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提审周扬
从大连回到北京，工程物理系的丁正明约我参加批判“文艺黑线”的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由几所高校学生组成，地点在中央音乐学院。写作班子分成几个小组，各有选题，出版一本批判“文艺黑线”和权威人物的书，这本书由“中央文革小组”审定。我的小组选题是“茅盾”。文艺界知识界的所有权威都在被批判之列，毛泽东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中央音乐学院在宣武门里石驸马桥，是个很小的学校，校长马思聪年初逃到香港。按父亲的说法，中国大陆那么高一堵墙，怎么叫他跑掉了？马思聪确实跑了，而且带上全家。他们跑到珠江口买船偷渡，一家渔船修理厂的工友在听完马思聪演奏《思乡曲》后送走一家人和他们唯一的行李——把斯特拉蒂瓦里小提琴。当然，驾船的工友进了监狱。
比起纷纷扰扰的清华园，音乐学院幽静而安详，一早一晚有悠扬的琴声，叫人唏嘘不已。我们几个同伴上午写文章，下午到玉渊潭游泳，结识了几个学音乐的女孩，学钢琴的，学小提琴的，学作曲的。音乐学院的经历和张云彰的故事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阿玛蒂的故事》的由来。张云彰是足球队张云辉的哥哥，他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一天丁正明对我说：
“他们提审周扬，去看看！”
“他们”指的是另一个“红卫兵”写作组。这天晚上，丁正明领我到一间教室，屋子里有三四个人，我不认识。教室灯光暗淡，在炎热的夏天显得阴冷凄清。一会儿，两个红卫兵领来一个人，是冯雪峰。冯雪峰1957年划了“右派”，已不是“走资派”。冯雪峰和胡风，早在文革前就搞下去了。审问的问题是30年代“左联”，周扬是如何反对鲁迅的。审完冯雪峰审刘白羽。几年前我随母亲到过刘白羽家，母亲已是右派，而刘是左派，是红人，文化部副部长。刘的太太王琦阿姨用西瓜招待我们，一辆三轮车送来几十个西瓜。在大饥荒时期，竟然有这么多西瓜，叫我目瞪口呆！王琦阿姨的名字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一次父亲和客人聊天说：“延安时候，王琦是追求我的！”王琦阿姨生了一个先天愚的儿子，整天躺在床上。幸亏父亲没有娶王琦阿姨，不然，我也要先天愚啊！当了右派的父亲异想天开，从北大荒回来，他寄几首诗词给王琦，想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王琦是副刊负责人。须知在这里发表旧诗词，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胡乔木几位，父亲如果是左派，也不可能啊！
审过刘白羽，带进来一个矮小的五十多岁的人。他奇怪地穿了一套睡衣，好像是从睡梦中抓来的。他双目低垂，驯顺而小心翼翼。
“是周扬吗？”小丁问我。
“正是他。”
十几年前，母亲领我赴怀仁堂的晚会，那时候怀仁堂一半是座位，一半是茶座。母亲和周扬在茶座说话，这只觉得这位矮个子伯伯方面大耳面如冠玉气度非凡。后来在王府井，在文联礼堂，在天桥剧场，我多次见到他。他总是左右逢源，气势凌人。他的一生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他竟然被毛泽东戏称为“阎罗王”，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一天，我的心中感到一丝畅快——《日出》中的“金八爷”终于出场了，“黑三”们也一个个被揪出来。我没有说话，主审的红卫兵问什么，周扬都老老实实回答，很认真地说，“我是文艺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反对鲁迅的”，“我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在学生面前，周扬是何等驯服，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十月，母亲发来一封电报，阿布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到北京，叫我去车站接她。沈阳三个造反派开枪开炮，母亲蹲在“牛棚”里，12岁的妹妹没有人管，母亲叫她到北京避难。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北京站。秋天的北京城，所有公交车停运，马路上冷冷清清。我用自行车把小妹妹接回清华园，安排在女生宿舍。文化大革命不再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而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在清华，除了两派激进分子，大部分人变成“逍遥派”。我也无事可做，读小说，踢足球，画水彩，妹妹来了，我领她去颐和园、香山公园、八大处。妹妹七岁离开北京，只有那些古建筑还是当年的模样。天气渐渐冷了，我用一件我的旧夹克衫给妹妹缝制一件衣服，缝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件“两面穿”，一面是浅灰色的防雨绸，一面是黑色呢子，妹妹穿上十分漂亮。
张仃像
妹妹在清华园过了一个冬天。
张仃像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