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四五（崇新岳 百思峰 ）

第20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9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所谓“知识青年”指的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学生，按现在的标准看起来，中学文化水平算不上“有知识”。不过在1969年的时候，农村的文化水平还较低，有初中文化就算是“有知识”了，所以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红卫兵的主体，也就是1966、1967、1968年这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插队落户”，也就是这些城市青年的户口，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安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农民。

　　在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队落户之后，以后每年又陆续有一些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前后共有约1600万知青到农村插队，直到1977年才停止。考虑到当时城市人口一亿多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知青”下乡。

　　毛泽东预想的文革战略部署中，本来并没有知青“上山下乡”环节，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出台的应急之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考虑。在“造反有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红卫兵，已经变得非常不安分，把这些人留在城市中，是一个社会不安定的大因素，所以要把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从而就消除了红卫兵不听指挥，继续造反的隐患。

　　很显然，当时如果不把红卫兵们送到农村中去化整为零，他们在城市中闹事起来，而且谁的话也不听，那就只能动用军队开枪镇压了。毛泽东让红卫兵“上山下乡”，避免了最坏的情况，这就是军队向群众开枪。当然“上山下乡”运动也有经济上的意义：文革后很多工厂处于停工停顿状态，很难接受这么一大批人就业，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去农村就业，也就是务农。

　　由于当时城乡生活差别很大，特别是大城市的知青，到农村去以后，发现那里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城市，于是产生一种被“欺骗利用”的感觉。他们对毛泽东搞的文革，以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毛泽东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自己被毛泽东当成工具利用了，用完后就廉价处理了。这些知青成为中国第一批反毛泽东的人，对毛泽东怨言极大，认为他们的青春被毛泽东耽误了。

　　（2）

　　当然，毛泽东并非不清楚这些，但他也无可奈何。所谓“点火容易灭火难”，文革这把“造反有理”的大火点起来了，不把这批红卫兵送到农村去，造反之火就熄灭不下来。为了安抚下乡的红卫兵，后来毛泽东又放松了插队落户的条文，从1971年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顶职、病退、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其实知青真正在农村务农，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之后，这些人多半成为学校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文书、农机修理工等，脱离了直接的农业劳动。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不那么艰苦了。中小城镇的招工，也都优先安排知青当工人。

　　然而，这批知青的人数极大，再加上知青的家长，几乎半数以上城市居民，都对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非常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被人民所不满。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因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伤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夺权的文革”已经结束，“整党的文革”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前的文革，称为第一场文革，也就是“夺权的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的文革，称为第二场文革，也就是“整党的文革”。

　　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它是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取党政军各领域“当权派”的权力。但“夺权的文革”只是把刘少奇的权夺过来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权都没有夺过来，因此这场“夺权的文革”失败了。毛泽东最后遣散红卫兵，就意味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彻底结束。

　　虽说毛泽东全面夺权的“夺权的文革”失败了，但它也大大削弱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有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搞文革的话，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整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因此，毛泽东趁着这个机会，又发起了第二场“整党的文革”，这可以说是对第一场文革失败的补救。

　　关于“整党的文革”，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的目的是改组和改造中共。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共已经变成“暮气沉沉”的保守党，不想再革命了，不想再进取了。因此毛泽东要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并且认为只有“朝气蓬勃”的革命党，才能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

　　（3）

　　中共的“九大”，就是毛泽东搞“整党的文革”的开始。很多人说，中共“九大”是一次非常“不正常”的大会，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什么是“正常”呢？“正常”就是跟过去差不多，变化不大。如果中共“九大”是“正常”的大会，那就说明“九大”跟过去差不多，还是老一套，那么毛泽东的大刀阔斧整党又体现在哪里呢？因此，“九大”的“不正常”，正是体现了毛泽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以及进行大力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后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当然也就没必要召开党中央全会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不正常”的，它的不正常，首先表现在人事上。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5人，按照规则，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全体中央委员，应全部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可是这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9人。在没有到会的136人中，除10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扩大”，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等74人都扩大了进来，使参会人数达到133人。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在开幕式上，周恩来率先讲话说：“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接着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九大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修改党章草案的讨论；三、专案审查报告，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周恩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大家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

　　毛泽东首先端出了致命话题：一、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正确；二、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不该搞；三、文化大革命的成败评价；四、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先抛关键命题，显示了毛泽东的一种策略。

　　（4）

　　与两年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比，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十一中全会两年多之后开的。但以我的感受来说，两次全会的政治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紧张、恐惧；八届十二中全会是：轻松，踏实。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是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有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把文革看成是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一样，我当时已经准备随时被关起来，后来我考虑到的问题都成了现实。但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我的疑虑基本上都消除了。”

　　邱会作说出参加这次大会绝大部分老干部的心里话。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老干部们人人自危，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牵连进去。可是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搞文革的武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被遣散了，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的噩梦，已经不再可能出现，老干部们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大家的心情就轻松愉快下来。

　　大家的心情轻松下来，就可能会出现“畅所欲言”的情况，而这种“畅所欲言”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的上半阶段，大家心情很好，会上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心情很好，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毛泽东要吸取以往的教训，警惕这次会议上大家“心情很好”状况，所以他要在开幕式上提醒大家：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什么是不该说的话呢？这就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关于文革的四个致命话题。

