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蒯司令”
1967年夏天，八一学校举办“摧毁‘联动’展览会”，清华足球队的几个人参与展览会工作，展览会有来自师大女附中、女二中、女十二中的中学生讲解员。年轻的大学生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血气方刚，对异性充满渴望。我们带女孩子到颐和园玩，到清华园玩，给她们拍照。只有师大女附中的女孩儿有气质，有一个女孩叫田青青，只15岁，稚气未脱，是那样地清纯美丽。她喜欢读小说，穿衣打扮有个性，在大家不敢穿裙子的时候，她竟然穿一条蓝色短裙上台讲解!
这一年的冬天，同宿舍的时作隆请我到他哥哥那里画油画。他哥哥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小头头，邀我去画一张三米高的毛主席像。画画的地方在西单劈柴胡同，师大女附中旁边。于是我打一个电话，叫青青来玩。那时候北京胡同有传呼电话是城市唯一的通讯工具。青青来了，乖乖的，坐在一边看我画画。我给她画一张素描肖像，领她到西单吃顿饭。这是我的第一次约会,而对青青来说，是找一个带她玩的大哥哥。
1968年春天，清华园爆发武斗，我随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逃离校园。我的避难地是北京电影学院，那里有好友洪平，导演系学生。电影学院是很小的学校，在新街口豁口外的小西天，永乐皇帝重建北京城的时代，这里是佛教圣地。洪平的父亲是著名导演洪吴天，洪平演算子承父业。洪平在学校主楼占一间办公室，为我们俩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小窝，艺术的课堂。楼下是贴了封条的图书馆，我们可以随意索取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名著，又有取之不尽的赛璐璐唱片，莫扎特、贝多芬、萧邦和柴可夫斯基。这些“封资修”“大洋古”的毒草，绝对禁止的艺术品，对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青青温馨的港湾，她和吕其颖三天两头呆在这里，我们读书，听音乐，用电炉烧饭，到太平湖游泳。
此时的青青蒙昧无知，情窦初开。若干年以后，青青成了加拿大公民，在温哥华，她有许多音乐家朋友。她成立的一个帮助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孩子的助学基金会，其中许多赞助人是音乐家。初恋确实影响了青青的一生，她学会了很多东西，对文学、戏剧、音乐的鉴赏，她的艺术趣味，她的生活趣味，以及对烹饪的爱好。
无论是书籍还是唱片，我们用过之后送回图书馆。尽管图书馆的大门锁了，我们是从窗户爬进爬出的。最后一次偷出一部线装《金瓶梅》，看完后一把火烧掉了。当时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发现我们在图书馆的勾当，对门窗做了一番加固，《金瓶梅》送不回去了。
横梅
青青家在东城交道口香饵胡同，一个诱惑人的胡同名，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哥哥。她的父亲是在押政治犯，罪名是“美国特务”。对于这个严重而又敏感的问题，我没有问过她，不愿意开口，怕伤她的自尊心。在我和青青相识五年到了谈婚论嫁之时，母亲为了儿子的政治前途，表示坚决反对。其实，青青的父亲曾是一名战士，他是中国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中的一员，二战时期，他数十次飞行昆明至加尔各答的“驼峰航线”。在他刑满释放之后，他向我描述第一次飞越橫断山脉几乎墜机的惊险，以及从空中看到金沙江、怒江、澜苍江，美丽的洱海和大理三塔。二战结束，他是“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1949年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投入共产党怀抱。1858年他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女人。后来，这个女人作为“美国特务”在广州被捕，青青的父亲以同案犯入狱，判刑15年。
1968年8月，我和青青约几个同伴到云水洞玩，回来在前门棋盘街遇到同学说“时作隆受重伤”！原来足球队的时作隆参加清华园武斗，攻打东区浴室。他攀登云梯到屋顶，被对方长矛刺中，仰面跌下，胸椎折断。我赶到积水潭医院，运动队来了许多人，又有“井冈山兵团”众头头，包括“蒯司令”。
我和蒯大富打过几次交道。
蒯大富是工程化学系学生，出生于1945年，与我同年。他是江苏盐城人，而我的出生地是相邻的淮阴。蒯大富体态健壮，戴眼镜，大脑壳，目光狡黠，能言善辩。在文革初期，王光美的“工作组”将蒯大富作为“反动学生”批判并关押，使他陡然成为学生领袖，造反先锋。
