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造反有理”
196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校长陆平先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一年上半年，我专注的事情不是学业，不是政治风潮，也不是文学，而是足球。这一年，我入选北京高校足球队，准备参加暑期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足球比赛。北京高校队由石油学院和清华两个学校组成，主教练是清华水利系青年教师关仁卿。关先生大连人，“运动健将”，踢过北京队，担任过中国青年队的队长。1945年苏军进驻大连，给这个殖民化城市带来足球。大连人身材高，弹跳力好，很具运动天赋，直到今天，大连籍的球员占据国家队和中超赛场的半壁江山。
足球这项运动其妙无穷，它的大场面，它的对抗与技巧的完美结合，它的不可预测性，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球迷，它也是青少年最好的游戏和娱乐。
进高校队，运动服多了几套，义利体育用品公司为我们量身定做足球鞋，伙食标准比赛期间每月45元，平时每月36元，比一般学生高出很多，每顿饭小黑板上写出菜单，单点单炒，早上有牛奶，晚上有水果，享受特殊待遇。
关仁卿教练和国家队教练年维泗熟悉，为了提高成绩，北京高校队与国家队多次搞练习比赛，分别在天坛国家队训练场、清华大学、石油学院举行。建零班的女生曹达，她母亲叫年景玉，是年维泗的姑妈。年维泗的弟子是中国足球最具影响力的一代名宿，他们是高丰文、徐根宝、戚务生、桑廷良、胡之刚、金正民、胡登辉……在天坛，我与高丰文相撞，他的眉骨开裂，缝了五针。（70年代我在鞍山踢业余足球，撞翻国家队队长的经历使我在足球场上名躁一时）多数比赛以高校队惨败告终，只有石油学院一场，我们一度以三比二领先，几乎创造奇迹，最终三比四输了。足球项目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常委副书记艾知生在荷花池接见足球队全体队员，对大家表示了殷切的期望。
我们期盼暑期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足球赛，父亲也很期待，他要到西安看我踢球。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巨澜，平静的校园变成火药桶。不久关闭运动员食堂，训练停止。国家队也停止了训练，国脚们跑到清华园看大字报，足球队宿舍是他们的落脚点。这一年中国最好的前锋胡登辉自杀身亡，和他同时自杀的有名气更大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7月，江青带领“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北大煽风点火。8月4日，周恩来带领全体中央委员到清华，清华北大是文革战场的最前线。8月5日凌晨，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转贴在清华园，宣布向刘少奇开火，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
8月4日下着小雨，晚上全校师生聚集在东大操场，自带座椅和雨具，等候最高当局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将近9点钟，来了一列长长的车队，周恩来率领参加中央全会的几乎全体中央委员到达。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和以陈伯达、江青、陶铸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其它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坐在下面，邓小平作为中央常委也坐在台下。除了董必武，主席台上就座的人一律军装。周恩来在雨中登上讲台，显得心绪不安。他说红卫兵小将是革命先锋，他来为“反动学生”蒯大富平反。蒯大富是工程化学系的学生，在王光美、叶林率领“工作组”进校以后，他被打成“反动学生”。此时蒯大富站在周恩来身边。周恩来将派遣“工作组”的政策宣布为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80岁的董必武说，见到红卫兵小将，使他年轻了一个甲子。雨一直下，江青并不善于演讲，但是充满激情，她的话与周恩来大相径庭，学生们都感觉到，这位“国母”正在与以“宰相”为首的老臣们较劲儿，在她身后的政治新星：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一个个威风凛凛。大会在午夜后结束，到了凌晨四点钟，大家纷纷赶到大礼堂前的大字报棚，看毛泽东的大字报。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随后，学生开始“大串联”，各地造反派纷纷成立。
在20世纪，中国有多起在全世界具影响力的学生运动，如1919年，1936年，1966年和1989年，这几次学生运动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而1966年的学生运动，是唯一由最高当权者发动和引导其过程的学生运动，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动乱。红卫兵运动的破坏力超出中国百姓的预料，也超出毛泽东本人的预料。
毛泽东速写像（胡考作于1949年）
（胡考曾两次作毛泽东像，第一次于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的窖洞里。第二次于1949年，在北京第一届文代会上。当时是在戏剧家凤子的本子上画的，由凤子请毛泽东签名。）
我在小说《阿玛蒂的故事》中是这样描写的：
“那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各地武斗的战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北京的红卫兵‘大使’在各地指挥着战斗。想一想那时的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正在同旧日的文明作痛苦的决裂。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店铺，每一幢房屋都改变了面貌。标语，数不清的标语，黑色的，红色的，用墨写的，用油写的，写在马路上的，写在大墙上的。古老的建筑物敲掉了额头打瞎了眼睛，新建的楼房用红砖砌出大大的‘忠’字正悬当中。‘联动’的勇士们刚刚打出了新的‘招牌’，路人只要看到他们推出一排崭新的永久牌十三型自行车，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高傲和蛮横气派，就会躲得远远的，想起‘红色恐怖万岁’那句口号。天安门广场刚刚开过百万人大会，欢迎‘旗手’的受伤了和没有受伤的部下从武汉归来。大街上刚刚通过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愤怒的人和麻木的人相杂其间，在他们身后留下了纸旗和标语的无数碎片。几千年的文明都到废品收购站报到。在简直容纳不下的旧书库里，大本小本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仍然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分量。屈原和李白在一团烈火中化为青烟，完成了他们新的浪漫主义杰作。在小山一样的唱片堆里，贝多芬、莫扎特和梅兰芳、程砚秋聚在一起，被人们用镐头刨砸成碎片，发出同样的破裂声……路人的裤腿稍微瘦了一点，会被一直豁开到大腿根。烫发的妇女会被抓住剃成光秃儿。全聚德打掉了霓虹灯的招牌。丰泽园关闭了所有雅致的单间，在小院中搭起天棚，出售大碗面。只有路旁的绒花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开放着的粉红色马樱花，织成斑驳的彩带，却没有因为颜色不够纯正受到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