　　按照中共的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都要总结上一次全会到这次全会之间的工作情况。从上一次1966年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到这次1968年10月召开的十二中全会之间，党中央的主要工作和任务就是搞文革。因此按照惯例，应该在这次全会上，对这两年搞文革的情况做出一个总结和评价。

　　可是要对这两年的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就很难不涉及到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这四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话题，一旦讨论起来，都很有可能引发出否定文革的论调。现在毛泽东的文革是处于受挫折的低谷阶段，不过毛泽东是不认输的，他要进行各种努力，把文革继续搞下去。而在低估和挫折阶段，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内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说什么“文革不该搞”、“文革缺点很多”、“文革搞不下去了”。如果党内这种否定文革的论调泛滥起来，文革就真的搞不下去了。因此，毛泽东必须事先制止这些否定文革的舆论。

　　（5）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先把这四个致命话题讲出来，主动提出大家来“议论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反话”，他口头上让大家来“议论一下”，其实上是在提醒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因为毛泽东又不可能用“大白话”告诉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

　　果然，一些悟性好的官场老油子，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而那些火候不到高官，对毛泽东这些话似懂非懂的，就赶紧屈身讨教，于是大家很快都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不要涉及毛泽东的四个话题，不要与毛泽东“过不去”。果然，这次大会上，谁也没有议论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避免了文革否定论调的出现。

　　不过，大家都不对文革进行评价，这次大会上不对文革做出一个总结，也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毛泽东本人来对文革进行评价，不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所以，这次对文革进行评价的重任，又落到林彪身上。这就像1962年刘少奇挑战毛泽东，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后，林彪出面讲话，帮毛泽东回答刘少奇的问题。这次，林彪再次出来，帮毛泽东对文革做出总结。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专门对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林彪说：“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我就只能讲个大概。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三个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林彪这里用自己的话，代替毛泽东回答上述四个话题。

　　关于“文革该不该搞”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必要性，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然的话，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遭受一些牺牲，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

　　（6）

　　“这次文化大革命，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人民一定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些损失。所以，现在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对文革的必要性，林彪的观点是：如果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反复辟”，中国就会发生内战。而一旦发生内战，那么付出的牺牲就会更大。搞文革就等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与大规模内战相比，文革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文革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意义，林彪说：“在我看，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文化革命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第二次文化革命是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

　　“这三次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如果同中国这一次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它们的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林彪举例世界史来说明，文革是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的革命。这也就是说，文革的是无比正确的，对人类历史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学会了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七亿人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群众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不会被冒牌的社会主义所欺骗，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

　　“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苏联这些国家，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第二点。”

　　（7）

　　“我过去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这种损失，与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

　　林彪总结的文革成果是：一、老干部受到了教育，学会了继续革命；二、群众普及了毛泽东思想；三、军队也受到了教育；四、文化上的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也就是后来说的“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五、文革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的错误，就是只看到暂时局部的损失，没有看到长远整体的胜利。

　　关于“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的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在1924年就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斯大林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林彪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这个新理论指导的有力武器，文革就一定能搞到底。

　　林彪的这次讲话，是代表参加这次全会的全体人员，对这两年来的文革工作进行的总结。林彪从各方面全面地肯定了文革，而且把文革说得近似于完美。林彪以党内第二把手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就压住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如果林彪也像当年刘少奇一样，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讲话，对文革表示怀疑，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法再搞下去了。

　　虽然林彪的这次讲话是空话大话连篇，但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把文革高屋建瓴总结到这个地步，也确实有过人之处，确实又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据吴法宪回忆：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林彪对文革进行了总体结论之后，捂住了大家的嘴，其他参会的高官，就从细节方面入手，讨论毛泽东给大家带来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问题，第二个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

　　（8）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人事方面。两年前的十一中全会上，中共高层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人事变动，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在这次十二中全会之前，很多高官已经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全会将进行非常重大的人事变动。可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却再次出人意外，这次全会没有提及人事的变动，甚至没有提出人们最为期待的“党内地位排名顺序”。

　　中国的体制是仿照苏联的“人民政府”体制，与传统的封建君王体制或资本主义民主体制，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高低次序。外国的政府高官：总统、总理、国务卿等的行政地位，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但中国的体制却不一样，比如中国最高的四个职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他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级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

　　为了弥补政府高官的地位模糊问题，中共另外制定一套“党内地位排名顺序”，来明确政府高官的地位顺序。在每次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都要公表一个最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名顺序，来明确每个官员的高低地位。按照中共的纪律，政治局排名低的人，要接受政治局排名高的人的领导，这与他们担任的行政职务和级别的高低无关。

　　比如林彪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周恩来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朱德的行政职务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尽管周恩来和朱德的行政职务都高于林彪，但在党内的排名，林彪排第二位，周恩来排第三位，朱德排第九位，所以周恩来和朱德都要反过来接受林彪的领导。因此，看中国的政治，仅仅看官员的行政级别是不行的，更要看他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非常明确的，十一位常委排名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明确打倒了的，剩下的八名常委，他们的排名顺序是什么呢？这次大会上完全没有提到和说明。

　　到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选出政治局常委五人，可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三人都没有排名。当时的公报是这样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这样一来，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人就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了。

