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八三（崇新岳 百思峰 ）

   

        有人试图抽掉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试图将毛泽东拉下神坛变为“凡人”。其实毛泽东从来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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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有关毛泽东与文革的系列文章在网上连载后，不少网友提出参考文献的问题。前文也提到过，历史的研究有三种史料可用：一级史料；二级史料；三级史料。

　　一级史料是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材料，比如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等等。

　　二级史料是经过作者加工、整理、裁剪的东西，比如研究论文，人物传记，历史著书，等等。不过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时候，难免会混入一些个人的主观看法。

　　三级史料是文学野史、传闻轶事等。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注重历史真实性，但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史料价值要认真考辩。

　　写历史文章时，采用什么样的史料，这表现出作者的态度。认真的作者，是以一级史料为主，辅以二级史料，但这样做工作量很大。因为一级史料都是无章无序的原材料，要把它们归纳整理出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因此不少作者写历史文章时，就以别人整理出来的二级史料为主，辅以一级史料。这样做比较省时省力，但容易陷入别人的立场观点，更难有新发现和新见解。至于那些不考证史料来源，甚至把野史、传闻当作历史来谈论的文章，只是娱乐性质的文学作品，不能算是历史研究的范围。

　　我们这个系列文章，采用了以一级史料为主，辅以二级史料的认真态度，所以在阅读、分析、整理文献方面，前后差不多花费了10年时间。但在这个分析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因此发现了不少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可谓时间并没有白费。

　　关于一级史料，我们当然不可能看到内部档案。我们采用的一级史料，都是来自公开出版物，一种是国内的公开出版物，另一种是海外的公开出版物。

　　先说国内的出版物。国内出版的涉及文革的一级史料，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个人文稿。比如《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等。

　　第二类是年谱。比如《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刘少奇年谱》，等等。

　　第三类是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文章。比如审判“四人帮”的证人证词，罪行交代材料，等等。

　　第四类是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比如《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李德生回忆录》、《陈锡联回忆录》、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邓小平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周恩来最后的日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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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类是当事人的零散回忆文章。刊登这类文章的严肃期刊，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期刊《百年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期刊《历史研究》、等等。

　　海外出版的一级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大学(含香港)或研究机构编纂的文革史料，第二类是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

　　属于第一类文革史料的，有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委会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撰，2002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它收集了3000万字的文革原始资料，有当时的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报刊文章、大字报等等，是研究文革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所以这里略多介绍。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分7个部分：

　　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汇编

　　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1960年至1976年)

　　三、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1964年至1971年)

　　四、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包括周恩来、陈毅、叶剑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邓小平等文革重要人物的讲话，1966年至1983年)

　　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官方报刊文章)

　　六、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主要是大字报、小字报、传单)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主要是反对毛泽东和林彪的东西)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因为字数多达3000多万，印成纸质书不方便，所以只有光盘版。

　　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纂《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这也是研究文革的重要原始资料。目前出版的《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主要目录有

　　第一辑《林彪专辑》，含43个分册

　　第二辑《邓小平专辑》，含32个分册

　　第三辑《“四人帮”专辑》，含53个分册

　　第四辑《刘少奇专辑》，含50个分册

　　第五辑《文化大革命一般性历史资料及评价专辑》，含100个分册

　　第六辑《高岗、饶漱石问题专辑》，含5个分册

　　第七辑《文革初期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文件汇编》，含7个分册

　　第八辑《彭真及1966年前中共北京市领导集团问题专辑》，含26个分册

　　第九辑《文革初期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界问题专辑》，含66个分册

　　第十辑《陶铸专辑》，含13个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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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辑《陈毅专辑》，含9个分册

　　第十二辑《康生专辑》，含2个分册

　　第十三辑《文革初期(1966～1967)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含11个分册

　　第十四辑《陈伯达专辑》，含7个分册

　　第十五辑《文革时期有关北京高校文革的批判资料专辑》，含77个分册

　　第十六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国地方性暨地方领导人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385个分册

　　第十七辑《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政治异议言论批判资料专辑》，含10个分册

　　第十八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共军事系统暨军队领导人的批判资料专辑》，含20个分册

