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吴钟山教授
从苏荷回来，我对大一说道：
“我要上班了。”
“这么快？”
我把去苏荷的经过对他说了一回。
“我知道祖慧这个人，”大一眨眨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中文电视台是丰二小姐的买卖，《美东日报》也是丰二小姐的。”
第一次听说有个“丰二小姐”。
“丰二小姐有多大？怎么有这么大名堂？”
“30多岁吧。台湾的丰家你不知道吗？最大的传媒公司啊！死去的大名鼎鼎的丰兆源老板是中国最早的报人，丰二小姐是丰兆源的孙女，你是丰家的雇员了。”
“一个月两千，对打工仔来说，不错了。以后房租之类，我负担一半。”
“不用你。这点事我负担不起吗？龙，你看着吧，一年之内我会东山再起的。再说，你借奚儿的钱没还吧？”
“你怎么知道我借奚儿钱？”
“哈！我有特异功能。”
“奚儿说的？”
“奚儿会跟我说吗？你的钱丢了，兜里的钱哪儿来的？奚儿给的嘛！那丫头有点钱，敢买茅台酒呢！”
大一这小子粗中有细。
阿慧给我留了吴钟山的电话，我想到那篇“郁达夫遗稿”，应该在上班之前，到哥大去一趟。于是我给吴教授打了个电话，说明拜访的意思。吴教授说，祖慧已为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他叫我第二天上午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他在那里。有阿慧引荐，教授又读过我的《评传》，拜访肯定是愉快的，还能拿到达夫先生传奇的“遗稿”。于是我到“香港超市”买了一包龙井茶，作为拜访老师的小小的礼物。
我乘地铁到曼哈顿，到了地处中央东面的哥伦比亚大学。两个月前大一陪我来过这里，办理访问学者手续。正是仲春季节，大礼堂一侧的草坪绿油油的，甬路边开着一排排月季花。哥大虽是“长春藤学校”，规模比北京大学小得多，校园的面积不到北大的一半。二十几个大学生在大礼堂的台阶上照相，喧闹着，洋溢着青春气息。找到图书馆，把“访问学者卡”插入读卡机，图书馆的门自动开了。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只有三两个人在座位上看书。我想起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每天上午学生们上课，图书馆里也是空荡荡的。阅览室一侧的期刊架，摆了几百本期刊，其中有我熟悉的中文期刊，如《新华月刊》、《读书》、《收获》、《小说选刊》等等，还有香港和台湾的期刊，如吴钟山教授提到的《传记文学》。可是吴钟山教授在哪里？我坐下翻翻杂志，这时陆续进来十几个学生，其中一个女孩像中国人。于是我上前打听，那女孩说道：
“你是说吴钟山？吴教授是馆长，他在楼上。”
我道声谢。原来哥大聘请中国人当馆长是有传统的，50年代胡适博士就是这里的馆长。
上楼找到馆长的办公室，吴教授在等我。办公室里是老式的橡木书柜，很漂亮。小茶几上有一支红色山茶花，墙上有一幅齐白石的画，画的是紫藤。山茶花和水墨画表现了东方韵味。刚过了70大寿的瘦弱的吴教授穿了一身西装逾显得瘦弱。我拿出龙井茶。
“龙先生，好，就喝你的茶！你的‘评传’写得很不错，就是单薄些，可以修改得更好。”
吴教授的国语夹杂着吴侬软语。我的茶算买对了，因为这房间里有暖瓶，可见吴教授是喝茶的。
“啊，是新茶！好，好！龙，你是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我看由图书馆和东亚所共同举办一期讲座，你来讲郁达夫，你看好不好？”
“吴老师，我是晚辈，您叫我小龙吧。我的这点学问，怎么敢在哥大开讲座？再说我不会英语。”
“你用汉语讲，我来给你做翻译，你看好不好？这一类讲座百八十人参加，有一半华人，我不用句句翻译。你这个小册子选几个章节，复印一下，发给大家，我看挺好的。”
好家伙！大名鼎鼎的吴先生如此平易和谦虚，叫我这个晚辈承受不起。但是吴教授诚心相邀，也不便拒绝。我说道：
“讲座的事，听吴老师安排吧。我这次来美国，也想收集一点达夫先生的资料，如您所说，对拙作做一番修改。如果找到达夫先生的长篇稿，就有文章做了！”
“不容易，不容易。达夫先生最后的岁月在南洋度过，所谓‘长篇’也是在南洋写的。找不到遗稿，怎么能确认有这部长篇呢？”
“您也认为没有这部长篇吗？”
“恰恰相反，我认为一定是有的。”
吴教授从书柜里找出一个大封套。
“龙，这就是长篇遗稿，残篇断简，不到两万字。”
打开封套是一沓复印的文稿，是竖排稿纸，没有标题，字迹是用钢笔而不是用毛笔写的，不是达夫先生的笔迹。稿纸下方有“星洲日报稿纸”字样。达夫先生42岁下南洋，他在新加坡生活了三年。
“是一部爱情小说，文字风格肯定是郁达夫的，字是一个女人写的。”
是的，是女人的字。吴教授闪烁着明亮的双眼。
“一个女孩子，20到25岁之间。”
“能看出来吗？”
“我请一位笔迹专家鉴定过，是台湾的专家。”
“会不会是一个女孩子，摩仿郁达夫写的小说呢？”
“将近两万字，这是无法摩仿的。我为什么说是长篇小说呢？因为这些文字共四章，每章四千多字，分别是第四章、第七章、第十三章、第二十八章，这样必是长篇小说无疑了。龙，你看这文稿上还有一些修改，就是郁达夫的笔迹了！”
