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六一 （崇新岳 百思峰 ）

 

第22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1）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群众对林彪问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震动，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林彪事件。“九一三”不久恰逢国庆节，往年在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这一年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这是建国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而且毛泽东从此再没有在国庆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第二把手。前任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和林彪，党的宣传机构都对他们有很大力度的宣传，比如刘少奇标准像与毛泽东并列在一起，对林彪更是铺天盖地宣传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以后，报章刊物上从来没有正面宣传过，从来没有“以毛主席为首、周总理为副的党中央”这种说法，尽管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是货真价实的第二把手。

　　虽然宣传机构没有对周恩来进行正面宣传，周恩来的威信和实力，不管在高官中间还是在群众中间，都远在刘少奇和林彪之上。刘少奇当权时，只是主管党务；林彪当权时，只是主管军队；而周恩来当权时，是党、政、军都管，实权远大于刘少奇和林彪。特别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情况相当差，国家事务基本上全由周恩来主持，因此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周恩来时代”。

　　周恩来掌权后，就试图推动中国走上自己设想的道路。周恩来大幅度地修改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按照当时的话叫做“扭转局面”。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着林彪事件，让一批在文革中被批判和靠边站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重新出来掌权。周恩来让这些“靠边站”的高官们赶快“揭发批判”林彪，利用批林彪成为铺垫自己复出的垫脚石。

　　揭批林彪罪行的“靠边站”高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

　　朱德给毛泽东写信说：

    毛主席，党中央：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的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余容后呈！朱德。1971年10月22日

　　（2）

　　刘伯承在揭发谈话中说：

    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结果贻误了战机。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李富春在揭发谈话中说：

    遵义会议后林彪就反对毛主席，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说：

    主席：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陈毅。1971年10月10日

　　陈毅在揭发讲话中说：

    红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1944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等人。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苏联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28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在揭发谈话中说：

    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林贼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

　　（3）

　　这些老干部虽说揭批林彪口诛笔伐，但揭发的理由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少说服力。其实这些高官过去与林彪的关系都不错，甚至是支持林彪的。比如陈毅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曾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陈毅说：“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现在这些高官上纲上线地大批林彪，他们心中并非真的那么痛恨林彪，这些只是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只可惜当时刘少奇已死，否则刘少奇也很可能会写信揭批林彪。

　　最著名的还是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邓小平写道：

    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邓小平在信中揭批了林彪的五个问题之后，笔锋一转说：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周恩来对林彪的揭批，调子却是比较缓和的。周恩来说：

    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

　　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

　　周恩来让文革中批臭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本身就是变相地否定文革，这些人的平反，本身就是证明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周恩来这种变相否定文革的做法，毛泽东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积极支持给一部分老干部平反，重新“请”他们回来工作。

　　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前一段文革运动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前一段文革的成果“前功尽弃”。因为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有影响力的高官“靠边站”了，现在再把他们“请”回来工作，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被打倒的老干部再“请”回来呢？

　　（4）

　　林彪作为党的第二把手倒下之后，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缺。不论从资历还是能力，周恩来都是最为恰当的第二把手，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填补这个空缺。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本来应该由第三位的周恩来接任第二把手，可是毛泽东却破格提拔排名第六位的林彪顶替刘少奇的空缺。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当自己的接班人。

　　由于林彪的倒台过于突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准备，不得不让周恩来暂居第二把手的位置。周恩来也清楚，自己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自己的第二把手只是暂时的，毛泽东早晚会找别人来取代自己。后来毛泽东试图让王洪文当第二把手和接班人，就是明显取代周恩来的举措。

　　然而周恩来一旦上了第二把手的位置，他就不能轻易下来，他要争这个位子。按照现在的主流说法，周恩来争第二把手的位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和国家”。因为周恩来如果不“占住”第二把手的位子，这个接班人的位子就要被江青集团“四人帮”拿去。周恩来表面上是与“四人帮”争权，实际上是与毛泽东争权。

　　前面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最初以为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取胜，可是遇到种种困难之后，毛泽东发现自己已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文革，他要把“继续革命”的任务交给他的接班人来完成。因此在文革后期，毛泽东的主要布局不再是夺权，而是安排自己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