　　第十九辑《文革时期有关教育领域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61个分册

　　第二十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央党政各系统暨领导人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143个分册

　　第二十一辑《1949年以来中共内部党刊资料专辑(八种)》，含120个分册

　　第二十二辑《1950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含11分册

　　第二十三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与提案审查活动的历史资料专辑》，含10个分册

　　第二十四辑《建政初期之中央及地方党政法规政策条文历史资料专辑》，含43个分册

　　第二十五辑《文革中期(1967～1969)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含50个分册

　　第二十六辑《文化大革命由退潮到反思：1971年至1980年期间的相关中央文件专辑》，含7个分册

　　第二十七辑《现当代中国军事史料专辑》，含5个分册

　　第二十八辑《内部政策文件性史料专辑》，含10个分册

　　《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文字数庞大，内容十分详细，境外的一些主要图书馆有收藏，在境外的研究者可以去图书馆查阅。但由于这套资料过于详细，如果不是研究历史细节的专题，一般上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就足够了。

　　另外美国华人出版的电子杂志《华夏文摘》有一个专栏《文革博物馆通讯》，专门刊载有关文革的文章，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

　　境外出版一级史料的第二类，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但境外出版的东西没有经过审查，所以对其可信性要慎重。境外出版的这些回忆录，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史学界评价较好，参考价值较高的。这主要是后来成为“反面人物”的文革人物回忆录，主要有《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王力反思录》、《陈伯达的最后反思》、《徐景贤回忆：十年一梦》、《马继森回忆：外交部文革纪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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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是在史学界评价不太好，质疑较大的，主要有《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等等。第三种是伪造的东西，主要有《林彪日记》，等等。

　　上述一级史料，除了境外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等，其他史料都非常枯燥无味，除了搞专门研究的人，一般读者是看不下去的，绝大部分读者看的都是二级史料。

　　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二级史料，也就是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书籍文章，国内和海外都出版了不少，数量相当大。其中比较严肃认真的，史料价值较高的，我们认为有：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王年一《大动乱年代》等。

　　外国学者有关文革和毛泽东的著书也不少，比如英国威尔逊的《毛泽东传》等。外国学者的观点比较独特，态度也比较认真，但他们在对文革和毛泽东的理解方面，显然不如中国学者深刻。

　　在众多的二级史料中，我们觉得应该提起注意的，是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高华的书，虽说在史料方面比较认真，但他有强烈诱导读者思维的倾向。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人的结论是：毛泽东是在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整人”上台的，他的话外音是“红太阳是通过整人升起的”。高华的这个结论是非常偏颇的，毛泽东的威信，不是靠“整人”树立起来的，而是靠他实际的政绩。

　　毛泽东1935年接手红军时，只有1万多人的队伍；到1945年，毛泽东把这只军队发展壮大到100万人。中共的军队从1万多人发展到100万人，谁的功劳最大呢？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高层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当时党内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毛泽东“争”领导人的地位，周恩来、朱德、王明这些党内佼佼者，也都不是毛泽东的竞争对手。

　　毛泽东成为中共毫无争议的领导人，是靠他的政绩，而不是靠“整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人们一种误导，把毛泽东描写为“靠整人起家”，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史料方面就不够认真，特别是在关键的细节上，经常用“据知情者说”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晚年周恩来》把毛泽东描写成“整人狂”，甚至说毛泽东故意不让周恩来做手术，延误了周恩来治病，使周恩来过早死去。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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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与周恩来年龄一样，都是1898年生。1972年4月，康生经检查发现患了膀胱癌，属于早期；一个月后的1972年5月，周恩来也经检查发现患了膀胱癌，也属于早期；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个月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也去世了。没有听说过有人说毛泽东阻碍康生治病，更没有人说毛泽东想“害死“康生。康生和周恩来几乎同时发现患了膀胱癌，也几乎同时去世，足见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不过如此。因此，周恩来在1976年初去世，不应该说是被毛泽东“耽误了”。

　　关于文革的三级史料，那就太多了，我们一般不予采用。只是在林彪“五七一工程”一节，因为一级史料和二级史料太少，不得已选用了《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写的报告文学《“联合舰队”的覆没》以及《林彪出逃真相》中的一些叙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中，在讲到林彪的“小舰队”时，也是转引用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等文章。