　　（9）

　　这种取消“党内地位排名”的新体制，也是毛泽东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本意是，取消党内地位的排名，可以让大家减少为了争排名的内讧。但事与愿违，这种不分排名的体制，反而造成权力和责任分不清。因为没有排名，高官们相互不服气，更加不团结了，特别是引起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严重内讧，继而引发林彪出逃的政治灾难。因此，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毛泽东又重新恢复了“党内地位排名”的体制。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回过头来说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对犯了错误官员的处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被明确打倒了的，应该给予明确的处分。在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等人做出明确的处分，该会议公报说：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然而，这次全会对邓小平和陶铸的处分，又让人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还出现了意见分歧。林彪的意见是不仅要严厉处分刘少奇，还要处分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和贺龙，但毛泽东却不同意。林彪在这次全会上讲话的最后说：“我的讲话到这里为止，最后有几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打倒彭德怀、贺龙！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的口号，也是代表林彪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这五个人，但毛泽东却表示另外的意见。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这里说的“大家要开除他”，这个“大家”中带头的就是林彪。不过这次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并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次大会没有对邓小平问题的作出结论，只是对邓小平继续进行“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是伸缩性非常大的，等于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当成是犯罪嫌疑人，最后审查的结果，既可能是有罪，也可能是无罪。同样，毛泽东对陶铸和贺龙也没有做出“有罪”的结论，也只是继续“隔离审查”。至于彭德怀，虽说早在1959年已经给予了撤职的行政处分，但并没有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10）

　　毛泽东为什么不对邓小平等人开除党籍呢？因为毛泽东在经历了“夺权的文革”失败之后，他已经预感到下一场“整党的文革”将是一场硬仗，绝非那么容易取胜。因此毛泽东要保留一些预备力量，以备应急时用。如果开除了邓小平等人的党籍，那么今后就无法再启用邓小平了。这时，毛泽东已经把邓小平、陶铸和贺龙等人，留下来当作应急的预备队。陶铸和贺龙如果不是因病死于文革期间，后来也很可能重新复出的。看来，一个人政治生命，也取决于由“天命”这个东西规定的寿命。

　　文革开始后，那些被“打倒”的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党内受到的都是“隔离审查”的处分。为了搞清这些被“隔离审查”的干部，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中央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全方位地彻底审查这些被“隔离审查”高官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中央先后成立了10多个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邓小平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

　　这些专案组，除了刘少奇专案组得出结论之外，大部分专案组都没有得出结论，有的专案组虽然得出了结论，但没有被中央通过。比如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是：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

　　但中央没有批准彭德怀专案组的这个结论，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974年病逝，也还是处于“隔离审查”状态，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结论。彭德怀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更没有被判刑。

　　刘少奇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后来林彪等人死后被开除党籍，性质是追溯，与刘少奇不同。1968年10月18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刘少奇专案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里对刘少奇的处分，只是开除党籍，并没有对刘少奇判刑，也没有剥夺刘少奇的政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被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才是罪犯。而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仍然算人民内部矛盾，不算敌我矛盾。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虽然是铺天盖地大批判了一通，但最后的处分，还算是手下留情的，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对刘少奇判处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力。后来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人，都受到了判刑处分。

　　（11）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刘少奇的叛徒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参会的人每人发一袋《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其中一份长达74页的材料名字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主要是揭发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被捕的“叛变”情况。

　　现在主流的说法是：刘少奇的这份“罪证”材料完全是诬陷。不过事实也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不会是绝对清白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光彩的和不愿意公开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大人物，当他们在位的时候，人们不敢讲他的坏话，可是一旦倒台，墙倒众人推，各种各样的不光彩事情就被人们揭发出来曝光了。这种揭发材料，里面固然有诬陷的东西，但也有真实的东西。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蒋介石时代的国策第一条就是“反共”，当时加入共产党本身就是极大的罪过，有关共产党的案子都是重案。据说蒋介石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因此共产党员一旦被捕，要想出狱，绝对没那么容易。

　　一般来说，被捕的共产党员要想出狱，只有三条路：一、叛变；二、写悔过书宣布脱党；三、被党组织营救出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敌人不知道该人是共产党员，被当成错抓的人释放。

　　刘少奇三次被捕，而又轻而易举地出狱了，这就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刘少奇是怎么出狱的呢？刘少奇在自己的履历书中，关于他出狱的说法是：因为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把他关了一阵就放了。但刘少奇的说法，疑点也很多，特别是关于1929年的那次被捕。

　　刘少奇自己写的《简历》是这样解释的：1929年，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来，刘少奇自己又改了这个《简历》，改为：1929年，在罢工中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

　　刘少奇对自己简历的修改，是一个疑点。按照刘少奇修改前的说法，他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如果是叛徒出卖，那么敌人就已经知道刘少奇的共产党员身份了，又怎么会轻易把他放出来呢？所以刘少奇后来自己也感到不妥，就把“被叛徒出卖”，改为“在罢工中”，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但刘少奇对自己《简历》的修改，反而让人感到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鉴于这些疑点，毛泽东早就对刘少奇的被捕产生过怀疑，1953年，毛泽东秘密让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查一下伪满政府的档案资料中，关于刘少奇被捕的情况。

