利道路。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表现的心悦诚服，即使是抱怀疑态度的曾钟圣，也转而表示支持。接着我接管了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曾钟圣则退居军委会委员）。我也经常参加特委会会议，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从拘押中的一千多个土豪中，第一批无条件释放了三百多人，其余陆续清理，不久又释放了一大部份。增产蔬果和早熟农作物的办法在全苏区内，积极推行。苏维埃负责人忙着调配一些粮食，分配给那些极度缺粮的人。苏区内的几个主要市镇，商贾卖贩活跃起来了。有关财政经济的条例，陆续制定颁行。印刷厂也在筹设之中，准备发行纸币。

   军委会的军需处是一个最保守的机构，其负责人对于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们认为释放土豪，使主要财源断绝，将无法解决军队的供应，目前最急迫的就是军队的夏装问题无法解决。我不得不亲自去考察这个问题，清查了军需处的库存，找出积弊和浪费所在。我和他们详细研究如何节省用料，如何利用旧存服装，如何控制发放等办法。结果发现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万五千套，比原拟制成的一万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于我的这些努力，证明了军队供应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同志们的忧虑减少了，改变政策的障碍也减轻了。

   我在这个苏区中心，忙了约两个星期，一切工作的进行，大体上已建立了一个新秩序，但我仍没有与红四军广泛接触。我决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里的红军主力，试图推行同样的改革，去掉一些游击习气。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风。同时，特委会也准备将所属机构迁移到新集去，并在那里筹备党和苏区大会的举行，以讨论我所开始试行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