　　因为林彪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所以毛泽东必须拿掉林彪，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林彪的自我爆炸，某种情况解决了毛泽东拿掉林彪的麻烦，可是毛泽东还要面临一场更为艰巨的战役，这就是拿掉周恩来。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他搞文革最大的阻力，如果让周恩来接班，他的文革不仅不可能完成，而且要半途而废，白忙一场。因此，毛泽东为了完成他的文革“继续革命”大业，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拿掉周恩来，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

　　林彪事件之后，一场新的接班人之争，就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悄悄展开了。这场毛、周的接班人之争，与毛、林的接班人之争有相似之处。毛泽东试图用“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取代林彪，又试图用“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取代周恩来。

　　林彪和张春桥争夺接班人，用的是“硬办法”。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亲自吹响批张春桥的号角，然后陈伯达和“四大金刚”一齐煽风点火，刮起一股揪“张春桥”之风。林彪试图用“硬办法”，逼毛泽东被迫放弃张春桥。

　　而周恩来和王洪文争夺接班人，则是用“软办法”。周恩来表面上支持王洪文当接班人，实际上则用种种办法，让王洪文干不下去，这样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王洪文。“以柔克刚”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而林彪只擅长打硬仗，不擅长“以柔克刚”的战术。

　　（5）

　　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役，用的是“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战术，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战役，同样也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毛泽东先对周恩来实施“挖墙角”。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大量老干部，赢得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人心，这是周恩来最大的武器。而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首先要把支持和拥戴周恩来的一批老干部“挖”过来，跟周恩来争取老干部的“人心”。

　　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就是把文革中批斗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声称自己是听了林彪的谗言，误伤了老干部们。现在林彪倒台了，毛泽东就给老干部平反，让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毛泽东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老干部的人心争取过来。

　　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主要有八组：第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第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薄一波为首的61人集团；第四、贺龙；第五、王力、关锋、戚本禹；第六、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第七、陈伯达；第八、林彪集团。另外还有一组人比较特殊，他们没有被打倒，但是被“靠边站”了，这就是“二月逆流”事件中的“三老四帅”。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给老干部平反的力度是比较大的。第一组人物中的罗瑞卿平反，第二组人物中的邓小平平反。陶铸如果不死，也很可能平反；第四组的贺龙平反；第六组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还有武汉“七二零”事件的首要人物陈再道也获得平反。

　　这些人虽然得到平反，但都没官复原职，只是任一个闲职(邓小平除外)。比如罗瑞卿任中央军委顾问，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陈再道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想重新启用他们，给他们平反，只是为了争取人心之举。

　　毛泽东“挖墙角”的第一批对象，直指周恩来派系的铁杆人物，也就是参与“二月逆流”而被罢官或“靠边站”的高官们。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平反的态度。

　　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谈话时，得知陈毅病重时，再次明确表示说：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陈毅去世。陈毅是因“二月逆流”受打击最大的人之一，临终前得知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心情一定是很愉快的。

　　（6）

　　毛泽东破例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被传为文革中的一段佳话。有不少人说：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思念陈毅这位老战友的旧情，这种看法是不太合理的。一来，毛泽东是一个讲路线而不讲人情的人，当初批陈毅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念旧情，怎么会在陈毅死后忽然念旧情呢？二来，陈毅是最顽固地抵制文革的“右派”之一，就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毅还跳出来公开支持林彪，被毛泽东批为“二陈合流”。

　　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虽然说里面肯定有悼念老战友的意思，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并非如此。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不是那种“心血来潮”做事的人，他做事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比如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做事的计划性。

　　毛泽东的原计划是不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因为当时陈毅的身份只是普通中央委员。按规定，普通中央委员不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格比较低。不过考虑到陈毅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陈毅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追悼会的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李天佑”。谢富治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上将军衔；李天佑的身份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陈毅的追悼会，原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

　　关于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也是颇费心思。陈毅的悼词总共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在审改陈毅的悼词稿时，周恩来亲笔加入了一大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并对他加入的一段话进行了解释：“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阅后删去“功大于过”等话，批示说：“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毛泽东虽然删去“功大于过”等话，但也没有说“陈毅是好同志”等赞扬陈毅的话，更没有表示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可是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出席，此举众人都没有想到。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

　　过了一阵，主席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告诉他：“现在是1点半。”

