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说教”

论“道德说教”

在各种中文媒体，总能看见各种“道德说教”，下面就是一个浅例。

对待强者的态度

考验人的骨气；

对待弱者的态度

考验人的良心。

 

可惜人间有些人

对强者谄媚

对弱者欺凌

 

既没有骨气

也没有良心……

 

然而却契合了李约瑟难题：缺科学精神的中国人喜好道德说教。

 

当我们不知道外面还有文明的时候，我们拿古人做道德说教，当我们知道蛮夷之地更文明的时候，我们拿老外说教。其实一个社会道德说教水平越高，往往道德水平更低。最后一句是大师胡适说的意思。

如果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高能获得更好的生活，难道还有人不想做一个道德水平高的人吗？还需要道德说教吗？如果道德说教是让人放弃东西，这样的道德说教还道德吗？道德说教疯狂的社会往往是道德水平高的人吃亏的社会，否则就不需要疯狂做道德说教。这就胡适大师说以上那句话的潜逻辑。

 

看看一下道德说教的推演吧

先有几个假设

1. 某个时间一个群体中个人的道德水平可以用0-100描述。

2. 原来道德水平高的个人通过道德说教以后道德水平提高更多。而道德水平原来低的那部分，道德说教对他们的帮助有限。当然这里不应该包括未成年人。

3.一个个人不遵守道德说教人所宣讲的道德标准一定是有目的的，是想获得更多资源，进一步可以把资源简单化成物质和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

现在开始推演道德说教后会发生什么。

1. 通过道德说教，假定道德水平高的95%的人达到了道德说教所要求的水平。这是通过第2条假设获得的结论。

2. 原本道德水平低的5%个人通过道德说教后水平提高不多，甚至可以是负面的。

3. 这部分原来道德水平低的5%个人仍然会违背道德说教所要求的道德水平，因为可以获得更多资源。

4. 如果这些原来道德水平低的5%个人获得的是物质资源，在一个物质不丰富的群体，其他个人必然效仿。在一个物质丰富的群体中，对于那些缺物质财富的人(特别是刚工作的年轻人)有影响。结果就是道德水平低的人活得更好，会给下一代树立一个不好的道德榜样。

5. 如果获得的资源是在群体中的地位，这个就更不用说了。道德水平高的个人可能都必须圈着。

以上的比例数据可以调整，如道德说教对99%的人有益，情况更惨，道德最低的1%个人获得更多资源。如果道德说教对10%的人有益则说明道德说教不成功，对群体的道德水平影响小。

再看看如果不做道德说教，道德水平中等的人(假定为45-55%那部分)可能会做一些违背道德说教而获得这些资源，并且资源分布比较分散，这是因为人比较多。这些个人获得资源后远比那些道德水平最低的5%个人获得资源对群体的道德水平有益。

总结一下，道德说教让本来就是好人(道德水平高的个人)的人更好，但获得更少群体资源，让恶人(道德水平低的个人)有更多机会获得更多群体资源，这会进一步导致在道德水平低有益的事实面前，更多个人选择低道德水平，特别是那些原来道德水平就偏低的个人。

简单说，道德说教就是扬恶惩善(不是惩恶扬善)。

 

其实没有人能接受以上这个事实，即道德说教导致扬恶惩善。早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就感叹“礼崩乐坏”和“大道隐没了”。孔老爷子就下了“道德说教”的药 。孔老夫子的徒子徒孙在其后的2500年不断用这剂药方，不断增加剂量，到朱熹子的理学达到了顶峰，再增加剂量就必须死人了。但即使是孔老夫子的徒子徒孙都不敢说他们的“道德说教”成功了。然后王阳明就不得不借鉴佛教思想提出了“心学”，既我自己认为成功了就是成功了。所以儒家又兴奋了一下，就把朱熹子封圣人，王阳明封为亚圣。但这个不能长期骗世人，又不得不把儒家改造成为“成功学”，把管仲和曾国藩封亚圣，但世人还是看到了这两个亚圣的龌龊之处，如管仲的国家主义和曾国藩的天津教堂案，儒家只能遮遮掩掩把这两位放在神坛上，时不时拿出来晒晒。

如果“道德说教”能刻入基因的话，自孔老夫子下“道德说教”后的2500年最少可以刻入10%吧(需要2万5千年刻完)，但现在也没有人敢说道德水平到达了孔老夫子提出的10%。“道德说教”的成果有几许？

孔老夫子当年是看对了病但开错了药。然徒子徒孙没有能力改，原因之一就是儒家法先王。如果儒家说孔老夫子当年开错了药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天崩地裂”，比“礼崩乐坏”和“大道隐没了”更“没有世道了”。最后文化中就出现了不敢质疑的套路。

对于几乎天天如此的农耕文明的影响不大，但一旦进入日新月异的资本文明，这个缺点就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