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七九（崇新岳 百思峰 ）

 

（37）

　　10月7日晚上，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所以10月7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10月8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在上海的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分析形势。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我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38）

　　这样，10月8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10月8日，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10月8日晚上，我主持召开了上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就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今天下午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

　　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9月28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参与策划的有几个常委：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朱永嘉，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星期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39）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9月28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10月8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2千5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3万1千人分散待命。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廖祖康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负责，抓总的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40）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千5百人集中，3万1千民兵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这一次光是半自动步枪就发了3万5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

　　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张春桥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

　　另外，上海市委常委、写作组长朱永嘉在1976年底的交代材料写道：1976年9月下旬，张春桥曾通过徐景贤和肖木给上海传过两次话，张春桥对肖木说：”现在批文件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人把关了。”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

　　怎样才能经受这个最严峻的考验，无非是举行“反革命武装暴乱”。10月8日到13日上海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就是沿着张春桥这两次讲话的思想逻辑发展过来的。

　　（41）

　　10月8日下午3时，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景贤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

　　另外王秀珍还要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去北京打听消息，并约定暗号，如果情况严重，就说‘老娘心肌梗死’，同时王秀珍还对公安、民兵作了部署，准备反革命的武装暴乱。

　　10月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小礼堂，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金打电话来“老娘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

　　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2千5百人，3万1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准备武装暴乱；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张春桥他们可能出事了。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

　　10月12日晚，在上海的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召集部份人员开会。这时，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是出事了，于是又重新提出10月8日晚上那个方案，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出动民兵保护报社电台，封锁交通要道，港口只要沉一条船，就能把航道堵住；机场去几辆大卡车，便能封住跑道，还问了全市煤、电、粮的情况。

　　我经历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过程，大概就是如此。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事情暴发在上海，根子是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上。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女)，在1977年交代说：“10月9日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

　　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

　　（42）

　　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10月8日那样紧张了。

　　10月10日下午3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9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王、张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

　　到半夜1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10月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

　　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

　　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

　　10月12日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到上海，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

　　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

　　当时我们的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

　　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

　　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说：“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

　　（43）

　　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

　　原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回忆说：10月12日晚上8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组，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抛出了要在13日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

　　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投降命令的。”

　　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

　　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我们和萧木共同起草宣言，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44）

　　1976年10月13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已经从外国媒体得知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们又急又慌，急忙开会商量对策。朱永嘉、王知常等激进分子提出立即武装起事，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位核心人物回来后再最后拍板，因为他们三人已预订10月13日上午11时飞抵上海。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在北京已经被多次谈话，他们知道大势已去。据当时负责此事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晚8时，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四人帮”后，决定于当晚10时在北京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指示说：“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立即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我在五号楼要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我对马天水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

　　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

　　我说：“没讲。”

　　马天水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同志去吗？”

　　我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

　　马天水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

　　我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

　　马天水说：“我通知周司令。”

　　我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

　　我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周纯麟司令员是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排挤的。

　　在给上海打完电话之后，我同中央专机主管部门联系，安排好去上海的专机，又同京西宾馆联系，安排了马、周来京后的住房。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到京，入住京西宾馆，当天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找马天水谈话。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45）

　　马天水听后，态度顽固，对抗中央决定，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司令员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

　　然后华国锋对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华国锋同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当时领会，是让我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我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他就对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

　　对方问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徐景贤问：“四位首长好吗？），马天水说了一句“很好。”

　　对方又在问话，马天水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天水放下了电话。

　　我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做了汇报。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来到北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以卵击石。他们图谋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进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

　　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1976年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原上海市委《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回忆说：10月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

　　（46）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

　　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

　　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

　　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想不通，慢慢会想通的。”

