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思想列传》
1964冬天，高中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在学校准备高考。我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当时有一个说法，即清华大学看重成绩而不大看重家庭成分，传说一个考生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镇压”，仍被清华录取，有点不可思议。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是高等教育部部长，敢于实行特殊政策，对于家庭有问题的考生鼓舞极大。我的班主任老师名叫杨峻，是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我入不上共青团，可是杨老师叫我当班长，这在人大附中是绝无仅有的。我的作文总是展示在走廊上，我告诉杨老师报考理工科大学的想法，他赞赏我独特的求学之道。后来杨老师在文革中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因加入过三青团）游街殴打，自杀而亡。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有些中学是搞的很厉害的，毛泽东主席亲自给清华附中的学生写信，鼓励他们“造反”。比起大学生，中学生更敢干，更无知，破坏性更强。
中学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每天到人民大学图书馆温习功课，揣两个馒头，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九点，一天也不间断。这是一生中最用功的日子，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最用功的日子还是高中时候。当我已经准备好，我便放松自己，以保持良好状态。高考前一个月，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到颐和园游泳，花一毛钱买门票，来回两个多小时。我独自一人，没有别的孩子愿意陪我去，没有别的孩子敢于这样做。
今人物志（胡考作于30年代）
到了填写志愿表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这是所有理工科专业中最具艺术色彩的专业，其实，建筑本身是最古老的艺术，古希腊的五大艺术门类即为诗歌、戏剧、雕塑、建筑、音乐。学建筑是要画画的，父亲是画家，我也曾练习过素描，有绘画基础。有两张志愿表，分别报考一类学校和二类学校，每一张表可以填六个学校。杨老师看了我的志愿表，大笑一声说道：
“小胡，你是非上清华不可啊！”
在我的志愿表上，第一志愿是清华，三个系，第二志愿还是清华，再写三个系。
高考结束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家，等候发榜。我先到唐山看望父亲，父亲在月台上接我。他并不问我考得怎么样，似乎考上清华顺理成章。父亲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文化局不再让他写戏，把他调到图书馆当管理员；第二，他和母亲离婚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和父亲是无话不谈的，我要问一个为什么吗？他们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才告诉孩子们。
我随父亲到他的新家，图书馆后院一间小屋。这小屋同评剧团旧居一样的狭小阴暗，只是没有了闹市的喧嚣。父亲的小桌上放了一撂手稿，父亲说，这是他的新作。
从“反右”到“劳改”，过去了七年，父亲又开始写长篇小说。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已经荒废了许多岁月。这一次父亲写北大荒，居然写北大荒！居然写“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说到小说创作，父亲兴奋起来：
“总要搞一点东西，我不能什么都不做。画画不成，改写小说；小说不能出版，只好写戏；戏写不成了，再写小说。再不成，只有写旧诗词了！”
延安鲁艺学生沙叶像。
（胡考三九年作于延安。华君武保存至八五年，赐原作者。）
父亲是那样无奈，又是那样执着。父亲说，北大荒题材难度很大，这里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没有家长里短，只有一帮子“右派”，一块黑土地，一片原始森林。但是，小说创作是写人，只要把人物写活，就是好小说。父亲说，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本事最大的莫过于曹雪芹了。熟悉《红楼梦》的人，从书中拿出一句对话，就可以知道出自何人之口。曹雪芹的文字有这样强的表现力！父亲说，师法《红楼》，他设计了一个场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偷听隔壁五六个人谈话，作者不说这五六个人是谁，却通过对话的词句区别这些人物，使读者了然于胸。
父亲谈起小说兴致勃勃。在唐山的几天，父亲又谈了北大荒，谈三年的流放生活。
“两年前我对你说，北大荒的艰苦是保尔﹒柯察金不能比的。条件之差，超过奴隶时代。原始的奴隶劳动，奴隶是一条心的，监工手拿皮鞭，监工来了，奴隶就干活，监工走了就怠工。右派不行，右派是彼此监视，打小报告，人不人鬼不鬼的状态。”政治的监督，思想的控制，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超过当时的中国。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裁判所遍地的时代，教会对于思想的控制，也达不到这样无所不在、精细入微的程度。父亲说过一句话：
“思想的牢笼就像一堵高墙，谁也别想跳出去。”
在北大荒，最苦的劳作是上完达山伐木，那是难以想象的，是真正的苦役。几百个右派在初秋的9月份进山，第二年5月出山。伐木是手工拉大锯，一排一排地放倒参天大树，人拉肩扛把园木运到堆场，劳动强度极大。父亲说，严冬时候零下40度摘下皮帽，寒风吹来犹如春风拂面。更苦的是山上没有水，从秋天到春天，右派们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脚，没有洗过一次脸。父亲带了一麻袋卫生纸，每天用纸擦一擦脸，只有脸面可以见到皮肤的颜色，脖子以下便如车轴一般。脚上的棉鞋称为“棉乌鲁”，一个冬天不脱。右派住半地下窝棚，没有床，在地上铺草睡觉。看管右派的士兵的房子可以生火，伙房可以生火，右派的窝棚不准生火，晚上头戴皮帽脚穿“棉乌鲁”钻进三层棉被，室内温度零下28度，有如冰窟！吃饭的时候，一碗棒子面糊糊，吃到一半已是冰碴。1959年全国大搞“三面红旗”，劳动竞赛如火如荼，在遥远的完达山也不例外，号令右派大干48小时，大干72小时，不睡觉连轴转。右派们砍倒无数参天大树，这些大树一根也没有拉出来，全部烂在山里。
1959年和1960年，853农场的冬季伐木还算平安，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到了1961年，严重的大饥荒漫延到北大荒，由于粮食匮乏，挺不住了，伐木场开始死人：有的人晚上睡下，早上已停止呼吸；有的人蹲在茅厕里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于是农场报上级批准，把右派们从山中撤出。
这就是《思想列传》的生活场景。为什么叫《思想列传》呢？“思想改造”是惩治知识分子的武器，是一把无形的尖刀。“列传”则是尖刀下的众生相了。小说写了30万字，父亲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他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严文井很想帮忙，可是无能为力。不能说《思想列传》类似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是从题材上看，都是写政治犯，劳改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