　　（12）

　　据“高岗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张秀山回忆：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对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材料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有些人因此说，毛泽东在1953年就开始“整”刘少奇的黑材料了，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因为在1953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毛泽东之所以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应该是出于一种政治好奇心：对于一个政党的领袖，有必要了解清楚自己部下的真实情况。虽说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是非常信任的，但他也想搞清一个长时间隐藏在心中的疑问：刘少奇到底叛变过没有？

　　以前毛泽东没有机会知道这个秘密，现在缴获了伪满政府的档案，就可以查出刘少奇被捕时的真相了。然而，高岗却误解了毛泽东的动机，以为毛泽东秘密查刘少奇的档案，是想“整”刘少奇。于是高岗开始大肆进行搬倒刘少奇的活动，结果没有搬到刘少奇，高岗自己却倒台了。不过，如果高岗没有自杀，到文革时，他是第一个反对刘少奇的人，应该可以作为“反刘英雄”复出了。

　　高岗当年查出了刘少奇什么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文革中，公布出刘少奇的很多“叛变”罪证。刘少奇专案组还找了一些当时跟刘少奇一起工作的原中共党员，揭发刘少奇叛变的情况。特别是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孟用潜的揭发，特别具有杀伤力。

　　孟用潜的揭发供词说：

   “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沈阳)纱厂开支部会，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以及满洲省委委员丁基实等人。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

　　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刘少奇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他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是当作煽动工潮案审讯，当作是一个工潮案，而不是共产党案。最后刘少奇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

　　（13）

　　除了孟用潜的揭发材料，还有与刘少奇一同被捕的原中共党员丁基实、成柱周，以及当时参与过审讯刘少奇的伪满警察刘多荃等人的供词。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提供的材料来看，刘少奇的叛徒案，似乎是“铁证如山”。据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

　　“给刘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为“叛徒、内奸、工贼”。关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问题，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岗去调查，结果给高岗惹下致命的麻烦。现在，叛徒的帽子给刘少奇直接扣上了。全会对刘少奇进行了认真揭发批判，印发了大量审查材料。那些材料，极大多数有时间、地点、事实真相、并有旁证材料和实物照片。当时，对这些材料本身是没有不信的理由的。

　　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对当时的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对当时的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者全部推翻。但不管怎样，决不能说刘少奇的材料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捏造的。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使别人对我们党的公信程度有质疑。”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是“靠边站阶段”，从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在这个阶段，刘少奇虽然失去了权力，但仍然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仍可以自由行动。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与刘少奇见面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二个“批判阶段”，这个阶段从1967年1月到1967年6月。

　　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大约1967年1月16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1月13日见面的三天后，刘少奇的电话就被拆除了。前文分析过，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次见面的态度很不满，最后下决心彻底打倒刘少奇。1967年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掀起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据王光美回忆说：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14）

　　在这个对刘少奇的“批判阶段”中，还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批斗。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

　　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在这个“批判阶段”中，虽然报刊上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对王光美进行批斗，但还没有发生对刘少奇本人的直接批斗，刘少奇也还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到1967年7月，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三个“批斗阶段”，就开始对刘少奇本人直接批斗了，这个阶段是从1967年7月到9月。

　　王光美回忆说：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15）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9月13日凌晨，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

　　1967年9月王光美被逮捕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四个“隔离审查阶段”。此后不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了，只是把刘少奇隔离软禁在家里，由刘少奇专案组来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半年后，到1968 年4月，刘少奇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站立不稳等症状；7月出现严重病情，经抢救后脱险。

　　1968年10月，刘少奇的审查结果出来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这个审查结果，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此后，对刘少奇的处理进入第五个“削官为民阶段”。此时刘少奇被撤销一切职务，被开除出党，变成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了，但也不算是罪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标准，对刘少奇的处分就是“削官为民，永不录用”。这在中国古代，也算是比较轻的处分，重的处分是杀头，处刑，流放。

　　刘少奇“削官为民”之后，按道理他应该离开中央，到民间去自力生活。但从1968年10月以后，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自行进食了，全靠鼻饲维持生命，因此他也无法自力生活，只能继续住院。刘少奇就这样靠鼻饲生活了一年，到1969年10月17日，作为中央战备疏散计划，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疏散到河南开封。到开封后刘少奇的病情加重，11月12日在开封去世，终年71岁。

　　有一些传闻说：刘少奇生病后无人照看，去世时白发一尺长等等，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刘少奇从1968年10月就已经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了，如果无人照看，是不可能再活1年多的。应该说，刘少奇并不是被故意“害死”的。

　　（16）

　　除了揭批刘少奇之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第二个重点讨论话题，是批判“二月逆流”。本来“二月逆流”是发生在1967年2月的事，已经过去1年半多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来批判呢？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对参加“二月逆流”闹事的“三老四帅”的不放心。

　　毛泽东知道陈毅这些人都是胆子大的，敢说话的，在1967年2月红卫兵造反派兵临城下，对他们磨刀霍霍的时候，他们都敢跳出来“放炮”。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遣散，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他们讲起话来就更无所顾忌了。这次参会的老干部们，绝大多数对文革都有很大不满，如果陈毅等人带头挑起批评或者质疑文革的话题，众人跟着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么情况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在“二月逆流”中闹过事的“三老四帅”，是这次会议的最大危险分子。对此，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方法是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第二个方法是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但把他们的嘴堵住，不让他们放肆地讲话。

