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鸭绿江》杂志
从唐山到沈阳，母亲的心情比父亲好很多。母亲说：
“刊物在改版，搞了一批封面设计，你来看看！”
母亲提议将《文艺红旗》更名《鸭绿江》，得到大家赞同。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是中朝边境一条美丽的江。名字起得好，鸭绿江、松花江、澜沧江，都是好听的名字。我到编辑部，大图版上粘贴十几幅图样，是从全国征集来的封面，有翻腾的江水，有白雪皑皑的长白山，有朝鲜战争特别著名的鸭绿江大桥。母亲问我哪一幅好，我看来看去，拿不定主意。母亲指向一幅最朴素的作品：
“这才是大家之作！”
这一张画面极简单，一条横线上面是黑色的“鸭绿江”三个字。三个字不是书法也不是美术字，却朴拙刚劲，韵味十足。原来，这三个字是把普通五号铅字放大数十倍得来，笔画中残缺的地方特别有趣。这是张正宇的设计，他是父亲那一批上海画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师，舞台美术和书刊装帧的一流高手，这次母亲特别邀请，他的作品中选是当然的。
戈扬与草明（摄于1985年）
母亲大张旗鼓搞她的新刊物，《鸭绿江》面目一新。首先她捧出一批本省的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顺应了政治气候，又打破了文坛的沉闷空气。工人诗人晓凡和刘镇，农民诗人霍满生和金玉廷火起来。霍满生海城县人，面如重枣，声如洪钟，一位健壮的60岁乡村老汉。母亲叫我看霍满生写的长篇叙事诗《铁牛传》，确实写得不错。也有大牌诗人，最牛的是郭小川，母亲把他请到沈阳，在《鸭绿江》发表《两都颂》。郭小川时任全国作协秘书长，他携夫人东北一游，为夫人买了名贵的貂皮大衣，引起很多非议。在那个年代，私生活的透明度极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然要被垢病。韶华描写大伙房水库建设的长篇小说《浪涛滚滚》在刊物上发表节选，使他成为最强势的老作家。母亲同样注重对业余作家的培养，她在大连多次举办文学培训班，每次几十人，因之她最通常的称呼是“戈扬老师”。
一天，我在家里看书，母亲进门说：
“小胡，你快去看！来了一个上将，正在抠脚丫呢！”
我跑下楼，看见会议室聚了很多人，宣传部长安波陪一个大人物坐在中间沙发上，那人即周桓上将，只见他脱掉袜子，盘起一条腿抠脚丫儿。我观之大乐。周桓时任辽宁省委文教书记，他在彭德怀事件中受牵连，从部队贬到地方。但是他干文教书记十分起劲，又搞芭蕾舞，又搞交响乐，又排歌剧《茶花女》，专玩“大洋古”。周桓酷爱文艺，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时候，他经常光顾歌舞团，看排演，并客串导演。他甚至参与舞蹈节目的编排。他动手为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修改剧本。他重视文艺人才，三次派安波到北京网罗人才，母亲的调动即在周桓的计划之中。因之到了文革，这位倒楣的上将又被狠狠整肃一回。1967年造反派组织全省“巡回批斗”，周桓在丹东被打得满脸鲜血。文革以后，周桓仍没有回部队，他要求担任文化部顾问，痴心不改。安波呢，在周扬那里红得很，工作成绩也很突出，不久调北京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只一年便因病死在任上。
母亲的积极也表现在她对我的教育上，她叫我到作协的农场劳动锻炼。大饥荒之后，许多单位建农场，补充干部和员工的副食品需求。作协的农场在新民县，距离沈阳五十多公里,那里是马加主席的老家。作协总务科干事大刘带我去农场，做十天农活，用赵树理的话，“锻练锻练”。农场有几幢“乾打垒”的房子和几百亩地，主要是大田作物，玉米高粱之类。这里是东北大平原，四周望去一马平川，脚下是干旱的黑土地。大刘出身农村，农活干得不赖。夏天的农活是“铲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跟在大刘和几位编辑的身后，一条垄沟几百米长，总也铲不到头，只觉得喉咙冒烟，两手发麻，精疲力竭。
农场的快乐时光是晚饭时间，吃高粱米水饭，新鲜的地瓜和豆角，饭后还有现摘的香瓜，大家说说笑笑，解除了一天的疲劳。都是弄文学的，文学和老作家的轶闻趣事自然是大家的话题，比如谈论写过《歌颂二小放牛娃》的诗人方冰讨了个苏联女人，住在少帅府三楼的单身诗人巴牧搞了别人家的保姆，等等。十天劳动结束，每人分到五斤花生，在大饥荒刚刚过去的年月，五斤花生是一件大事。有一个年轻编辑，回到沈阳不及回家便把女朋友约出来享受美食。于是有人模仿裴多菲诗作顺口溜云：
生命诚可贵，花生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五斤全报销。
坏就坏在诗中流露的对宇宙之大，生命有限的茫思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在短暂的辩论后（1960年代初还允许在杂志上争论，但宣传部门早把结论下了），老革命，老诗人，毛的老友萧三（不知写过啥诗）用一篇温和但否定的文章一锤定音。
奇怪的是前总理温家宝虽比我们大几岁，但也时不时地无端引用些《望星空》的句子，和郭的诗句意思相同但文字不同，好像是他自己做的诗。
他当年忙于念书不看书，后来自己又做了和郭小川诗意诗句几乎相同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