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清华园
1964年8月的一天，我在沈阳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中午我们在少帅府的地下室吃饭，那里是作协的食堂。大家为我鼓掌庆祝，许师傅特别为我做东北烧茄子。十年前许师傅是“东北王”高岗的厨师，有几样绝活儿。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八月底，我到清华报到，住进二号楼。我遇到的第一个室友叫那向谦，毕业于北京男八中，有点儿故作深沉；又有天津来的焦毅强，人称“胖子”，南开中学的，画画很棒；山东的沈荣勤，青岛一中的，特别机灵；河南的刘继武，全班最早的学生党员；福建的林祥行，来自农村，他光着脚走进清华园，没有鞋穿。他享受全额助学金，被褥衣服也由学校补助。从南方到北方，要做棉衣棉裤，可是发下的布票和钱有限，憨厚的林祥行苦笑着说：
“只好做一条棉裤衩了。”
土建系由建筑系和土木系合并而来，有两位系主任，梁思成和陶葆楷，两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通过美术考试，我上了建筑学专业。建筑系馆是1911年清华建校初期的第一批校舍，坡顶带老虎窗的都铎式建筑，大门上的额方由那桐题写“清华学堂”四字，他是清末处理庚款的总理衙门大臣。古朴的建筑系馆充满艺术色彩，走廊上是华宜玉先生的水彩画展，画的是青岛和大连的西式建筑；美术教室和教研室挂着学生的习作和堆着石膏头像。我的建零班的教室，在建筑系馆北侧“同方部”，这是一幢老房子，建零班教室加雕塑教室，几百平方米吧。建校之初，这里是清华小礼堂，梅贻奇校长每年在这里与新生见面。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这里讲演，他以《易经》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青年，“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
这一年梁思成先生63岁。林徽茵先生英年早逝，梁先生再婚的妻子是系资料室资料员林洙。梁先生脊椎有问题，一直戴金属支架。他挂名的课程只有一门——建筑概论，面向一年级新生的课程，新学期开学，梁先生上第一堂课，天南地北聊一通，以后的课程交给讲师和助教去了。
建筑系第二号权威是吴良墉先生，江苏无锡人。梁先生矮而瘦，吴先生矮而胖，两位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反对破坏古建筑，反对拆除北京古城墙。梁先生和同为清华建筑系教授的陈占祥教授提出：保留城墙，清理护城河，引永定河水；城墙顶部辟为空中花园，十几座城门楼改造成文化馆、图书馆；在京西五棵松一带另建新城作为行政中心，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为此，林徽音直闯市长彭真办公室。彭真拿出毛泽东的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梁先生只有大哭一场。梁先生和吴先生是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不屈的精神。而水利系的张光斗先生，他本来是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周恩来找他谈一次话，180度大转弯，成了三峡工程最积极的鼓吹者。90年代吴先生联名建筑界专家上书反对国家大剧院方案。当我走进建成后的大剧院，看到这个与实用性完全脱离的大而无当的结构形式，更加赞成吴良墉先生的观点。
文革之前的清华园是读书的好地方。美丽的大礼堂南草坪和周边的西洋建筑群，小巧有致的工字厅，碧绿的池塘和小山上的“闻亭”，幽静的图书馆和“断碑”，荒凉的荷塘和土山……西大操场是我最熟悉的运动场，旁边的体育馆用“庚款”修建，50年代初，这里有北京唯一的室内游泳馆，毛泽东冬天到这里游泳。
我是最亲近校园的学生，因为我学建筑，又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建筑系学生在校园写生，是清华园的一道风景线。我们班的女生是那样漂亮，被称作“五朵金花”；她们的名字是那样动人，曹达，高凯渝，金昭美，黄豪……大家坐在春日的阳光下，草地上，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每天下课后，我要到西大操场报到。我是先农坛体校足球班科班出身，加入清华足球队乃是必然。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也是一年级新生，他身材魁梧，对足球十分着迷，最想加入足球队，可是足球队不要他。于是贺鹏飞每天站在球门后边捡球。其实他比我高两届，毕业于男四中，第一年没有考上清华，北工大录取他，他不去。第二年还是没有考上清华，到清华附中再读高三。第三年终于考取，可见他的执着。这事情说明，文革以前即是元帅的儿子，也不能走后门上清华。
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参加了全国足球乙级联赛，第一场比赛在官园体育场，对阵北京电车公司队。今天，金志扬指导的北京工业大学队参加甲B联赛，不就是当年的乙级联赛吗？40多年前清华足球队就这样做了。几乎每天见得到马约翰先生站在西大操场前面，穿一套19世纪运动装，鹤发童颜，风度翩翩。
但是，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60年代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成为热点。政治思想教育集中在两方面：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学校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即在一年级的班级中，除了设班主任，还要设一名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由青年教师或者高年级党员学生担任，胡锦涛即为文艺社团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建零班的辅导员金丽华是一位年轻女教师，戴金丝眼镜，皮肤白皙，文质彬彬。金先生（在清华，年轻女教师亦称“先生”）的工作方法是同学生单独谈话，轻声慢语，循循善诱。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对我说，小胡，你要把争取入团的过程变成锤炼自己的过程，家庭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她叫我写“交心材料”，清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的“交心材料”一写就是上万字，我的写作才能在宗教式的“忏悔录”中得以发挥。金先生喜笑颜开：小胡，写得太好了！你想当作家，又想当工程师，这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怪呀！你看了资本主义的画报就羡慕，就想入非非。这很好，敢于揭开真实的“我”才能进步。你还要深挖，把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全部挖出来！
1965年的春天，母亲到乡下参加“四清”，从那里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附一张照片。母亲心情很好，她在信中说，照片是在县城里拍的，像一个劳动妇女的样子。我把信和照片给金先生看，照片拍得多么好啊，尽管母亲犯了错误，她的本质是善良的，她在自觉地改造思想，她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用的人。
母亲49岁，摄于1965年。(本章提到清华政治
辅导员批判的即为这张照片。)
金先生听完我的话，语重心长地说道：
“年轻人看问题容易只看表面啊！‘劳动妇女’是表面现象，资产阶级右派才是本质。她不是在改造自己，而是在伪装自己呀！”金先生的表情刹时严峻了。“小胡，你为什么不能摆脱她的影响呀？你们之间有母子亲情，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情是高于一切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要有勇气，你要敢于革命！你要彻底和你的右派母亲划清界限！”
我一时愕然。金先生有着柔弱的身躯，白晳的皮肤，戴一副眼镜，而她的话是何等严厉啊！
以后几天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把火烧了“交心材料”。我真的恨她！寒假以前我搬到体育代表队住，申请入团的事由足球队的团支部受理，再不接受金先生的谈话了。金先生是60年代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政治工作专家，很有典型性。
文革初期金先生被整得很惨，我在西大操场前看到她戴着高帽子游街，很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