　　主席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7）

　　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

　　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和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他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来到八宝山悼念大厅的休息室后，提出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握住毛泽东的手，流泪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旁的人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据陈毅之子陈昊苏回忆说：听说毛主席到了那一天，他就老惦记着这个事情，然后临时就说，让身边的人派车，他要去，当时很急促。我们进休息室，看到毛主席是穿着一件睡衣，后来进入这个大厅就在追悼会的现场披了一件大衣。

　　我们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毛主席那时候有胡子，胡子很长。因为经常在报纸上或者是电视上看到毛主席的照片都是没有胡子的，毛主席如果是事先就预定要来的话，他当然会把胡子刮掉，看来是临时来的。

　　毛主席在见我们的时候，就鼓励我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且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大事儿，并不容易，你总要准备去奋斗20年，摔很多的跟头，才能够懂事儿。”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想，因为他们老一代人，大概都是这样奋斗过来的，也都是摔过很多跟头的，都是走过坎坷的道路。

　　（8）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发出通知：“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参加。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立即把陈毅追悼会提高到最高的规格。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京的高官们迅速赶到追悼会会场，宋庆龄、朱德、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来了，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在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他跑了！的飞机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他摔死了！”

　　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陈毅追悼会原定是叶剑英致悼词，而叶剑英在快开会的时候，把悼词递给周恩来，意思是改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也心领神会，就改为他亲自致悼词。周恩来对陈毅的感情是很深的，短短几百字的悼词，周恩来三次哽咽念不下去。在向陈毅遗体告别时，周恩来还掀起覆盖的白布单，抚摸陈毅的手背。

　　周恩来念完悼词后，毛泽东率领众人向陈毅遗体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脚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只好由工作人员帮他登上汽车。毛泽东这次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受凉，结果感染了肺炎，不久又发生休克，使毛泽东的健康急剧恶化。这些是后话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的悼词和西哈努克的悼文。陈毅追悼会大大超出了原定的范围，成为新中国建国后最隆重的追悼会之一。

　　现在的各种资料显示，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之前，曾经做过长时间的反复再三思考，最后才终于下决心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为什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需要如此慎重地前思后想呢？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第二件就是文革。因此，毛泽东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文革”这件大事展开的，毛泽东试图把“继续革命”的重任托付给他的接班人。可是现在周恩来已经占了接班人的位子，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拿掉周恩来。

　　（9）

　　毛泽东急于拿掉周恩来，是基于自己死在周恩来之前的考虑。从1971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来看，周恩来的身体远好于毛泽东。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睡眠就很不好，不停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而周恩来虽说有心脏病，但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一天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

　　所以那时大家普遍认为，周恩来将活到毛泽东之后，谁也没想周恩来的身体急剧恶化，居然走在了毛泽东之前。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走在自己之前，那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宋江投降派”等针对周恩来的“甩石头”之事，根本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是周恩来在老干部们中间的口碑极好，特别是文革中周恩来尽可能地“保”老干部，不管什么派系的，只要能保他都保。从这点来看，周恩来真的有点像《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不管谁有为难之事，他都伸出援助之手。

　　老干部们普遍认为毛泽东要打倒他们，而周恩来在保护他们，所以老干部对周恩来心存感激之情，而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甚至怨恨。这样一来，老干部们的感情天平是倾向于周恩来的，这是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因此，毛泽东一定要把老干部们的感情争取过来，这是拿掉周恩来不可缺少的一步棋，否则老干部们紧紧团结在周恩来周围，毛泽东根本搬不动周恩来。

　　林彪事件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毛泽东借此给众多高官“平反”，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当初打倒他们，只是因为误听了林彪的谗言。现在毛泽东要和老干部们重新修好，要把老干部们重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因此，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与老干部们“修好”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陈毅在文革中是作为“右派”的典型代表，他对文革有严重的抵触情绪。而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就意味着像陈毅那样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的老干部，毛泽东都改变了看法，称他为“好同志”。那么对于其他没有那么严重错误的老干部们，毛泽东更应该认为他们都是“好同志”了。因此，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对团结老干部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也的确被传为佳话。

　　然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却又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它会影响人们对“文革”这件事的看法。对于“文革”这样的革命运动，必须要让人们感到一种“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样才能激发人们来为它奋斗献身。因此，树立和保持文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10）

