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之八（崇新岳 百思峰 ）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

　　（1）

　　毛泽东71岁生日寿宴的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

   昨晚参加毛泽东寿宴的人，除了那些劳模和科学家以外，都照例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跟毛泽东顶嘴，毛泽东在寿宴上骂人的各种小道消息，早就传遍了中南海的每个角落。所以今天参加这次会议的高官们，都预感到这次会议将变成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巨头，是和解，还是摊牌，今天的会上大概就可以见分晓了。大家怀着几分好奇，又有几分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等待刘少奇和毛泽东这两位主角的登场。

　　刘少奇早早就来到会场。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潜伏在国民党鼻子下搞地下工作，那一定要非常守时的，一分一秒之差，就可能导致生死之别。所以刘少奇一般开会不迟到，上次开会的迟到，也许真的是遇到意外，所谓老天注定的吧。刘少奇的座位在毛泽东右手边，这是中共第二把手的位置。从1943年坐上这把交椅，刘少奇一直坐到现在。毛泽东的第一把交椅，距离刘少奇的交椅不过一尺远，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有好几次走过这第一把交椅时，刘少奇都有一种无名的潜意识浮上心头：真想试试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刘少奇在自己的交椅上坐下，深深吐出一口气，两手不知道是因为天冷，还是因为紧张，紧紧地握成双拳；双眼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要掩饰内心的激烈跳动，紧紧地闭着。这些天来，刘少奇一反往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在会上与毛泽东公然唱反调，难道刘少奇不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吗？那种说刘少奇是一时糊涂，或者说刘少奇没有意识到他会激怒毛泽东的说法，实在是太贬低刘少奇的智商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性格可以说已经到了如指掌的地步。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是极要面子，争强好胜心很重的人，谁要是在公共场合下不给毛泽东面子，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刘少奇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会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寿宴上不理会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一定会大大地激怒毛泽东。刘少奇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他还是这么做，唯一的解释是：他就是要故意激怒毛泽东。

　　1961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除了军队之外，对党政的事务基本上不闻不问，全权交给刘少奇处理。这让刘少奇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几年就把国民经济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中恢复过来。到1964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完全走出了经济危机，开始正常运转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对党政工作不闻不问的毛泽东，忽然又开始关心起党政工作，大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势头。这就让刘少奇不爽了，心想：“毛泽东你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我，甩手走人，退居“二线”去研究哲学问题了；现在看到我把国家搞好了，你又大言不惭地要回到“一线”来领导工作，这不是明摆着要来摘我的桃子吗？

　　（2）

　　现在刘少奇已经羽翼初丰，不会仅把“不爽”忍在心里，而是要行动了。刘少奇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气走毛泽东”。刘少奇深知毛泽东脾气比较躁，忍不了气，一生气就要甩手走人，这个正好达到刘少奇要“气走毛泽东”的目的。刘少奇就是要让毛泽东生气，气得他甩手走人，不来参加会议了，正好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昨天毛泽东的生日寿宴，刘少奇也是有意晚去，有意不接毛泽东抛来的橄榄枝，有意惹他生气。刘少奇希望毛泽东气得不来参加今天的工作会议了，那最好，我就在会议上按照我的意思把工作布置下去。

　　刘少奇看看手表，快到开始时间了，毛泽东还没有来，刘少奇心中暗暗高兴。就在这时，党内第三位人物周恩来走进了会场。也许周恩来是因为长年工作的繁忙，养成一种动作极快的习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转眼间他已经来到刘少奇身边。刘少奇满脸笑意地跟周恩来打招呼，而周恩来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没有说话，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也就是毛泽东左手边的第三把手的位置。

　　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从来是毛泽东的部下。而周恩来不同，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在毛泽东之上，在军队第一把交椅上也坐过，后来是因为坐不下去了，才把交椅让给毛泽东。从未吃过熊掌的人，总想尝一尝这个传说中的美味。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是吃过熊掌的人。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刚刚坐下来，马上就有随身秘书递上需要处理的文件，周恩来立即开始批阅文件。不过周恩来眼角的余光，还是频频观察这边的刘少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敏锐性，那绝非一般人可比，他已经看出刘少奇是在故意气毛泽东，演一场“气走毛泽东”的戏。周恩来也看出来，这场戏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毛刘两个人彻底摊牌。那么周恩来倾向于哪一方呢?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不是。

　　周恩来的口头禅是“顾全大局”，什么是顾全大局呢?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保住我们这个党”。尽管不能说周恩来是建党之父，但他是对共产党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共产党能有今天的成绩，里面洒满了周恩来的汗水与辛酸。周恩来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浇灌在党的身上。周恩来没有子女，他把这个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旦党有了什么危险，他就像父亲呵护孩子那样，挺身出来捍卫它。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们党取得今天的胜利，那是几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想到他们临终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我不敢说能让共产党保持一万年，但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让党毁在我们手里。我们要对得起那些先烈啊!”

