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国宴

国宴席上饿肚皮

小城市来北京的人，过去哪见过国宴这样的大场面。1963年我开始搞时政采访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人民大会堂或者北京饭店采访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招待外国元首、总理的宴会。

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外交规格隆重，外宾来访，有欢迎宴会和答谢宴会。国宴一般是四菜一汤，外加六个凉菜。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锦江饭店有一道菜，叫火烧冰激凌。外边是冰，里面有酒燃烧着，非常神奇。每人面前有大中小三个酒杯，顿顿有茅台酒。我的同事陈寰就能喝茅台。我是滴酒不沾。

宴会上最重要的是，双方领导人要讲话，还要翻译，占去很多时间。尤其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国王和阿尔巴尼亚总统霍查的讲话都很长。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主要是表示中国反帝、反修的决心，亮明中国人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在下午五点到外交部礼宾司取晚上的讲稿。

宴会前的这个时间也正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们最忙乱的时刻。有的安排主宾席座次，有的校对当晚的讲稿，有的给领导人打电话确定是否能出席宴会，有的要换工作服。

这段时间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刻，播音时间是固定的。下午五点多我要从北京的西城到东城的外交部取稿。我的到来往往惹人讨厌。我也需要事先把工作服换好。有一次，张莹居然把我推出了外交部礼宾司的大门。她一边推，一边说：“快走吧，快走吧！”我也不示弱，照样往里挤，特别是国庆招待会上的稿子，我不拿到稿子是不会走的。

拿到稿，在汽车里摘编后，请司机把稿件送回编辑部供国内编辑部计算字数，让播音员做准备。我的对外广播的观念很强，总想让对外部的同志早一点翻译，供对外广播部翻译成38种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有时我拿到稿子了，离宴会开始的时间很近了，来不及再回到电台交稿，就让司机先把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他空车回去送稿。

宴会上，有时对方没有讲稿，就需要我手记，编写，找人审稿，然后就近用电话发稿。所以，在大的场合，哪有电话，我一清二楚。有时外宾讲话又很长，等他讲完，三个小时的宴会也结束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吃饭。

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是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回到中央台时政部搞政治外事采访。宴会上有记者的席位。一般，还是可以一边写稿，一边吃点东西。

1984年后，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对国宴进行了改革。明确规定，国宴的标准：总书记、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举办的宴会，每位宾客为五六十元，如果宴请少数重要外宾，也可以到80元。一般宴会每位宾客标准为30元至40元。也是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突出的规定是不上白酒了。有时有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后来标准涨到每人200元。宴会时间掌握在一个半小时。

我国的外事工作一直在改革，包括送往迎来，本着节约时间、节约物品、节约人力为原则，很受领导人的欢迎和老百姓的支持。

20世纪80到90年代，欢迎外宾的国宴通常为七八桌，也不再邀请外交团出席。如果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宴席的人数减少了一半。

又因为，外国的国宴是不招待记者的，所以，中国也与国际接轨，也没有记者的席位。

20世纪80年代，稿件用电话发到电台后，我可以到人民大会堂二楼吃工作餐。20世纪90年代，取消了工作餐，变成由接待单位给记者和司机各发七元钱误餐费钱。

我家不住在电台附近，发完稿才能回家吃晚饭。

退休后，21世纪的时政记者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