　　单纯看林彪“叛逃”这事件本身，它对毛泽东的冲击并不大，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把林彪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这里摘录一段1968年10月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当时人们的想法，文革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起的，而是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和发起的。当时的报章刊物，都把文革描述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林彪成了反革命，人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彪在推动文革运动方面，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革早期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大搞学习毛主席语录。“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林彪发起和促成的，还有随时随地手拿《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学习，也是林彪开创的“一代新风”。

　　文革从发起到开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许多是林彪出面主持的；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思想和提法，都是由林彪首先讲出来的。林彪这位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忽然成了反革命，这就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正当人们对文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人们又会怎么想呢？

　　人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陈毅被冤枉了，陈毅被“靠边站”是冤案，所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表示一种歉意和安慰。尽管可以说陈毅是被林彪的谗言陷害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文革这场运动所造成的。还有罗瑞卿的冤案，贺龙的冤案，杨成武的冤案，这些都是文革中搞出来的冤案。虽然可以说这些冤案的责任者是林彪，但文革这场运动，居然被坏人利用，造成这么多的冤案，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文革的“合理性”。

　　人们的第二个想法，是对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怀疑。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陈毅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陈毅才被“靠边站”了；而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林彪才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根据当时的宣传，人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怀疑的，更不能怀疑副统帅。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又说陈毅反对林彪是正确的。当时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陈毅敢于反对林彪，事实上也就是敢于质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推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盲从。

　　（11）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江青等人。根据上述推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人们也可以质疑江青等人，甚至可以质疑毛泽东。既然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也是可以质疑的，那么人们也就有理由质疑文革的“正当性”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对修复和改善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是“有利”的；而对于保持和改善人们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看法，又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对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不得不前思后想，权衡利弊，直到最后一刻，毛泽东才终于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本想借此修补与老干部们的关系，以便在后来“倒周”的时候，老干部们可以站到自己的一边。可是没想到匆匆参加陈毅追悼会，使毛泽东受凉得了重病，差点见了马克思。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毛泽东基本上处于养病状态，无力掌控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周恩来掌权的“短暂周恩来时代”。

　　在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已是79岁高龄之人，一般人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要想恢复是很难的。所以当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以为毛泽东的日子不多了，没想到毛泽东在1973年下半年之后，身体又恢复过来，重新掌权，这是后话了。

　　对于高官们来说，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如果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大家看他“来日无多”，很多人就会赶紧“另寻出路”。1966年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前畅游长江，并大肆宣传，就是要让高官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可是在1972年，高官们对毛泽东的身体都失去信心，除了江青集团之外，包括汪东兴、张耀祠等毛泽东的亲信，都在水面下活动，寻找在毛泽东身后的出路。

　　领导人得势的时候，身边会有大批高官前呼后拥，高呼万岁，宣誓尽忠；可是当领导人失势或者死去的时候，真正能够尽忠的高官，就寥寥无几了。刘少奇失势的时候，对刘少奇“尽忠”的，除了妻子王光美之外，还有一个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开除刘少奇党籍时，拒绝举手，可以不严格地算为“尽忠”。

　　林彪失势的时候，除了妻子叶群之外，没有一个高官为林彪尽忠。最后拼死为林彪尽忠，帮林彪出逃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或小官：飞行员、机械师、司机、还有林立果拉起的队伍里的小官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人。毛泽东去世后，也只有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为毛泽东“尽忠”，连王洪文和姚文元都积极检举揭发，表示要戴罪立功。

　　（12）

　　毛泽东病重，高官们自然而然地团结到了周恩来的周围，这也是开创周恩来时代的重要因素。周恩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旦他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行使的权力，周恩来马上亮出自己的颜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做了和准备做三件事：一、外交上走出新的“联美抗苏”的道路；二、政治上展开“批林整风”，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虽说批判“极左思潮”表面上是针对林彪的，实际上涉及到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三、经济上抓生产，一扫文革中重视革命，不重视生产的倾向，使经济有较大的回升。

　　先说周恩来时代的外交成绩：实现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和与日本建交。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两个外交关系。与美国的关系，牵扯到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牵扯到历史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历史原因，如果中国方面毫不让步，就无法打成协议；而如果中国方面让步太多，又有被贴上“卖国”标签的可能性。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两大外交难题。

　　从历史来看，中共高层中可以不严格地分“亲美派”和“亲苏派”。中共高层为什么会有亲美派呢？这要追溯到抗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美元和武器物质，希望蒋介石积极对日军发起作战，消灭一部分日军的有生力量，这样可以减少美国对日作战的伤亡。