“吴老师，这些残篇断简是从哪里来的？您没有试图找到它的全文吗？”
“给我稿子的人说，原来的持有人已不在人世。”
“他是谁？”
“他是台湾的一位报人，名叫龚依云，抗战时期在南洋，认识郁达夫。这个人死于70年代。我在台湾访问过龚先生的家人，他们对遗稿一无所知。后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惹找到达夫的遗孀，达夫最后一个妻子。达夫称妻子‘婆陀’，她没有文化，不会说汉语，只会说当地土语。”
“您见到了婆陀？”
“是的，我见到她时60多岁，看上去有80岁。”
“她的中文名字叫‘何丽有’，达夫给她起这个名字，因为她不漂亮，‘何丽之有’。她和达夫一同生活两年，育有一子一女。”
“婆陀不知道达夫是作家，婆陀的孩子也是没有文化的城市贫民，他们的生活与当年的达夫差之霄壤。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留下的文稿之类，几十年前就丢掉了。去日惹的那一年我50多岁，雄心勃勃想找到‘遗稿’，最后是给婆陀留下一点钱，离开了。龙，你读过残篇以后，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讨论，你也可以把看法写进你的书中。”
我在吴教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个小时，告辞了。
从哥大出来，第一件要做的事，即是把这次愉快的访问告诉阿慧。是阿慧给我办的访问学者，是阿慧介绍我认识吴钟山教授，也正是因为阿慧，我可以对达夫先生的遗稿做一番研究，并写进修订本的“评传”中。这次美国之行也许会奠定我首席郁达夫研究专家的地位呢！我还要在伟大的哥伦比亚大学做一番讲演呢！找到一个街头电话亭，我要给阿慧打电话，让她分享我的快乐。我有一张阿慧的名片，是那天在苏荷从阿慧的办公桌上拿到的。可是阿慧的手机没有开机。我又按名片上的号码，打到华星文化中心，这一回通了，是英小姐接电话，她说阿慧不在，下午会到办公室。我决定下午到阿慧的办公室堵她。我这样做既不是骚扰也不是纠缠，因为阿慧许诺过，我们是“永远的情人”。可是我到纽约两个月，她只被我逼迫着吻了一下，这叫“永远的情人”吗？
我到时代广场兜了一圈儿，吃了两个热狗一杯可乐，在下午两点钟来到苏荷，走进华星文化中心的门。英小姐对我说：
“阿慧中午来电话，她到洛杉矶了。”
好丧气！
下楼走到街上，起风了，风很大，报纸和塑料袋飞在空中。从地下冒起浓浓的白烟，那是管道中的蒸气。蒸气在阳光里腾起，织成特别的景象。在街口看见世贸大厦的双塔，穿向云天。“郁达夫遗稿”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吴教授如此坚信它的真实性。吴教授为它去了台湾和印度尼西亚。阿慧去了西部，根本不和你打招呼，就像你不在纽约，就像没有你这个人！从台湾到夏威夷，从夏威夷到纽约，从纽约到洛杉矶。在你生下女儿那年，她去了美国，至今已十年，她应是相当美国化的女人，能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女人。她仍然未婚，仍然年轻、漂亮，引人瞩目。有一次你在越洋电话里对她说，别人对你说她结婚了。她回答你：“我结婚能不告诉你吗？”可是她这十年的感情经历，你怎么知道？她请你到美国来，却并不能如你所愿，你丝毫看不出她有重修旧好的意愿。她也不是戏耍你的感情，她为你所做的一切，只是清偿多年的情债，因为她对你说过，“我这辈子不可能遇到比你对我更好的男人”。她还有一句令你感动的话：“你是我心中的锚。”她的意思是说，她是一艘远航的船，无论航行到哪里，只要抛下沉重的锚，就会安稳，踏实。你是她心中的锚吗？你常常以宽容自诩，你对她的所作所为不能宽容吗？其实她并不欠你，你的婚姻，你的离异，她有什么责任呢？
我在胡思乱想中走过几个街区，忽然看见一个女人，叫我眼睛一亮——那不是Jane吗？对，是她！Jane穿着白色长裙，在两个街区之外，独自一人，飘然而行。她走出楼房的阴影，走到路边，走到夕阳的灿烂里。她的长裙变得耀眼，也更飘逸。她站住了，回头张望。我靠墙站住，不要让她看到我。她在等人。两个警察从我身前走过，一男一女，男警察是白人，女警察是黑人，屁股上挂着手枪。那枪在女警察的屁股上一走一巅——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屁股，她的臀围八尺之上，体重应有120公斤。这样蠢笨的女人也当警察吗？连个瘸子也撵不上。Jane临风伫立，头发飘起来。她的窈宨之身飘洒之衣引路人侧目。两个警察也站住看着Jane。一辆奔驰开过来，停在Jane面前。蓄小胡子黑脸膛戴墨镜的男人下来，是蒂姆沙。警察就在他们的身旁。我该叫警察吗？叫警察抓住他们？我怎么向警察诉说？我要出示身份证明吗？我无法用英语表述这么复杂的事情。我不知所措。
蒂姆沙从容地从车前绕过，摘下墨镜，和Jane贴一下面颊，替Jane打开车门，两个人上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