　　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

　　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我说完站起身就走了，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因此他们暂时还是上海的领导。10月24日上海举行百万人规模的“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庆祝大会，马天水主持了该大会。会后给北京发出的贺电写道：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0月27日，中央宣布上海市委改组，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任第二书记、彭冲任第三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马天水因为患了精神病，被免于起诉。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的“革命性”最强。中国近代的革命，大致爆发在这些地方，因此也可以考虑与这些地方人的性格比较“强悍”有关。上海一带人的性格一般比较温和，不太“敢”造反。如果“四人帮”的基地不是上海，而是湖南、湖北这些地方，情况恐怕又会不一样。

　　（47）

　　至于“四人帮”被捕后的情况，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回忆说：自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四人帮”一直被隔离于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备措施，严格出入制度。每天定时放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张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坐式马桶、较大的浴缸。

　　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戴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她还是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江青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子、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对，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过了几天，江青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去之初，不停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谩骂监护人员。

　　一个月后，王、张、江、姚的生活基本正常了。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

　　张春桥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

　　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张春桥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笑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

　　张春桥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泽东选集》，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批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张春桥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者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去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他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喝、能睡，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留下来，午夜加热后做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泽东选集》或者《列宁选集》，他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48）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时而看看《毛泽东选集》，躺着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熟睡，有时候似睡非睡，她还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顶回去了。

　　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江青清晨起来就坐在床上，翻看《毛泽东选集》，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默然沉思，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党中央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惩办。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召集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北京市长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我，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交接工作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八三四一部队要完成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部昌平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采取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隔离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凌晨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4月9日凌晨3时，车辆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凌晨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

　　江青没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后，江青很顺从地上了车。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

　　（49）

　　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的，也有一些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服杂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4月10日凌晨3点，姚文元最后一个被押送，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八三四一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凌晨5时前，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八三四一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

　　武建华虽然没有明说“四人帮”的隔离地点，但根据他的叙述分析，“四人帮”是关押在位于中南海内的战备用地下防空洞。他们在这里关押了半年之后，才被送到秦城监狱。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防空洞，属于限制行动自由的“软禁”，但不属于“坐牢”，而关入秦城监狱，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坐牢了。

　　1976年10月6日晚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只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少数人知道，包括李先念在内的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因此，在抓捕“四人帮”结束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立即紧急召集在北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开会。

　　毛泽东逝世后，留下三位中央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现在王洪文被抓，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是有资格召开政治局会议的。

　　这次紧急会议于10月6日晚于在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处召开，这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因为刚刚抓捕“四人帮”，北京市内情况复杂，还不够安全，因此在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开会比较安全；第二是出于威慑性的考虑。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事先并没有与众人“通气”，万一有人在这次会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这也很难说。

　　一般来说，人在自己的地盘里，胆子就比较大一些；到了别人的地盘，胆子就会小些。北京玉泉山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叶剑英的地盘，而且是在叶剑英的住处开会。其他人来到叶剑英的住处开会，如果想要提出反对意见，总不会像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那么的胆子壮，所以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开会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50）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当年参加会议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晚9时15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

　　我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车行至西郊机场路段时，我透过车窗，不断向前后张望，在视线内没有看到来玉泉山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但为了防止误事，我催司机再加快车速。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

　　我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

　　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

　　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我到会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及服务人员一齐动手，把会客厅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会议会场的布置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会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列摆了两个沙发，每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个茶几，这是准备给华国锋和叶帅用的。

　　我们很快就布置就绪了，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七、八分钟。我走出会客厅，站在叶帅住地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政治局成员。

　　出于安全、保密和环境条件考虑，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子到达玉泉山后，都在安排好的停车场下车，随员也在停车场附近的休息室休息。参加会议的每位成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九号楼会议厅。他们下车后都步履匆匆地于10时前到达了会场。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

　　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

　　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51）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

　　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

　　华国锋接着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介绍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说：“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又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华国锋最后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用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说：“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52）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

　　叶剑英继续说：“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53）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10月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主席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4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开始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54）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讲了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毛主席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

　　华国锋说：“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10月20日成立了以华国锋主席为领导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12月10日，向全党全军各级党组织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之一》，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四人帮”骨干的高潮。

　　原北京市长吴德也回忆了这次会议，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16号文件》。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16号文件》，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