　　可是蒋介石拿到美元和武器物质后，却保存实力，对日军避而不战，这样就大大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反感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避战，开始转而接触在延安的中共，试图向延安提供武器物质，让中共向日军发起作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对美国的这个设想大为欢迎，声称只要美国的援助到位，他们就立即开始对日军作战。

　　1944年11月4日，毛泽东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祝贺他再次当选总统，并表示中共军队如果得到先进武器装备，一定会更好地配合美军的太平洋作战，更大规模地歼灭日军。毛泽东还托人向罗斯福总统转达：如果在白宫把中共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援助中共对日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中共却因此与美国建立了“交情”。抗战结束后，美国又积极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10月，毛泽东在美国特使的陪同下，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内战再开之后，美国的调停失败，美国转而支持蒋介石政府，中共与美国的接触就此中断。尽管如此，中共还是感谢美国帮助和平调停，因为当时成立联合政府，对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也就产生了亲美派，亲美派为首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1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继而中国志愿军又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中共进入直接与美国对抗的阶段。这样中共高层亲美的声音暂时消失了，但在内心感情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比较亲美的。因为苏联斯大林一直不喜欢毛泽东，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对苏联也是不喜欢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于是两国就在第三国开展大使级的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地点，1955年到195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1958年到1970年在波兰华沙，所以又称“中美华沙会谈”。1970年以后，中美建立了直接会谈的渠道，华沙会谈也随之结束。“中美华沙会谈”一共进行了136次，但由于会谈双方的官员级别低，谁也作不了主，所以会谈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边境冲突，一时间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有一触即发的大战危险。1969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从中苏关系紧张看到美国对付苏联的新的可能性，就是联合中国共同反苏。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打中国牌”，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并多次声明他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尼克松还请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传话，表示美国无意孤立中国，愿在任何时候同中国进行会谈。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受到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也开始考虑“打美国牌”来对付苏联。1969年7月，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名元帅，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苏联与美国的矛盾，大于与中国的矛盾，所以苏联不会轻易发起侵华大战；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大于与美国的矛盾，所以可以考虑利用美国对付苏联。

　　据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回忆说：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总(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毅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14）

　　陈毅的“不合常规”想法核心是：一、中方应该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条，主动与美国接触，更不要拒绝美方提出的建议；二、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可以在这方面适当让步。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应验了陈毅的“不合常规”设想。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华沙举办的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外交官搭话，但中国外交官却离开会场走了。这时美国大使急忙叫住中方的翻译，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进行“重大的、认真的会谈”。

　　中方翻译不敢做主，只是把这件事汇报上去。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最初的反应是：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970年1月，在华沙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在中方的发言稿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1970年2月，在华沙又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基本上接纳了中方的建议，准备派特使到北京会谈。不久从巴基斯坦传来美方的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派基辛格来中国秘密接触。

　　就在中美关系即将出现突破的时候，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入驻柬埔寨。中国为了支持柬埔寨，推迟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计划，直到1970年底，中方才重新把中美高级会谈提到日程上。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对斯诺说：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上，美国代表队提出访华的希望，外交部经过研究，提出“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结论。其实周恩来是倾向于邀请美国队来中国的，可是他还摸不清毛泽东的底，怕贸然同意美国队访华，会惹来“投降派”的帽子，所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报告书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然后把报告呈送毛泽东。

　　周恩来写“拟同意”这三个字非常巧妙，既不说自己已经同意了，也不说自己不同意，“拟同意”让别人抓不到把柄。这样不管毛泽东是赞同还是反对美国队访华，周恩来都不会让人抓到把柄。

　　（15）

　　4月4日，这份报告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最初在报告上圈阅同意，也就是同意外交部不邀请美国队来中国。对此事，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

    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外交部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4月6日那天，主席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

　　主席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白天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呀？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

　　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

　　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

　　主席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据吴旭君回忆说，毛泽东刚开始并没有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因为这是中方主动向美方示好。新中国自从朝鲜战争后，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宣传也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现在中国要向这个头号敌人“示好”，很多人必然在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慎重考虑。

　　不过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也就是吴旭君说的“有心事”，最后还是决定邀请美国队。得到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马上通知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就是所谓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是中国主动向美方示好，加快了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16）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之后，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传递了《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9日，美方传来口信，表示接受邀请，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写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美方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