　　至于具体的参考文献列表，因为涉及的文献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现在有关文革和毛泽东的书籍文章，可谓多如牛毛，看也看不过来。但就像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这些书籍和文章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严肃，虽然真实，但没有读者；另一种是过于轻松，使用一些野史传闻来吸引读者，有欠真实。因此，我们想到写一个既有可读性，又真实可信的系列文章。

　　在刚开始的章节中，我们担心太严肃了吸引不来读者，所以在文中加入一些文学描写，心理活动等。但后来发现我们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认真的读者并不喜欢文学描写，而喜欢如实叙述。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就很少用心理活动等文学描写，基本上采用客观叙述，主要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我们的这个系列文章，最早于2012年12月在《凤凰网》发表。后来因为《凤凰网》审查太严，大部分内容发不出来，经热情的网友介绍，我们从2013年1月改到最为宽松的《天涯网》来发表。在《煮酒论史》上发表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些问题，在《天涯博客》上一直没有遇到大问题。

　　因此，在这里我们特别向《天涯网》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各位“高抬贵手”，让我们这个有争议的系列文章得以发表。

　　最后，在《后记》中再谈一点关于写这个系列文章的一些个人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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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系列文章连载过程中，不少网友提出很多宝贵意见，让我们深受启发。不过其中一种非常典型的看法，却让我们感到一种蜕变的时代的风气：就是用“利益”来解释一切，当然也用“利益”来解释文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巴金，他在文革后1986年写了一篇文章《文革博物馆当建立》。

　　巴金在该文中写道：我决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

　　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

　　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

　　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

　　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巴金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第二次文革，是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巴金的言外之意是说：参加第一次文革的人，就是为了“获利”，包括毛泽东。这正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私利，是为了跟刘少奇争夺权力，不惜在中国搞一场大革命。

　　看到巴金这样的文字，让我感到既失望，又痛心。因为以前的巴金不是这样庸俗的人，不是这样把什么事情都与“获利”联系起来。

　　现在有一种流行，把文革中的人物都描写成一批争权夺利者。在这些人的笔下，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好，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儿革命精神，变成一群单纯追逐权益的政客。而且，还有人把这种“争权夺利”上升为理论，声称“一切为了利益”是“人性”。

　　难道“人性”真是这样的吗？1931年巴金发表的成名作《家》，却讲了一个相反的故事。《家》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某大城市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拼命维护旧制度，维护封建礼教，甚至不惜扼杀年轻一代的青春、爱情与生命。高老太爷的孙子觉慧，爱上婢女鸣凤，但高老太爷却要把鸣凤许配给别的财主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觉慧在鸣凤死后毅然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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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的《家》在当时轰动一时，这是因为符合当时的时代。按照现在不少人的观点看来，鸣凤实在是傻了去了，给大财主当二奶，好吃好喝，还能把钱财带回娘家，还有什么不满意？他们实在想不通鸣凤为什么要自杀。同时，觉慧在高家当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阔少爷多舒服，可他偏偏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这不是自讨苦吃，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觉慧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利”吗？当然是有投机分子为了获利而参加革命，但至少巴金笔下的觉慧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获利”。那么觉慧为了什么参加革命呢？其实巴金在书中已经给出答案。巴金在《家》的序言中写道：我写《家》的时候，仿佛在跟那些人一块儿受苦，跟那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一直到我写了《家》，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所以我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

　　巴金笔下还有一个典型人物，觉慧的哥哥觉新，他屈从于高老太爷，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觉慧不愿像他哥哥那样忍受下去，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走出家庭，勇敢地追求新的人生道路。觉慧说：“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能看见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觉慧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的一批热血革命青年。他们不堪忍受旧制度的束缚和压迫，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反抗，为了抗争，为了自由，为了解放，而不是为了“获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是当时热血革命青年的代表，他们揭竿而起闹革命，也完全不是为了什么“获利”。要获利的话，到外国租界在洋人手下当个买办，既获利又没有风险，又何必去闹革命呢？