　　第一个方法显然是下策，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硬不让他们来开会，反而会损害毛泽东自己在党内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只能采取第二个方法，先发制人，用批判“二月逆流”的作为理由，使“三老四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样他们就无法放肆地说话了。用批判“二月逆流”来堵住陈毅等人对文革的批评，可谓毛泽东的一个高招。

　　在两年后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与林彪发生正面冲突的关键时刻，陈毅果然跳出来“放炮”，声称：“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后来，又把陈毅和陈伯达一起批判，称为“二陈合流”。这些虽是后话，但因此看出，毛泽东对陈毅等人的防范，还是有必要的。

　　据参加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准备“九大”而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江青等人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三老四帅”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17）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做出认真的检讨。”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这次批判“二月逆流”不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中央文革的建议，这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如果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成为毛泽东的指示，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毛泽东就要与“三老四帅”的关系紧张起来。而批判“二月逆流”由中央文革提出来，毛泽东只是附和一下，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了，这样毛泽东就可以避开与“三老四帅”关系紧张，可以作为第三者来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件事。

　　毛泽东唯独不让“三老四帅”中的谭震林来开会，是毛泽东对谭震林公开扬言“我不跟毛主席了”的惩罚。另外，这次除了批“三老四帅”之外，还要批朱德，也是因为毛泽东怕朱德在会上挑起否定文革的话题，批一下朱德，就可以把朱德的嘴堵住，保证这次会上不会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这次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一个重点，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被批判的人也都承认，自己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尤其几个元帅，他们自我批判的力度，甚至比批判自己的人调子还高。总理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头戏，他挨个批判这些老同志，尤其是几个元帅，总理批的很厉害，也很具体。

　　周恩来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心情也是轻松的，现在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老干部们都保住了，至少是他们的肉体生命不再有危险了。保住老干部是周恩来的胜利，这些现存的老干部，都在心里感谢周恩来，这使得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比在文革前飞跃了一大步。

　　在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反对。因为这次批判“二月逆流”，是在党内“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红卫兵的揪斗相比，那根本不算是什么事情。

　　（18）

　　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上的哲学是避免斗争，折衷主义，他知道“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得罪过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已经停止夺权了，大家已经都安全了。所以此时让毛泽东批判一下“三老四帅”，出一出气，大家又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因此，周恩来不仅没有反对批“二月逆流”，而且还动员“三老四帅”认真检讨一下，让毛泽东高兴，把这件事情淡忘过去。周恩来自己也发言批判“三老四帅”，甚至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这也是为了让毛泽东高兴。大家忘掉过去的不愉快，重新团结起来。

　　林彪在这次会上也对“二月逆流”狠狠批判了一下，因为这是毛泽东的部署，林彪当然要跟着执行了。不过林彪的批判，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人的差役，把打人的棍子举得很高，但打下去并不重，这是打给别人看的。林彪在讲话中说：

　　主席原有1967年3、4月份文革就“见眉目”的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二月逆流”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和批判“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会要流产的。

　　林彪说：“二月逆流”破坏了毛泽东原定在1967年3、4月文革“见眉目”的打算，这点林彪是看得很准的。林彪又说：这次全会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就会流产，这点林彪看得也很准。这次会议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陈毅等人来一个否定文革的“放炮”，引发高官们的共鸣，那么文革就要流产了。

　　林彪尽管给“二月逆流”帽子戴得很高，但打下去的手并不重。林彪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

　　林彪明确把谭震林以外“二月逆流”几个人称为“老同志”，明确把他们与彭德怀和贺龙区别开。在林彪看来，彭德怀和贺龙是一定要打倒的。林彪还明确肯定，要把“二月逆流”的几个人选为“九大”代表。

　　（19）

　　至于参加“二月逆流”几个老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林彪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反对了。因为过去的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的舒服，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他们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反对革命继续前进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林彪对“二月逆流”原因的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要点。

　　周恩来以为这次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只是狠狠批评一下，出一口气，就完事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在这里还留了一个后手，让周恩来在后来的“九大”上栽了一个跟头。

　　据吴法宪回忆说：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并且登在了《简报》上。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出来了。彻底算这些同志的历史老账，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彻底揭发陈毅等人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而且陈毅等人自己也都承认了，周恩来也承认对陈毅等人的批判是正确的。而且，这些揭发批判材料，都白纸黑字地印在会议的《简报》上。陈毅等人“认罪过关”后，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九大”。但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陈毅、李富春等人的历史问题严重，而且这些历史问题陈毅等人自己也承认了，周恩来也同意了，所以陈毅等人不能当选政治局委员。

　　（20）

　　这下让周恩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周恩来本人也批评过陈毅的历史问题，陈毅本人也承认，这些都白纸黑字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上。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把当时随便批判一下的材料“当真”了。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当政治局委员，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周恩来找不出理由反驳。结果在“九大”上，陈毅等人只当选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使周恩来的势力大损，这些是后话了。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总结说：“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开得好嘛。”

