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七八（崇新岳 百思峰 ）

 

（19）

 

　　华国锋同意，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10月3日，江青要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合影。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

　　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10月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

　　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吴忠还告诉我说，海军政委苏振华曾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苏振华对他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

　　最后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20）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

　　华国锋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陈锡联（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4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

　　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5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50多个人，这些同志作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还接见过这些同志，照了相，吃了饭。

　　（21）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回忆说：不少同志问我抓“四人帮”的问题，说法不一。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抓的，华国锋不抓，就不会有人抓“四人帮”？不见得，也还是会有人抓“四人帮”。除华国锋以外再不会有人抓“四人帮”？我不这样认为。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活动很不正常，比较频繁，很不正常，很有怀疑，究竟在搞什么？中央也在密切观察注意“四人帮”，中央考虑过解决此问题，办法就是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1日国庆节，中央没搞大的活动，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搞了个小型活动。华国锋讲了话，他讲完话站起来就走，会就散了。江青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看样子她想说点什么没说成，也只好散了。我看这是对“四人帮”做出的反应，不大理她，也没有安排她讲话。

　　此前倪志福同志告诉我，苏振华同志约我去密云水库玩，我简单做了一些准备，准备陪苏政委去密云水库，以为真的是去玩。去后苏政委说：“中央现在的斗争情况，你是了解的。他们要夺权，他们要掌了权不得了。”

　　苏振华没有明说，我知道是指“四人帮”。苏振华接着问：“卫戍区的部队你能掌握得了吗？”

　　我回答：“没问题，掌握得了，其他的人插不上手。他们别说调动卫戍区部队，连一个班、一个兵都调动不了。”

　　苏振华说：“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同志、陈锡联同志，吴德同志不用说，包括叶帅，对你绝对信任。”

　　我认为这不是虚话。我明白，倪志福同志说要去玩，实际上不是要玩，就是要告诉我这些话。

　　回家后我想，苏振华同志讲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考虑，判断可能是中央小范围考虑与“四人帮”斗争问题，要和卫戍区领导透个气、打个招呼，交个底。苏政委是我的老领导，所以让苏振华和我打招呼“串联”，这是我的判断。

　　再一个，要把“四人帮”抓起来，但什么时候动手，哪一天，我看没有定下来。10月5日，华国锋和陈锡联同志到唐山去视察，了解地震后安排的情况，从唐山回来后看到10月4日《光明日报》“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曲解毛主席的意思。

　　陈锡联说：“看来他们要下手了，我们要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促进了华国锋对此问题的考虑。

　　我认为陈锡联的这个话，与10月6日抓“四人帮”关系比较大。中央有准备，抓是必然的，但哪一天抓还没有定。10月4日《光明日报》的文章起了决定作用，再不动手，可能他们就要下手了。

　　（22）

　　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华国锋本人谈粉碎“四人帮”之事。张根生说：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但并未深谈。近几年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

　　“四人帮”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4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2人，叶帅和我也是2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任命我为“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与“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在这紧急关头，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四人帮”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叶帅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

　　（23）

　　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9月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去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

　　在那时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叶帅起来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

　　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我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24）

　　华国锋的说法，与吴德和李先念秘书程振声的说法，略有不同。华国锋说：他第一次与李先念谈话的时间，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9月10日下午，地点是在华国锋本人的家里，是华国锋主动请李先念到自己家里来密谈；而吴德和程振声说：华国锋主动第一次与李先念谈话的时间，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天9月11日，地点是在李先念的家里，是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家上门拜访。

　　这样重大的事情，华国锋把时间和地点都记忆错了，有点不可思议，而吴德和程振声的说法似乎也有根有据，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是华国锋主动去找李先念，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这点是一致的。

　　华国锋说“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四人帮一伙”，但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下的决心。从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第二天就去找李先念密谈，推测他应该早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就已经下了这个决心，只等着毛泽东去世后就动手。