　　如果党内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闹翻，对于这个党来说，即使不是灭顶之灾，也是要受到重大创伤，这是周恩来所不愿看到的，他要想方设法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周恩来的智慧是过人的，他已经看到了这盘棋的关键点，那就是他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这是阻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系继续恶化的最好办法。

　　（3）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看一下1964年的时候，中共党内的实力情况。那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的实力；而刘少奇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有约30%的实力；周恩来有约30%的实力，林彪有约3%的实力，朱德有约2%的实力。从实力对比情况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如果摊牌的话，周恩来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支持谁，谁就会胜，所以双方都在拉拢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他表示出来偏向哪一方，就等于是变相地支持或鼓励这一方摊牌的勇气；相反，如果他表示出严格的中立，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搞不清谁摊牌的时候会得到支持，那么对摊牌这件事就会更加慎重，就可以避免一场党的重大灾难。

　　周恩来手里批着文件，眼角的余光扫瞄着刘少奇。刘少奇有好几次想和周恩来搭话，但周恩来都装作专心批文件，装作没看见。如果撇开党的利益不说，硬要让周恩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个人中间选择一个，那么周恩来还是喜欢毛泽东的。

　　毛泽东有一种“蛮劲”，一旦认准一件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也要把它干到底，一百头牛也拉不回他，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管，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而刘少奇则有一种“见机行事”的智慧，一旦事情遇到了困难，他马上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哪边有机会就往那边走。用共产党的术语说，这叫做“机会主义”。

　　解放前，刘少奇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可是到了1956年，周恩来因为主持经济工作搞得很好，党内实力大为上升，再加上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刮过来“反对个人崇拜”之风，刘少奇这时就抛开了毛泽东，加入到周恩来这边，和周恩来共同搞“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冒进”，一时间把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逼下去了。可是到了1958年，当他和周恩来搞的“反冒进”出了问题，受到党内批评，刘少奇就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周恩来，又转身回到毛泽东那边，又开始“赞成个人崇拜”，支持毛泽东搞“冒进”了。周恩来对此耿耿于怀，十年后周恩来在文革中重提旧事，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大跃进的总指挥是毛泽东，副总指挥是刘少奇，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那副总指挥的刘少奇的责任应该算第二大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可是刘少奇再次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毛泽东，一转身成为反对大跃进的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这种善于投机的人，周恩来本能地不喜欢。周恩来虽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蛮劲，但也有把一件事坚持到底的韧劲，绝不会随机应变，根据“机会”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奋斗目标。

　　（4）

　　就在前一段时间，毛泽东跟周恩来谈话的时候，忽然说：“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啊!刘少奇是机会主义分子，你看出来了吗？”这句话点到了刘少奇的关键，在毛泽东面前对刘少奇的问题从不表态的周恩来，居然一下子失言，表示赞成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大笑说：“哈哈，恩来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嘛。”

　　忽然，会议厅里响起一阵桌椅的轻轻碰撞声和衣服的摩擦声，那是人们从座椅上站起来发出的声响，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来了，众人站起身来恭迎毛泽东进场。周恩来赶紧放下手中的文件，也站起身来，而刘少奇尽管有一点不情愿，但也随着众人站起身来。

　　毛泽东的迈步，果然是领袖的气概，从远处看，显得悠然自在，走近一些看，又显得气宇轩昂，再走近一些，你就会感到一股气势从毛泽东身上威压出来，让你突然感到自己原来是这么渺小。毛泽东脚上还是那双寻常的半新布鞋，他的一只脚向外一踢，布鞋四平八稳地踏在地毯上，另一只脚再紧跟着顿出一个方步，步伐的节奏不紧不慢，营造出一个既自信坚定，又旁若无人的氛围。

　　毛泽东在众高官恭敬的目光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会场，神色威严地走进人们的视线。毛泽东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向他的战友们，向他的部下们，发出了一个默默的暗示：“任何挑战，我都是无所畏惧的。”

　　此处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在自己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下后，众高官才纷纷坐下。毛泽东环顾一下左右，然后用他那永远不改的湖南腔说：“开会!”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心情不好，本以为他还要说几句气话，或者骂几句，可是毛泽东说完“开会”两个字之后，就闭口不说了，让大家对毛泽东的期待落了空。刘少奇已经做好了全身准备，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骂”，可是毛泽东突然沉默不说话，反而让刘少奇感觉到很不自在。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也以为毛泽东要发发脾气的，特地给毛泽东预留了时间。可是毛泽东却偏偏不说话了，会议被冷场，邓小平急忙改变计划，安排各省的领导人发言，会议总算进行下去了。

