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烧了一把火
1961年我从育才学校初中毕业。北京市教育局实行“金银质奖章”办法，即初中三年每一门功课的成绩均为5分的学生获得“金质奖章”，每年仅有一门功课成绩为4分其余功课均为5分的学生获得“银质奖章”。获得金银质奖的学生保送高中。九年三班有三个孩子具备获得“金质奖章”的条件，两个女生和我。两个女生中有一个叫司马小萌，她爸爸司马文森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写过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司马小萌是我暗恋的女孩，广东人模样，聪明而俏皮。班主任老师宣布我为“金质奖章”获奖者，可是校长颁奖的时候，只给我“银质奖章”，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的101中学是干部子弟高中，也是育才学生向往的学校，我们无一例外报名101中学。可是101中学不要我这个右派子女，我被分配到人民大学附中。他们都去了101中，包括司马小萌。
我读小说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读的是贯华堂本《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五年级读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本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接下来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等。当时国内的长篇小说一年只有三五本，所以每一本都读。到了六年级，父亲说：
“你该读《红楼梦》了。我九岁的时候，你爷爷叫我读《红楼梦》，他七岁就读了。”
家里有很多版本的《红楼梦》，最好的一套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宣纸本，“脂评”的文字套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只印了200套，被阿英借去不还。
在育才学校，规定有一小时午睡。每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老师来查房，就把书掖在枕头下，装睡。这是一个坏毛病，好在没有近视，却读了不少书。中国现代小说读完了，就读古典小说、外国小说，有什么读什么。洪平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读书的伙伴。他的父亲是著名导演吴天，拍过《国庆十点钟》等几部电影。我和洪平总是抢书读，他不爱运动，有点像小书呆子，读书比我多。
父亲母亲早知道我的兴趣。我给父亲写信，向他述说我想当作家的理想。信寄到“黑龙江省虎林县850农场4分场”，那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的三江平原，又有完达山和原始森林。聂甘弩先生《北荒草》有句：“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他的诗情画意的描写，掩盖了严酷的生活。父亲的信寥寥数语，只是报平安的话，没有谈到我的理想。他自顾不暇。
1962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一。人大附中在海淀区黄庄，人民大学北侧。学校的前身叫“工农速成中学”，是人民大学预科，学生大多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登山英雄屈银华是我的校友，他登上珠峰，十个脚趾全部冻掉，用脚后跟走路。那时的人大附中是海淀区的二流学校，如今，我的母校在全北京排名前三名。
我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从和平里到黄庄走北三环路，半个多小时。那时候这条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路边都是农田，唯一的建筑物是大钟寺。
一部苏联小说完成了我对文学理想的自我设计，这部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上中下三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写的是二战末期在远东库页岛修建输油管道的故事。作者阿扎耶夫，写完小说只25岁。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对大工业项目有更多了解，更内行，更深入，表现得更自如，阿扎耶夫是我的榜样！我想，我的文理科成绩都不错，将来可以报考文科，也可以报考理工科。我这样想，非常兴奋，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回信说：
“只要你努力，总会成功的！”
高中我的最要好的同学是同班的商传，我们有共同的爱好，美术和文学。商传的爸爸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叫商鸿逵。商伯伯是二级教授，研究明清史，是孟庸和王国维的学生。商传家在中关村北大的教授小区，清一色的独幢house，家家有小院。商传家的小院有两株梨树，春天白花一片。我每个星期都去商传家，那是我度周末的地方。商伯母做的饭好吃极了，她那时四十出头，年轻漂亮，就像二十多岁。商传的姐姐叫商端，弟弟叫商全，一个“端”，一个“传”，一个“全”，名字是这样起的。商端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商伯母送女儿入学那天，一个高年级男生负责接待新生，他以为来了姐儿俩，迎上来问道：“二位谁入学？”有趣的是几年后商端嫁给了这个男生。商端中学时候是师大女附中的尖子，可叹被当作“白专典型”批判，没考上好大学，心中充满怨恨。那么漂亮的女孩儿，一说话就想发火，似乎每个人都有欠她几吊子钱。商伯伯呢，50年代就被整怕了，在家里也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好像顶棚随时有东西掉下来砸中他的头。为了一篇关于赛金花的文章，商伯伯检讨了无数次，他是在吹捧“和八国联军总司令睡觉的妓女加汉奸”嘛。商传的家给予我许多的温馨和欢乐，也给予我许多的知识，他家有读不完的书。
我开始尝试写小说，写中学生，写班级中有趣的同学。一开头就写了好几万字，写得兴致勃勃。在读了《古诗源》、《李白诗选》、《杜甫诗选》、《唐诗别裁》、《唐宋词选》以及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之后，我也学写旧体诗。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守着北京的皇家园林度过的。住北长街守着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上育才学校是先农坛和天坛。上人大附中是圆明园和颐和园，描写这些园林再自然不过了。这首诗得到父亲夸奖。
在我逐渐对政治有所了解之后，美好的理想蒙上阴影。57年有许多人因文字而获罪，60年代初又有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家里有一本内部资料，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总之作家难过政治关，对他们只有批判批判再批判。为什么作家总是命运多舛呢？
1962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因为我闯的祸，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我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也许，不是这一把火，母亲不会到东北，我也不会大半辈子生活在东北：也许，不是这一把火，父亲和母亲不会离婚。
王伏珍阿姨回湖南老家以后，我要安排弟弟妹妹的生活，每天往家跑，洗衣做饭。大妹妹上北新桥的女二中，弟弟在和平里小学，小妹妹还没上学，在雍和宫旁边的作协幼儿园。这一天我从学校赶回家，先到幼儿园把阿布接回家。这一年作协幼儿园出了一件大事，即阿姨把一个不听话孩子锁在小屋里关禁闭，忘了，几天后孩子死了。这真是一件不祥的兆头。这一天小妹妹发烧，我给她吃药，叫她睡下。晚上，我用电熨斗熨裤子，小妹妹哭了。我到床上拍她睡觉，我也睡着了。睡梦中有人砸门，并高声叫喊。我打开里屋门，浓烟扑面而来。我打开外屋门，一股火苗窜起来！我急忙抱起小妹妹向外跑，知道是电熨斗惹了祸。楼上是作家古立高，古立高的母亲80多岁，被浓烟呛了，发现楼下出事。
经邻居扑救，避免了一场火灾，只有我家烧得一塌糊涂。我赶紧给母亲写信，信刚刚发出，母亲就回来了。原来周扬得知戈扬的儿子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怀来县委，把母亲叫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