　　至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动机，华国锋说“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这个说法还是比较中肯的。华国锋本人并没有粉碎“四人帮”的实力，他必须依靠周、邓集团的力量，也就是靠到周、邓集团的这一边，这样一来，“三足鼎立”的局面就破坏了。华国锋毕竟政治水平低一个层次，他只想着江青集团向他夺权的眼前危险，没有好好思考一下，粉碎“四人帮”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

　　据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请叶剑英当党中央主席，请李先念当国务院总理，但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明白，主席和总理的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弄不好就会“爬得高摔得重”。没有十分的把握，轻易不要去坐主席和总理的位子。果然华国锋坐上主席和总理的位子，没有几年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虽说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但最初并没有决定是“动文”还是“动武”。据吴德回忆说：他本人是倾向于“文”，即像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那样，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把“四人帮”罢免和打倒。但李先念等人反对，认为“文”风险很大，而“武”的风险小，最后众人讨论的结论是用“动武”。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选择“武”是高明的。因为搞“武”相对容易，搞“文”就难度大得多，不是毛泽东那样的高手，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搞“文”。华国锋要想用“文”来解决“四人帮”，似乎他还没有那个水平。

　　（25）

　　参与粉碎“四人帮”的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回忆说：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李鑫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生的秘书，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当时康生已死，但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康生的秘书李鑫依旧受到重用）。

　　李鑫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我们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跟华国锋谈了“四人帮”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了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从9月12日到10月2日，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第一次密谈是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

　　汪东兴说：“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帅说：“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26）

　　汪东兴说：“叶帅，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帅说：“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东兴说：“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帅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说：“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帅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是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做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东兴说：“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帅插话说：“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第三次密谈是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帅坐下来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27）

　　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 叶帅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叶帅接着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实际上在此之前，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以及我等人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汪东兴一面说，一面用手划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的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28）

　　二、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选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时间越长，保密越困难。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叶帅沉思片刻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

　　叶帅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意见，他强调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汪东兴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按照部署，到时还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

　　叶帅幽默地说：“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锋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

　　汪东兴急忙说：“叶帅戏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29）

　　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一，整个上午都很平静。下午3点30分，我通知4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向大家宣布：“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下午5时，我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

　　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

　　最后汪东兴鼓励临战的突击队员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只能取胜，不能失误。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钧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

　　大家立时收敛了笑容，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个个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晚7时40分，华国锋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伫立相视，倾心攀谈。此前，他们三个人从未同场商讨，此刻却个个镇静自若，只待一决雌雄。

　　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从晚7时55分开始，到晚上8点30分顺利落幕，全部过程，仅仅用了35分钟。

　　晚9点15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离开坐镇指挥的怀仁堂，急赴玉泉山。

　　（30）

　　关于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过程，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有比较详细的回忆：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

　　第二个行动小组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

　　第三个行动小组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

　　第四个行动小组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

　　晚上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示司机把车开到西楼大厅北侧，在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汪东兴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李鑫双手抱住皮包放在膝盖上，皮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的稍后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汪东兴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当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正厅的北侧原来就矗立着一扇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盘、茶杯、烟灰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

　　晚上7点20分，叶帅到了。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放心！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一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环顾着四周，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呐！”

　　汪东兴微微点头，充满信心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上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在‘主席’就座吧！”

　　他们三人一起进入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东兴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31）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应外合。”

　　晚上7点55分，隐隐听到从怀仁堂入口处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只见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通知华、叶、汪，突击队员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裤，皮鞋锃亮，左手提着一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昂地走向大厅。王洪文毫无戒备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突击队员霍际隆和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般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低头哈腰的“喷气式”。

　　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昏了头脑，他脖颈胀红，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王洪文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挣脱。霍际隆和吴兴禄在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的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

　　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那一刹那间，王洪文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晚上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张春桥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张春桥没有环顾左右，大模大样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袭人的寒气，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着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张臂曲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华国锋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然后张春桥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被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32）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张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抓江青！”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待。”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中央对其监护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随身携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和张耀祠直奔春藕斋，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他们都咧嘴微笑。张耀祠问工作人员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接着，我对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说：“小周，你前面带路。”

