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北京“二流堂”
一个夏衍，一个吴祖光，一个唐瑜，有了这三个人，重庆“二流堂”在50年代的北京延续了。
北京有一所大房子，叫“棲凤楼”，在东单路口西北角。“小堂主”吴祖光的新家安在这里，他有了新凤霞阿姨。父亲说，他从来不看评剧，祖光却叫他和小丁看评剧。剧中休息，祖光领他们到后台见女友新凤霞，听听朋友的意见。父亲觉得，祖光娶一个唱评剧的，终有点不可思议。他只能称赞新凤霞的漂亮。
我多次跟父亲到棲凤楼。有一次晚上去吴祖光家，他家住棲凤楼一层，灯光特别亮。新凤霞阿姨一身锦缎，满面春风，戴了许多首饰，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刘巧儿》风靡一时，全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在放她的电影，平剧压倒京剧等大剧种，新凤霞成了全国第一号红伶。
另一次父亲带我去二楼盛家伦那里。盛家伦是歌唱家，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演唱最为著名。他长得很帅，当演员完全够格，可是他只是唱歌。他的那首歌是田汉作词，我也会唱：
空庭飞着流螢，高台走着狸鼪，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
黄苖子像（胡考作）
盛家伦的家像丁聪的家，一边堆满了书，一边杯盘狼藉：吃剩的面包、火腿、咖啡……真够颓废的！他也是光棍儿，他的书和丁聪的书不可同日而语。他是收藏家，专收藏孤本书善本书，最有名的是宋版《册府元龟》和元版《梦溪笔谈》。当然他读书很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盛家伦不大弄他的本行，父亲说几十年没有听他唱过一次歌。盛家伦另有“美食家”的名声，吃的东西只要盛家伦说好，必会身价倍增。夏衍送他一个外号“大食国王”。“大食”是古代波斯王国的别称，夏衍取它中文的含意罢了。据说盛家祖上就有美食的传统，盛家伦的祖父发明了一种吃鸭掌的办法：把一块大铁板围起来，赶一群鸭子上去，铁板下面点上火，让鸭子在热铁板上跳来跳去，使血凝于脚下。然后将鸭脚斩下，炖而食之。
电影演员戴浩也住棲凤楼，人称“耗子”，我只见他在桑弧的电影《祝福》里演过一个配角，出场不过两分钟。“二流堂”的人见面总是玩笑不断，有的人善于开玩笑，有的人甘于被开玩笑，“耗子”叔叔就是大家攻击的目标。他是真正的公子哥儿，“二流堂”的男人，只他一个人戴戒指，有祖母绿的，也有白金的。他有许多传奇故事。当年在重庆造“碧庐”，就是“耗子”起的头，他还购买材料，管理工程。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共产党组织数千人的“香港大逃亡”，跋涉两、三千里。孱弱的“民主阿姨”刘清扬爬也爬不动了，于是“耗子”把她一直背到重庆。在重庆他帮助美人王右家（吴祖光说王右家是话剧《日出》中陈白露的原型，想来不会错）逃到国外，并为此和罗隆基上了法庭。1945年日本投降，他作为接收大员飞到长春，接收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他是厂长，组织金山、张瑞芳拍了第一部抗日电影《松花江上》。后来他在北平成了蒋纬国的哥们儿，他开吉普车拉着“次太子”逛遍北平城……他的传奇故事以后让他吃尽了苦头。
“耗子”叔叔的女儿叫“小毛头”，长得漂亮极了，因为她妈妈是虞静子。“小毛头”和我同在育才小学，见了我就是“小胡哥哥”，甜甜的。
住棲凤楼的还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作家兼编辑龚之芳等人。这些人加上不住棲凤楼的剧作家宋之的，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画家叶浅予和舞蹈家戴爱莲夫妇，再加上唐瑜、胡考、丁聪，组成北京“二流堂”，一批气味相投的自由派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聚会。夏衍参加聚会不多，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形象上不能太自由化。另有一个人叫孙鹤龄，他不是艺术家，而是北大医院的皮肤科专家，几乎每次聚会都参加。孙大夫也是重庆时候便加入到“二流堂”里来的，据说在重庆，有一次大家聚会，只等孙大夫吃饭。孙大夫做手术迟到，他说：“我给乔冠华开刀，看来他活不了一年。”一座皆惊。于是有人说，这事要瞒住龚澎小姐，因为漂亮的龚澎小姐正和乔冠华热恋之中。