　　7月9日，基辛格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在北京停留48个小时，与周恩来行了6次总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前访华。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他对周恩来的印象：

    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

　　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全世界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注意到1971年7月这个时间，此时林彪“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发生，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据吴法宪回忆说：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第一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会谈，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第二是“乒乓外交”事件，美国队来北京访问，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1970年12月，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作中间桥梁，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17）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1949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开一个会议，讨论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

　　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相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美立场，刘少奇是比较明显的亲苏立场，而林彪因为一直不负责外交问题，所以他对中美和中苏关系的立场不明确。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林彪是亲苏派，反对中美接近；另一种认为林彪也是亲美的，至少是反对中国与美国对抗。

　　前一种说法，主要是从林彪最后出走苏联，以此来证明他的亲苏倾向。后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也提到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18）

　　关于后一种说法，据吴法宪回忆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50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林彪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1971年57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改善中美关系的决议和进程。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此时林彪事件才结束不久，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十次会谈。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台湾不再被承认是中国的代表。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

　　中国如此迅速地得到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对中国访问。这样，中美接近的事情就向全世界公开化了。

　　关于周恩来的外交政绩，正确地说，战略构想还是毛泽东的，周恩来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具体事务上。周恩来后来会见美国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打开中美关系，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的。”

　　不过虽说毛泽东下决心“打美国牌”，但真的要把“美国牌”打好，真正开辟出“联美抗苏”的外交新格局，没有一个好的外交家来操办这件事，肯定也是不行的。特别是中美关系牵扯到台湾当局和主权问题，是非常不好谈的棘手问题。如果让江青或者张春桥去负责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恐怕非谈砸了不可。周恩来能把“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么棘手的问题谈下来，谈得不卑不亢，美方对中方也很敬佩，这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周恩来搞外交的能力比自己强，所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具体的问题不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

　　（19）

　　尼克松预订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然而就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2月12日的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昏迷了。当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毛泽东身旁，及时发现毛泽东发生了休克，立刻叫人抢救。如果毛泽东像斯大林那样，一个人单独呆在房子里，发生休克后无人知道，那就非常危险了。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立刻赶到毛泽东住处。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

　　周恩来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他们有的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在数脉搏。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血压，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慢慢地清醒过来。

　　毛泽东这次虽然死里逃生，从休克中清醒过来，但此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毛泽东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毛泽东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毛泽东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毛泽东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毛泽东的个性依然那么强。

　　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主席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地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1972年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健康状况。

　　1973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1972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毛泽东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20）

　　毛泽东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这就在客观上造成这一年半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尽管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但像尼克松这样重要的客人，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见。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毛泽东突然休克病危的日子只有9天，毛泽东健康状况仍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毛泽东却下决心“冒险”会见尼克松。对这件事吴旭君回忆说：

　　毛主席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

　　在会见时，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在门后头，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是处于临战状态。

　　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主席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15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65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当然，尼克松等人是不知道毛泽东真实健康状况的。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2时，便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尼克松事后回忆说：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的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毛泽东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周恩来后来告诉我，毛泽东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21）

　　每一个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对毛泽东表示其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十分钟后，周恩来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毛泽东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基辛格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毛泽东过分疲劳。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我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只争朝夕”，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的具体内容，除了《尼克松回忆录》和基辛格的《白宫岁月》中不完整地提到之外，现在网上流传一份《解密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号称是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材料。不过这份材料的疑点甚多，只能作为参考。总而言之，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全文并不重要，只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让周恩来谈具体问题。

　　尼克松说：“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

　　毛泽东不等尼克松讲完，就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总理跟你谈的事。”

　　基辛格也回忆说：“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二、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尼克松说：“周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也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

　　毛泽东说：“就是啰。”

　　（22）

　　尼克松说：“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说：“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话，基辛格分析说：毛泽东在这里暗示“我们的兵也不出国”，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

　　基辛格还分析认为：尼克松提出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毛泽东并未回答这个问题，根本不提苏联，而是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通过排除法，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

　　基辛格又认为：毛泽东说“中国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这是毛泽东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三、毛泽东对过去中国僵硬的对美政策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也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在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之后，周恩来就着手与美方谈具体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都体现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联合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一方面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另一方面又强调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中美联合公报》最后能够签署，周恩来的作用是很大的。