　　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也在中国轰动一时。剧中的主人翁娜拉，是一个具有稳定优裕生活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但娜拉不满足自己在家里只扮演一个“玩偶”的角色，她要追求个人解放，毅然离家出走。娜拉临走前对她丈夫说：“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娜拉的出走，是为了自由而不顾一切的反抗。娜拉在出走时，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获利”的问题。

　　当一个人拿起刀大喊“我和你拼了!”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去想“获利”这个问题，他只是无法再忍受了，他要拼命，要革命，哪怕付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熟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在中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革命青年的一种普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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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为热血革命青年“鼓与呼”的巴金，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全然看不到“获利”两个字。可是到了晚年，巴金却口口声声地谈起“获利”来，甚至把文革中起来造反的造反派、红卫兵，理解为“获利”，这不得不让我感到“精神的退化”。

　　当然，文革中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其中肯定会有为了“获利”而参加造反的投机分子，但这些人不应该是造反派和红卫兵主流。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答案。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大革命都是革命青年冲在第一线，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大致是出于同样的心态：为了反抗旧制度，为了自由解放，而不是为了“获利”。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是一批热血青年，井冈山上吹起革命号角的也是一批热血青年，而到了文革的红卫兵，他们自然也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起来造反，也是要“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点与他们的先辈们是一致的。

　　武昌起义起来造反的热血青年，是为了“获利”吗？毛泽东等热血青年上井冈山造反，是为了“获利”吗？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获利，为什么文革中涌现出了的造反派，偏偏就没有一点革命精神，堕落成为了“获利”的利益追逐者呢？

　　人们发起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因此，我们从“获利”的角度去谈论革命是不合适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它也同样是旨在“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我们谈论文革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不应该单纯从“获利”去理解文革。从“获利”的角度去谈论文革，就像从“获利”去谈论巴金笔下的人物觉慧和鸣凤，是无法说清楚的。

　　另外，毛泽东本人也是一贯反对“获利”的。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上，毛泽东讲话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反对“获利”，就是“反人性”，那么“人性”真的是一切都为了“获利”吗？这对于百分之九十的平凡之人，或者是正确的；但对于另外百分之十的革命者，就不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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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革命者觉慧，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的革命者娜拉，就是属于后面百分之十的革命者，他们都不是平凡之人。我们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些革命者，才变得精彩。

　　因此，我们在讨论毛泽东这些革命家的行为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革命理想，不应该抽走他们的革命精神。有人试图抽掉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试图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变为“凡人”。其实毛泽东从来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伟人。

　　如果把“凡人”和“伟人”等同起来，就等于把一位在抗战时挺身而出、为国战死疆场的英雄，与一个在敌人铁蹄下苟且偷生、甘当顺民的平凡人等同起来。“凡人”和“伟人”的区别是：凡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伟人是为了正义和理想而奋斗，两者永远不能等同起来。

　　最后，还再讲几句“毛泽东热”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各地出现一股“毛泽东热”，许多人对此难于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比现在差多了，为什么还会有人怀念毛泽东呢？

　　两年前，我在动笔写这个系列文章之前，想了解一下中国各阶层的人，对毛泽东和文革到底怎么看。我带着这个问题，走了差不多半个中国。从经济发达的广州、上海、江浙，到经济落后的新疆、甘肃、内蒙，接触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了他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

　　从我个人的“调查结果”来看，一般来说，人们都承认现在比毛泽东时代生活好，也有人因此而骂毛泽东，但这并不是大多数。我看到的大多数，尽管都承认毛泽东时代生活很穷，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但他们也并未因此而埋怨毛泽东。而且越是底层的人，这种倾向越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在甘肃武威黄羊镇（据说温家宝总理当地质队员时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一位老农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是比过去好了。”但他又一转说：“毛主席看得起俺们农民，陈永贵都能当副总理。”

　　我认为这位老农的话，说出了“毛泽东热”的答案：看得起！现在农民们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他们却少了“看得起”的感觉，这就是他们怀念毛泽东的原因吧。

　　至此，连载文章《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全文结束。说实话，我们能写完这个一百万多字的长篇，如果没有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说不定会半途而退。因此在最后，我们要向这一年多来，热情支持、理解鼓励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之意。

　　当然，我们并不想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今后还希望与各位朋友继续交流，共同提高。最后再说一句：衷心地感谢大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