　　“‘二月逆流’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公开讲的，大闹就是公开讲嘛。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对“二月逆流”表态。他对“二月逆流”参与者的批判是很轻的，甚至说 “大闹”是“党的生活允许的”，这样就与江青等人对“二月逆流”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拉开了距离，显出毛泽东的宽厚。

　　毛泽东又说：“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没有好人？在座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嘛。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贺龙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等人的揭发材料看来，贺龙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的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对于军队方面的老干部，毛泽东一方面肯定红四方面的干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贺龙，公开说对贺龙“不保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应该主要是对林彪的让步，打倒贺龙让林彪满意。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康生等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准备在“九大”上继续批判。毛泽东对此批示说：“不要再批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样，“二月逆流”的问题终于结束了。

　　（21）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准备开始他的第二场文革：整党。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力量，第一个当然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江青集团。可是单单靠江青集团的力量显然还不够，还需要林彪集团来配合，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可是毛泽东的整党还没有开始，后院就起火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两股力量：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出现了严重的内讧。

　　为什么会出现内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江青这个人，在于江青有野心，想接毛泽东的班。人一旦有了野心，就不会安分守己，就忍不住要跳出来争夺权力，天下就不太平了。至于江青的野心，我们先看几个人的回忆片段。林彪“死党”之一的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什么都不是，但她已经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周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这个问题，在江青公开场合出现时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与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场合，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小组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在文革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可以与周恩来平起平坐了。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与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与毛主席近一些。不能如愿，她有时就用毛巾去给毛主席擦擦鼻涕，整整衣服。

　　林彪“死党”之一的李作鹏回忆说：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上，江青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有好日子过。”江青又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后来毛泽东也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想接毛泽东的班，做党主席，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当然，江青也明白，自己要想做党主席，没有军权是不行的，所以她就想方设法伸手向林彪控制的军队抓权，结果引发了与林彪集团的严重冲突。

　　（22）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江青伸手向军队抓权，应该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那时毛泽东急需林彪的帮助，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向林彪夺权，和林彪把关系搞糟。

　　江青向军队抓权，等于是要夺林彪的权，当然引起林彪的强烈反弹。据李作鹏回忆说：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随着她的地位的提高，她试图控制军队的野心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了，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

　　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我们防止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真的如同防止盗贼一样严格。

　　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林彪集团在反江青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她哪些是代表毛泽东，哪些是江青自己的私货。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成为提供这种情报的重要人物。汪东兴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方便，向林彪提供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情报。据邱会作回忆说：军委办事处与江青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在杨成武时期，与江青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抵制江青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群又转手传到黄永胜那里。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汪东兴似乎有点像林彪安插在毛泽东身边的间谍了，把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情报，在第一时间向林彪汇报。汪东兴为什么这么做呢？据吴法宪回忆说：

　　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讷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

　　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汪东兴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23）

　　关于江青对汪东兴的态度，邱会作也回忆了一些细节，他说：江青出席中央碰头会，从她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江青凡是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是进场后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噘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毛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骂人了。

　　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中央碰头会在钓鱼台16楼开会，我到会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护士给江青端来一杯开水和一包药，江青端起开水喝了一口，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哎呀，不得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你心里有没有毛主席呀？”

　　我坐的比较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走到外面，叫护士给江青重端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才息怒。

　　邱会作还特别提到汪东兴对他们说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里长谈过两次，每次谈话都在5个小时以上，所谈的内容是天南地北，但中心是谈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据汪东兴说：“江青与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从汪东兴的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所顾忌了。现在看来，我们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东兴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

　　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大胆地抵制江青，除了听信汪东兴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林彪态度的转变。据邱会作回忆说：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

　　林彪之所以对江青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以前江青是通过红卫兵和造反派，间接地向林彪夺权，所以林彪也没有必要撕破脸直接跟江青斗。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没有了，江青直接伸手向林彪夺权，林彪就不能对江青再客气了。林彪怕自己手下的人，鉴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不敢跟江青斗，就给他们壮胆说：毛泽东对江青也是公事公办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迁就江青了。

　　在林彪的支持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果然与江青勇敢斗争起来。这里摘录其中一件事。据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

　　（24）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1968年5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像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江青就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她心中极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

　　江青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

　　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江青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江青这样赤裸裸地向军队插手，引发与林彪的关系紧张，毛泽东当然也不满意。毛泽东为此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江青出于个人野心，并不听毛泽东的话，还是背着毛泽东继续向林彪和军队伸手，造成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关系紧张。后来毛泽东与林彪彻底闹翻，江青不能说没有责任，这也是后来引发“九一三”事件的远因之一。

　　毛泽东对江青也是没有办法，他晚年提到江青，曾十分痛心地说：江青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我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来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25）

　　应该说毛泽东对江青并不满意，但江青在文革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如果毛泽东不用江青的话，那么谁能替代江青这个先锋呢？

　　陈伯达是个迂腐的书生，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根本不堪用。张春桥倒是足智多谋，可是张春桥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老干部们。江青的资历虽说也浅，但她可以借助“毛夫人”的招牌，压住相当一部分人。

　　康生的资格虽然老，也相当足智多谋，但康生熟知党内斗争的深浅，在关键时刻不肯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打冲锋。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中，康生看到周恩来派的奋起，赶紧缩到一边不出头了。康生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不能指望他出来当先锋的。