　　周恩来与美国谈判最难的是台湾问题。首先，美国过去对台湾的一贯立场，是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这里稍花笔墨说明一下“台湾地位未定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正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正式划入日本版图，这是符合国际法的。1943年11月美国、英国、中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声明：“日本过去从中国所得到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不过《开罗宣言》只是单方面的“宣言”，并不是双方签署的“条约”，所以没有法律效力。

　　按照国际法，中国应该在战后与日本重新签署一份两国条约，在《条约》中规定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双方始终未签署这样的条约。这也就是说，从国际法来看，日本并没有在法律上把台湾归还中国，这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基础。

　　（23）

　　中日双方为什么没有签署归还台湾的条约呢？这是因为这段历史非常复杂。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杜鲁门总统发出命令，派隶属于盟军的中国军队进驻台湾。美国认为，中国军队进驻台湾，只是军事占领，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台湾的领土主权。这与当年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并不意味着美国拥有了日本的领土主权一样。

　　不过蒋介石可不管什么“国际法”，他认为既然在《开罗宣言》说了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将日本国籍的台湾人，改为中华民国国籍。美英两国曾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中国只有对台湾的“管辖权”，还没有对台湾的主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应该由中国与原主权国日本签订了正式条约之后，才能生效。

　　然而1949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出现了两个中国政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并宣称：“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这是美国开始公开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1年，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战争状态。本来作为参战国的中国，是应该参加签署《旧金山条约》的，可是因为此时出现两个中国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呢？苏联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美国则主张由中华民国出席，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两个中国”都不邀请。

　　这样一来，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所以《旧金山条约》中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一切主权。”《条约》没有说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后，把主权移交给谁。这样一来，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就成为“未定”了。

　　当然，不论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认为台湾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未定”的问题。但由于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力量弱小，不敢与美国正面争执，所以蒋介石政府没有正面否认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4年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又加注说：“本条约不得视为台湾法律地位的变更。技术上，台湾和澎湖的地位并未决定，这是因为在《旧金山和约》上只载有日本放弃主权。”而蒋介石政府尽管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没有敢公开进行反驳或论战。

　　美国也知道，中国大陆不比台湾，他们在这方面必须做出让步。不过让步多少，就要看双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了。这次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第一个底线是要求美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二个底线是要求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第三个底线是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

　　（24）

　　在谈判中，美方接受了中方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底线，而第三个底线，美国却没有让步。当时美方把“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交换条件，前提是中方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承诺。由于中方拒绝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因而美方也没有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场。至今在美国国会中，还不时有政客援引“台湾地位未定论”来讨论台湾问题。2007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而美国政府则致函潘基文，明确表示美国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不过在谈判中，周恩来口头表示，中国将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基辛格也口头表示，他可以保证美方官员不再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周恩来又追问基辛格：“如果日本或其它国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你们将持什么态度？”基辛格表示：“如果其他政府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将不会支持。”

　　1972年2月28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故又称《上海公报》。该公报采取十分特殊的形式，就是中美双方“各抒己见”：

　　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国。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

　　中、美两国多年彼此“绝缘”之后，趁此机会坦诚表达观点，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和平统一八点方案》；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

　　美国方面声明：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预计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中美联合公报》的这一部分讲的是国际问题，主要是中国的近邻：越南、朝鲜、日本三国。这三国的问题虽说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可是因为双方的立场相差太大，所以只能是“各说各的”。

　　（25）

　　《中美联合公报》继续说：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美国在这里含糊地使用了“acknowledge”(认识到)，而不是“recognize(承认)”。美方没有说“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说“美国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中文中，“认识到”和“承认”的意思差不多，而在英文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虽说中方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公报》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说《中美联合公报》可以说是中方的一个胜利。从此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各方面迅速接近，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周恩来又积极推动解决另一个外交难题，就是实现中日建交。中国与日本建交的关键问题，主要是历史问题，特别是战争赔款问题。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体赔款额为(当时价格)：印尼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约22亿美元。

　　前面提到，中国由于没有参加《旧金山和约》，所以中国在国际法上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权力。中国的受害远大于印尼、菲律宾等国，1951年中国政府新公布了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

　　因为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可以高达500亿美元，所以日本与中国建交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对此周恩来表示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

　　由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所以中日建交比较顺利。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比较“痛快”地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