　　各省的领导人开始发言，但是大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身上，频频偷眼看两个人的表情，纳闷毛泽东怎么今天这么沉得住气，一句话不说了。

　　今天毛泽东沉默的原因，是他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虽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排在周恩来之上，但他们两人得到这个地位的方式是不同的。刘少奇能有这个地位，全靠毛泽东的扶持和提拔，而周恩来能有这个地位，完全不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自己“挣”来的。毛泽东的内心中，刘少奇只不过是他的老部下，比较“小看”刘少奇，但毛泽东从来不小看周恩来。

　　（5）

　　周恩来在公共场合下，总是摆出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谦卑的态度甚至有点像毛泽东的秘书。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评论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像是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复杂人际关系的表现。毛泽东自己却很明白，周恩来对自己的谦卑，不是怕自己，而是给自己面子。毛泽东多次率直地向外宾解释说：“总理是给我面子”，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谦虚的口头禅了，也是他对待周恩来与对待刘少奇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昨天的生日寿宴以前，毛泽东还以为刘少奇对自己的不逊态度，只不过是因为他这几年政绩干得不错，得意洋洋地翘尾巴了，所以在生日寿宴刚开始时，毛泽东还只是间接地批评刘少奇说：“作出成绩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周恩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榜样，希望刘少奇向周恩来学习。

　　可是生日寿宴上刘少奇始终没有向毛泽东表示出修复两人关系的任何举动，这时毛泽东才恍然大悟，刘少奇这些天的不逊态度，并不是简单的“翘尾巴”，而是故意要“气”自己，把自己气得不去参加会议了，正好他主持会议。毛泽东这时才明白，原来刘少奇这么做，都是事先想好的策略，自己以往太“小看”刘少奇了。

　　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毛泽东不得不思索这背后的“深意”。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赫鲁晓夫，心中不禁打一个寒颤：原来刘少奇就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所以在昨天的生日寿宴的后半段，毛泽东不再提什么“翘尾巴”了，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在这之前，毛泽东只是想“整”一下刘少奇，并没有想“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想给刘少奇一个下马威，打一打刘少奇的傲气，削掉刘少奇的一些权力，把刘少奇在政治局里面的排名往后挪几位，教训一下刘少奇，让他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还是会给刘少奇保留的。

　　可是当毛泽东发觉刘少奇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之后，他对付刘少奇的手段就完全变了。以前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方法，是对付一个傲慢不听话部下所用的方法，但现在毛泽东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像张国焘、王明那样的真正政敌来对付。对付这种真正的政敌，那只有彻底地打倒，决不能手软。

　　从此毛泽东不再小看、也不敢再小看刘少奇了，他收起了以往那种对刘少奇的至上而下 “训话”态度，不再“骂”刘少奇了，而是要认真地与刘少奇进行“交锋”了。今天这次会议，就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是真正的政敌之后“最初的交锋”。

　　（6）

　　今天毛泽东不多说话，主要在观察，既观察刘少奇的态度，也观察各位高官的态度。毛泽东首先要观察的是各位高官的立场：哪些是亲自己的，哪些是亲刘少奇的。毛泽东清楚，这些高官就是没有参加昨天的寿宴，肯定也会从各种渠道知道昨天寿宴的情况，肯定会知道他和刘少奇翻脸了。如果有人要表态忠于自己，或者忠于刘少奇，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各位高官纷纷发言，大家都慎重地保持中立，既不偏向毛泽东，也不偏向刘少奇，完全避开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论的敏感话题。这种官场的“智慧”，毛泽东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这些人“怕”刘少奇，更甚于“怕”自己，正应了中国的古话“县官不如现管”。现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大部分在刘少奇手里，那些想当官的、想往上爬的、想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他们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这个命运是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所以这些人都怕刘少奇这个“现管”，而对毛泽东这个二线领导的话，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下面一个发言的是罗瑞卿，毛泽东心想：“我对罗瑞卿这么好，他该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吧。”罗瑞卿是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一个仅次于国防部长林彪的军内第二把交椅。同时，罗瑞卿还有很多重要的兼职，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几乎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罗瑞卿的这些职位都是毛泽东给的，可是罗瑞卿的发言也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这让毛泽东感到寒心，更感到愤怒：“别人不支持我也就算了，我对你罗瑞卿可是够好的，把这么多党政军的大权都交给了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么？”