除了孙大夫，“二流堂”的常客就是我了。父亲喜欢带我参加聚会，奇怪的是，其它人都不带孩子。
聚会第一是吃饭，周末的聚餐。谭家菜是我去过多次的地方，菜市口一处四合院，明式厅堂，红木家具，非常雅致。“二流堂”吃饭是AA制，谭家菜每人10块钱，一桌100元，是北京最贵的宴席。
说到谭家菜的起源，是在同治年间，广东南海人谭宗浚中榜眼，在京为官。谭宗浚创“谭家菜”在官场颇有名，时称“榜眼菜”。民国初年，谭宗浚的孙子谭瑑青在北京菜市口自家小院内开谭家菜馆，以此为生。谭家菜馆每周只有周六周日经营两天，经营日只开一桌，食客须提前预定。厨工花几天时间做一桌菜，其精细程度可见一斑。谭家菜取广东菜、苏扬菜、山东菜之精华，创造出华贵典雅的风格，自成一家。30年代谭家三姨太赵荔凤亲掌厨艺，使谭家菜达到高峰。50年代，谭家菜由彭长海主厨。他原是烧火工，因其聪明伶俐，得赵荔凤真传。1958年，周恩来总理将彭长海接到北京饭店，于是谭家菜的招牌挂在北京饭店，直至文化大革命。
至于谭家菜吃什么，小孩子家记不住，我只知道燕窩鱼翅这些东西在外面是吃不到的。小孩子是在餐桌旁的茶几上吃，从大桌子上弄几样下来。
与谭家菜同等价钱的一家西餐，在东单的一个胡同里，也是每人10元，也是私房菜，也是周末开一桌。做菜的是一位俄国老太太，革命后流亡到东方的白俄，真正的贵族。这家俄国大菜的餐具极讲究，来自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宫廷。老太太六、七十岁，你想想，如果她是十月革命那年从圣彼得堡逃出来，也快40年了。
其它餐馆便宜多了，常去的有全聚德烤鸭，那时只前门外一家，一桌10元够了；淮扬菜玉华台，开在西交民巷，以汤包和核桃酪闻名；灯市西口的翠华楼是山东馆子，开在四合院里，有名的菜是葱烧海参和乌鱼蛋汤。建国初北京的饭馆大约一千家，百分之九十是山东人开的，“二流堂”南方人多，不大喜欢山东菜。后来大同酒家在东四开张，是北京第一家像样的粤菜馆，变成“二流堂”爱去的地方。
吃饭之外的聚会就数看戏了。第一是看京戏，50年代的京戏还是相当辉煌的，程砚秋于1959年去世，在这之前30年代的名角全部在世，演出频率相当高。“四大名旦”活跃在舞台上，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张君秋达到他们的最高峰，海派的盖叫天、麒麟童也常到北京。第二是看优秀的地方戏，如昆曲《十五贯》，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陈伯华的汉剧，常香玉的豫剧，都在北京舞台上走红过。国外的演出就是乌兰诺娃领衔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我在新建的天桥剧场看他们的演出。还有苏联大马戏团，在天坛旁边的体育馆表演。父亲说马戏和杂技最没意思，单纯表演难度，没有艺术趣味。
第三是家中聚会，我去过的有唐瑜家、叶浅予家、张光宇家。在我家的聚会，有一次来了20多人，简直坐不下。这一天从上海来了一拨子电影界的客人，有特伟、陈鲤庭、张乐平、桑弧、金焰、秦怡等人，北京“二流堂”也到齐了。金焰和秦怡刚从朝鲜访问归来，他用朝鲜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
“长白古长古比古比，起悠林扎舞……”
秦怡阿姨真漂亮，新凤霞阿姨在一旁，一比就比下去了。
有一次几个艺术家在客厅里议论电影，我在一边听——听大人聊天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苏联电影《第六纵队》被认为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当时不进口美国电影，也不进口西欧电影，大家很久没有看到像样的片子，觉得这部苏联电影很难得。他们谈剧本，谈导演，谈演员，我听得津津有味。
“二流堂”只是一个艺术家的朋友圈子，艺术沙龙，充满了智慧和幽默。这里与政治无涉，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更没有相似之处。
对于我来说，北京“二流堂”是艺术启蒙的课堂，这里有一流的老师，有自由的思想，有无时不在的讲堂，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艺术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