　　本来毛泽东曾想培养陶铸当先锋，没想到陶铸连几个月的考验都没有通过。陶铸想八面玲珑保住自己的地位，到处当好人，谁也不得罪，根本没有江青那种我行我素的战斗精神。于是，毛泽东就陷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困境。尽管江青不理想，但毛泽东也还不得不用江青。

　　随着“九大”的临近，对于毛泽东来说，面临第二次分配成果的难题。1949年建国时那次分配成果很成功，没有引发大的不满和内讧。在这次召开“九大”时，一大批老干部当权派打倒或者靠边站了，出现许多权力的真空和职位的空缺，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权力再分配，第二次的成果再分享。毛泽东这次的成果分享没有成功，留下的隐患导致了后来的林彪事件。

　　按照常规，党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是一种党内地位的象征，历来都是由第一或第二把手来做：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做的；1956年“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1969年“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1974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做的；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做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做的；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做的；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和2002年“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是江泽民做的；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

　　（26）

　　“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做，这是早就定好的。但是由党的第二把手做《政治报告》，有些内容不一定反应第一把手的意思，这在“八大”时就出过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后来听说主席说过，他在“八大”基本是一个闲人。像《政治报告》这样的文件，我们看见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来写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提法，修改之后，先给坐在右边的周总理看了，再给坐在左边的刘少奇看，周总理还在那个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时，印发了周总理的这个批注。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给毛泽东看的《政治报告》草稿中，原先并没有这句话，是后来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这样的提法，所以在主席台上提出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阶级斗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再次提到此事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按照惯例，“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做，就应该由林彪来起草。所以，林彪得到毛泽东指定他来做《政治报告》的指示后，就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完全由林彪自己来起草文件，万一有什么提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是很麻烦的，上次刘少奇就是教训；可是如果完全由毛泽东那边准备好一份《报告》，林彪只是照本宣科地读读，那么林彪就成了傀儡人物，给别人念稿子做傀儡，林彪的面子和自尊心都接受不了。

　　因此，林彪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准备两份《报告》：第一份由毛泽东那边指定人写好，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发下去；第二份是林彪的口头讲稿。林彪并不宣读毛泽东那边起草的正式《政治报告》，而是讲自己的口头讲稿，这样就不会成傀儡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27）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搞两份《报告》的建议，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正式的《政治报告》，另一份林彪的口头讲稿，则由林彪自己起草。张云生回忆：

　　林彪又说：“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

　　林彪授意后，我和李春生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根据叶群的布置，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1969年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林彪会客，向来不让工作人员在场，但负责迎送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我在林彪门外等着他们谈话的结束，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等三个人从里边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我听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从他们谈话的和谐气氛来看，这次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过程是顺利的，但结果并不顺利。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头三个题目的初稿。但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钓鱼台开会讨论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云生这里说的轩然大波，就是陈伯达起草的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后来被毛泽东否决。这引发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陈伯达这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授意写的。这是目前的主流说法；第二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自己写的，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来自陈伯达本人。

　　第一种说法，最初来自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它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政治报告》。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

　　（28）

　　关于“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这件事，吴法宪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报告》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陈伯达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的愤怒，是生气陈伯达背叛自己，投靠到林彪一边去了。关于陈伯达的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关于陈伯达《政治报告》的第二种说法。陈伯达出狱后，多次否认他曾经得到林彪的授意，声称那份《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不过陈伯达的说法，疑点很多。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回忆说：

　　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毛家湾那里谈了一下，林彪表示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

　　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圈阅退回，就这样，陈伯达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据陈伯达的秘书说，陈伯达是在见了林彪之后，定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而且，陈伯达写好提纲后，又去与林彪商量，最后定下总题目和小题目。因此，陈伯达这份《报告》的总纲精神，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授意，至少是陈伯达与林彪商量决定的。因此，陈伯达说《政治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是不真实的，这主要是陈伯达想撇清他与林彪的关系。因为那时林彪是第一号“坏人”，陈伯达说他不是听从林彪的指示，而是自己写的，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罪过”。

　　（29）

　　另外，毛泽东的本意是不同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但陈伯达把提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圈阅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毛泽东是想拖一拖，让林彪自己主动改正。如果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同意或批评，就会引起林彪的不愉快，影响他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指望林彪自己主动改正过来，这样就不会伤及两人的感情。

　　陈伯达本来是毛泽东的人，历史上与林彪并无什么交情，怎么会加入到林彪集团里去呢？这主要问题是江青。江青对陈伯达丝毫不给面子，动辄训斥，让陈伯达的自尊心难于忍受，终于选择离开毛泽东，投奔林彪了。

　　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其实江青也不是单单对陈伯达，对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是动辄训斥，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不生气呢？因为他们两人对江青“服气”，认定自己应该接受江青的领导，所以对江青的训斥没有反感。而陈伯达仗着自己是毛泽东多年政治秘书的老资格，对江青根本不服气，对江青的训斥耿耿于怀，这样他与江青就无法和平相处下去了。

　　关于陈伯达向林彪靠拢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

　　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人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陈伯达加入林彪集团之后，也就开始为林彪效力，开始站在林彪一边，与江青集团进行斗争。