　　毛泽东暗想：“患难见人心啊。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罗瑞卿居然还玩什么中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不能让这种靠不住的人掌权，必须打倒。”一年之后，罗瑞卿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先被打倒了。

　　与毛泽东相反，罗瑞卿的态度让刘少奇感到宽慰。尽管罗瑞卿也没有表示忠于刘少奇，可是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呀，他在这时候能够表示中立，就更加增添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刘少奇心想：“看来我对罗瑞卿的许愿还是起作用了。”

　　刘少奇曾在公开场合说：“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这对于罗瑞卿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许诺。因为罗瑞卿知道，毛泽东固然喜欢自己，但他更喜欢林彪。只要毛泽东在位，国防部长的职位肯定是林彪的。罗瑞卿要想超过林彪，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主席”换成“刘主席”。尽管不能确定罗瑞卿是不是真的被刘少奇的许诺所动心，但他没有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卫毛主席”，造成他被打倒的悲剧。

　　（7）

　　罗瑞卿发言之后，接下来发言的高官们，还是小心地保持中立态度，这让毛泽东失望，却让刘少奇感到欣慰。刘少奇看来，众高官的中立态度，就是大家准备支持自己的前奏。因为刘少奇已经看出，大多数高官在理智上是支持自己的，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感兴趣。可是这些高官多半受到过毛泽东提拔重用，有报恩思想，他们又在感情上同情毛泽东。1959年彭德怀和毛泽东闹翻时，大家毫不犹豫，一边倒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刘少奇和毛泽东闹翻，大家犹豫了，基本保持中立，这就表明他们的思想深处正在进行理智和感情的激烈斗争。

　　刘少奇用眼睛扫瞄一下会场，大部分高官没有看自己，似乎想保持中立;少数高官在看自己，但他们的目光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劝告他不要再跟毛泽东争吵了。这似乎让刘少奇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高官们的理智最终会战胜他们的感情，最终他们会站到我这一边来的。

　　周恩来对众高官的态度也感到放心。他知道官场有句至理名言“女怕嫁错郎，男怕站错队”。在官场上，如果领导跟错了，那一辈子的官运就完蛋了。现在这些高官们，还看不准毛泽东和刘少奇，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所以他们不敢拿自己一辈子的官运轻易下赌注，他们还要观望。这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他们都认定跟着周恩来的态度走肯定是不会错，周恩来保持中立，他们跟着也就保持中立。

　　毛泽东对这些高官的态度，当然是又愤怒又焦急，最后甚至在心中暗暗许愿：“今天不管是谁，只要肯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我今后一定要重重赏他，让他飞黄腾达。”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果然，不久之后陈伯达就受到毛泽东的破格提拔，一度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中央领导人。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惠安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闽南乡村，惠安人勤劳吃苦、聪明，这些优点在陈伯达身上都可以看到。陈伯达一生酷爱读书，特别是精通中国古典，与毛泽东是一拍即合的。尽管陈伯达的才智出众，但他却长得貌不惊人，他的一双眼睛看上去总是闭着的，因为他的眼睛实在太小了，就是睁开，也和闭着差不多，不过这样的眼睛会让人觉得他总是在认真地思索。

　　（8）

　　陈伯达的政治嗅觉也是十分敏锐，完全不像他的鼻子，俗称団（tuán 同“团”）鼻，就是像一粒糯米团突然贴在一张脸的中央，没有过渡的鼻梁、从侧面看和从正面看都是圆圆的一粒糯米团，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幅尊容，却是毛泽东的秀才秘书中最能够嗅觉出毛泽东思路的大秀才。对于母语是闽南话的陈伯达来说，毛泽东的湖南腔是那很难听懂的，尽管如此，陈伯达还是可以只听毛泽东的前面几句，就揣摩出毛泽东要说的全部意思。至于陈伯达自己那更难听懂的惠安腔普通话，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听懂过。说来也奇怪，这并没有妨碍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的秘书之一，他写出的政治报告和社论，都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

　　陈伯达之所以要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下台的话，他也要跟着完蛋。所以他要自保，也只有挺毛泽东这条出路。在12月20日的会议上，陈伯达认真听毛泽东与刘少奇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战，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思路。于是今天陈伯达发挥出自己对毛泽东思路的高度总结和概括能力，发言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听到陈伯达支持自己的话，非常高兴。陈伯达又批评刘少奇的观点，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泽东更高兴了，立即插话说：“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伯达同志说的对，我们要把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说到这里，毛泽东又重重地加了一句：“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句让陈伯达始料不及，他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不敢随便发挥下去，只好闭口不讲了。

　　在散会前，毛泽东用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对众位高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自己去研究!”

　　毛泽东抛下这个大谜题，一甩袖子就扬长而去了。【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