　　我确知，在晚饭前汪东兴已经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有数。我又对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

　　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安排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入春藕斋的正厅。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

　　江青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33）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江青说：“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说：“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说：“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10月6日。”

　　接着，江青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频尿急的毛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奸泼刁滑、残忍刻薄、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但在今天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34）

　　行动小组人员打开车门，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春藉斋。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排开站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这辆大红旗轿车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大红旗轿车一路绿灯放行，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

　　解决了江青之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8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那就是瓮中之鳖。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迅速往他的住处擒拿。但姚文元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的，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请北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一起待机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被顺利带到隔离地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汪东兴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姚文元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就到。”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行动小组，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

　　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

　　叶帅说：“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我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写好了命令，我接过华国锋写的手令，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35）

　　晚上8点25分，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云生和高风利从左右两侧拽住两臂，下压双肩，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我最初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

　　我宣布完了以后，又有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姚文元向休息室北门走去。

　　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咔擦一声，行动小组给姚文元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红旗轿车。

　　姚文元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迫不得已，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姚文元这才平静下来，汽车把送往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

　　另据参加抓捕江青的警卫科副科长黄介元回忆，在抓捕江青的过程中，江青曾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

　　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回忆了粉碎“四人帮”之事，他说：10月6日下午4点钟左右，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5点半到中南海他的家里，有事找我。

　　我把汪东兴“有事找我”一事，打电话告诉吴德，吴德说：“到时候你去吧。”

　　我又给陈锡联打电话，我告诉他汪东兴“有事找我”，陈锡联说：“你去吧，电话里不便讲，汪东兴同志会告诉你。”

　　我给陈锡联打电话汇报是必要的，他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告诉吴德也是对的，让他知道。5点半我准时到汪东兴家中，汪东兴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我听了很高兴！

　　江青住在中南海，用不着通知她来开会，汪东兴就可以执行；张春桥、王洪文住钓鱼台，姚文元住外面，如果他们有觉察不来，属中央警卫团警卫的，由中央警卫团抓，属卫戍区警卫的，由卫戍区抓。

　　到8点钟，三人全来了，到怀仁堂，来一个抓一个。吴德说：“还剩迟群、谢静宜、金祖敏。”

　　汪东兴说：“晚上11点抓，不惊动别人。”

　　布置好后我到吴德同志办公室，迟群接到通知很快来了，我叫他坐下，宣布：“迟群干了很多坏事，上级决定对你隔离审查，要很好向组织交代。”

　　谢静宜住在医院，用车接到市委，我告诉警卫三师政委陈先达：“谢静宜一到，不用上楼，让她上你的车，换车带走即可。”

　　（36）

　　谢静宜换车后被带到警卫三师，她在车上就骂开了，说：“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你们就搞政变，你们受邓小平欺骗。”陈先达制止了她。

　　几天后，中央政治局请抓“四人帮”有功人员吃饭，华国锋、叶帅、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等人参加，我和张成去了。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发言，拥护中央决定；李鑫也发了言，后来要我发言，我没讲，要耿飚讲，他也没讲。我不愿意讲，是对汪东兴印象不好，他争功，太计较。我不愿意发言，就是不愿意恭维八三四一部队，你汪东兴有功劳。

　　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也是这位老同志搞起来的，当然华国锋也愿意让人崇拜。中山公园音乐堂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华国锋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看了就不大舒服。华国锋喜欢到处题字，但毕竟“英明领袖”不是他自己封的。

　　吴忠跟华国锋和汪东兴一样，都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单干户”。从吴忠的话来看，他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有不满，这也看出由“单干户”组成的华国锋集团，内部相互不服气，相互不满意，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很快就垮了。后来吴忠接受了长达8年的审查，1987年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粉碎“四人帮”之事，最初并没有通知“四人帮”的老巢上海。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1980年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上作证说：1976年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10月7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10月7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