我和蒯大富的第一次交道是1967年夏天，我的朋友李磊落在四川被人开枪打死，我在“一教”布置了一个很大的灵堂。李磊落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他的死在清华园引起震动，运动初期，打死学生领袖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李磊落也是运动队的，打乒乓球，乒乓球队与足球队合为一个共青团支部。
灵堂布置好，蒯大富来了，带几个随从，威风凛凛。灵堂进门的地方是死者的血衣，放在玻璃橱里。正面墙上是死者画像，有横幅“红卫兵战士李磊落永垂不朽”。三面墙上插满“井冈山兵团”战旗，每面旗子的矛尖扎一条黑纱。灵堂布置得庄严而有气势，蒯大富十分称赞。
第二次，“总部委员”张云辉找我，要我立即去工字厅见蒯大富。
张云辉是动力系学生，外号“小黑”，足球队队员。“小黑”英俊潇洒，除了“总部委员”的身份，女友刘铭茹是“文艺社团”舞蹈队头号演员，而舞蹈队的队长即胡锦涛先生。在1967年，刘铭茹主演的歌舞剧《井冈山之歌》是清华园唯一的文艺生活。“小黑”的哥哥张云彰是中央芭蕾舞团首席小提琴手,张云辉领我到他家，张云彰有数不清的古典音乐唱片，“小黑”给我放老柴的《一八一二序曲》。在那个时候，“样板团”首席小提琴手何等威风！张云彰的琴为意大利名琴斯特拉蒂瓦里，来自对一位音乐家的抄家，据说中央文革小组参与此事。这个故事被我写成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
我随“小黑”到工字厅，那里是井冈山兵团总部。老蒯出来，原来，他要我给《井冈山报》写一篇紧急社论，倚马而待。老蒯口述社论内容，我回到宿舍赶紧写出来交给“小黑”，写的什么东西，今天记不得了，总之是形势分析之类。
第三次，即在积水潭医院，与老蒯不期而遇。时作隆是我的室友，足球队的正印前锋。他虽是老蒯一派，并不是武斗队的成员。这天回校办事，赶上“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众人起哄把他推上战场，瞬间摔成重伤。这期间老蒯多次到医院探视，送来水果之类。在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园之时，老蒯送给时作隆一根火柴，那是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用的火柴盒中的一根。老蒯毕业的时候，大家到东四恩成居酒家吃分手饭。席间他对我说：
“小胡，你将来一定要写一部歌颂红卫兵的小说！”
从1968年至1970年2月，一年半时间，我一直参与对时作隆的护理，在积水潭医院八个月，回到清华又近一年。时作隆胸椎第四节折断，高位截瘫。几十位同学参与护理工作，并在他以后十余年的生命中，每年给他汇款。
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不久，他在当地被捕。几年后文革结束，公审江青，蒯大富作为证人出现在电视直播中。又过了十年，我在辽宁鞍山一家国有大企业任宣传部长，老蒯突然来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蒯在狱中15年，仍是那样的自信、敏捷、率性，仍是谈锋犀利，口若悬河。在格尔木监狱，他和几个学生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同样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关进一座小院，得到优待。他们可以看书报，看电视，打乒乓球，伙食也不错。如今在北京，海淀区区长支持他成立“大富公司”，他要投入商海大干一番。老蒯当年要我写“红卫兵”，于是我送他一本《阿玛蒂的故事》，“蒯司令”作为反面人物在书中出现。此前我听说老蒯的婚事：有一个云南女孩，北大毕业，比老蒯小17岁，千里迢迢到宁夏找老蒯。老蒯喜不自胜地说：
“还没有结婚呢！”
同老蒯聊天，感觉他多年与世隔绝，对世事的看法停留在学生时代。除了幼稚，还有他的自恋情结，对于学生时代的怀念。许多“红卫兵”时代风光一时的人物都有这种自恋情结。老蒯说，虽然“红卫兵”领袖都是中央文革的牵线木偶，那种感觉还是奇妙而难以名状。
今人物志（胡考作于30年代）
“大富公司”的梦想破灭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令将老蒯撵出北京。无奈之下，老蒯应山东篷莱一家农民企业之邀，到那里任总工程师。
1990年，我在中国三冶公司当总工程师，到烟台黄海钢厂工地处理技术问题。蓬莱为烟台属地，以海市蜃楼闻名。我给老蒯打一个电话，欲往蓬莱拜访。我的车开到老蒯的村子，天已黑，好一番周折找到他家。这一天，他的太太罗晓波回南方老家，没有见到这位小嫂子。老蒯在他的“乡间别墅”下厨为我做几样海鲜，把酒临风，畅叙情怀。这一年胶东一带汽车走私猖獗，家家户户院子里停满韩国汽车。老蒯说道：
“这种事我不会干的，当局也不会坐视不管！”
蓬莱只有“海市蜃楼”，不久，老蒯离开蓬莱到深圳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