　　（30）

　　本来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写《政治报告》。可是陈伯达却来了一个反常的举动，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单独写。这样一来，就出现两份《政治报告》，一份是陈伯达单独起草的，另一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出现两份《政治报告》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前，原来中央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我不愿同张、姚合作。在起草人的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了另外一个稿子。

　　陈伯达说的他自己的行为，显然是反常的。因为既然是中央决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那陈伯达就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显然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为什么陈伯达这么大胆，敢违背中央指示呢？这是因为陈伯达得到了另外一个“中央”的支持，这个另外的“中央”就是林彪。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也回忆说：写《政治报告》的工作开始了，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陈、张、姚三人起草报告，而陈伯达却甩开张、姚，自己干。我们向陈伯达提出：“张、姚他们来问怎么办？”

　　陈伯达固执地说：“不管他们，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果然，这时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自己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姚文元，说：“告诉张、姚他们，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后来张春桥又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我们答复：“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不会闲着的，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31）

　　陈伯达以前对江青是唯唯诺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江青身边的红人，陈伯达本来应该不敢得罪这两个人的。可是陈伯达这次有了林彪在背后撑腰，居然大起胆子来，敢挺起腰杆跟江青集团斗争了。陈伯达不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写作，主要是要贯彻林彪的想法和主张，防止张、姚“塞进他们那些东西”，把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搅混了。

　　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是什么呢？据邱会作回忆说：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就开始自己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他已有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了下来，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的“克己复礼”思想就很重了，他认为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应该满意了。文革这几年确实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搞派性，搞武斗，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认为，既然已经把刘少奇等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革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在“九大”以后，文革就应该停止了，政治运动不应该再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中共应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题，应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是熟知毛泽东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题目，只谈建设，不谈革命，肯定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这点，林彪在动手写之前，就应该很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题目不会高兴。那么为什么林彪还要偏偏惹毛泽东的不高兴，偏要提出这种题目的《政治报告》呢？这是因为林彪试图通过这份《政治报告》，给毛泽东提意见，或者说是向毛泽东“进谏”。

　　林彪希望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轨道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林彪的这个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早就想向毛泽东提了，可是他又不敢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自从彭德怀之后，党内敢向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人就没有了。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更不是一个好办法，彭德怀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的信，出了大问题。

　　（32）

　　那么林彪怎么才能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呢？于是林彪就想出一个妙招：借着这次起草《政治报告》的机会，写一份反应自己看法的《政治报告》草稿，把自己的意见通过《政治报告》草稿间接地表达出来。毛泽东看到这份《政治报告》草稿，也就是看到了林彪的意见。林彪希望通过这份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政治报告》草稿，让毛泽东看了以后，开始重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

　　林彪用这种对毛泽东的劝说，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毛泽东能够接受林彪的看法，采纳林彪的意见，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毛泽东不理解林彪的看法，不采纳林彪的意见，顶多是否决林彪的这个《政治报告》草稿。这样，林彪和毛泽东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相反，如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试图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的话，那必定会引发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林彪写这个《政治报告》草稿，其实只是旨在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并不是真的想把它作为正式的大会文件。当然，林彪也不便直接向陈伯达交代自己的用意，因为这种极为敏感的话，是不好直接说出口的。林彪应该是通过叶群，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了陈伯达。叶群和陈伯达都是福建老乡，两人的私交相当密切。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刚到林办不久，就常听叶群说，她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去老夫子那里，他正在午睡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陈伯达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就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陈伯达本人也十分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也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根据林彪的意图，陈伯达很快就写好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是核心关键，它的本意，并不是用于在大会上发表，而是用于表达林彪、也是表达陈伯达给毛泽东的进谏和意见。陈伯达的秘书回忆说：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简信，附上第一部分稿子，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呈送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没有回音，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能对陈伯达说，怕干扰陈伯达的写作思路。

　　陈伯达期盼毛泽东能够好好看一下他写的第一部分，这其实是他和林彪劝说毛泽东停止文革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能认真思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33）

　　可是陈伯达的稿子送出去后，毛泽东那边一直没有回音。原来毛泽东一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心中就冒起火来，根本没有看陈伯达的稿子。

　　在“九大”开完之后，陈伯达终于收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稿子。陈伯达惊讶地发现，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牛皮纸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竟然连牛皮纸口袋都不愿意打开，当然不会看到陈伯达煞费苦心写的东西了。陈伯达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陈伯达写这个稿子，意图并不是要“反”毛泽东，只是想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可是毛泽东误解陈伯达的这番苦心，当然让陈伯达难过伤心了。毛泽东退陈伯达的稿子，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说陈伯达写稿子的事。

　　陈伯达把第一部分草稿写好送呈毛泽东后，一直不见回音。这时，他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单独写的事情，当然得罪了江青，于是江青就要开会批判陈伯达。

　　批陈伯达的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会前，江青通知首都党政军各方面的人来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江青声称陈伯达一个人单独写稿子，是试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责令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刚解释了一句话，立即被江青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接着江青又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这时有林彪在后面撑腰，倒也不怕江青，他不允许别人来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针锋相对地对江青“反威胁”说：“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结果，陈伯达顶住了江青的批斗，没有检讨，江青也拿陈伯达没办法。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话。”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江青的批判会没有吓住陈伯达，之后陈伯达还是继续单独写《政治报告》，不跟张春桥和姚文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