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唐瑜
住在北新华街的唐瑜叔叔家，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人家。唐瑜祖籍广东，是缅甸华侨，别称“阿朗”，同父亲认识很早，30年代，唐瑜就在上海滩的文化人圈子里混了。
北新华街是很短的一条街，因为直对中南海新华门而得名。唐叔叔家是一幢两层小楼，楼前有小院，房间很大，装饰摆设都很讲究。橱柜上有一个德国产的陶瓷啤酒杯，上面是18世纪跳舞的农民，拿起酒杯就会奏《友谊地久天长》——原来是个八音盒。唐叔叔戴深度眼镜，慈眉善目，下巴有点长。他的太太李德秀是娇小玲珑的上海女人。唐叔叔官儿不大，他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电影处副处长，处长是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兼任。但是唐瑜在缅甸做过汽车生意，比较有钱。他喜欢在家里请客，他家有漂亮的瓷器，银光闪闪的刀叉，李阿姨做菜也有一手。
但是父亲说：
“阿朗请客是不会让你吃饱的。”
唐瑜的饭菜就是那么一点点，他的说法是，不要吃饱，吃饱就没有味道了。其实唐叔叔是坚持中国人节俭的传统，不肯浪费。
唐瑜不是小器人，应该说，他是世上少见的大方人。40年代他送给父亲一块劳力士手表，父亲用了一辈子。这块表是唐瑜托演员刘琼从香港买的。父亲和唐瑜在上海相识的时候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唐瑜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个胡考，一副潇洒从容的姿态，一身白色沙士坚西装，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我心中高度崇拜的画家，竟是一个洋场少爷！”
唐瑜笔下的父亲样子怪怪的。任何时代追逐时尚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模怪样。
那时的唐瑜是上海联华电影画报的记者，他写的《谁杀害了阮玲玉》震动一时。
过了七八年，也就是1940年，唐瑜在仰光见到父亲：
“一个艳阳天，忽然来了三个住客——胡考、丁聪、张光宇，胡考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从上海的花花公子，变成延安大兵！我目瞪口呆大笑一阵，把他们安排住下，先请他们吃一顿印度咖哩饭。下午，一位豪客买了6辆卡车，我哥哥认为胡考等的到来是个好兆头，他马上叫裁缝来为胡考制一套西装。胡考东挑西拣还是选了白色沙士坚，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
父亲从上海滩出发，到南京参加抗战漫画宣传队，到武汉参加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父亲有了一番革命经历。
父亲是从重庆到仰光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剑拔弩张，胡考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说，左翼人士要疏散，以防不测。周恩来交给胡考500元，“你去香港，找潘汉年。”
去香港只能走缅甸，绕一个大圈子。在重庆的时候，父亲住在唐瑜那里，即所谓的“二流堂”。唐瑜的哥哥是缅甸的华侨资本家，唐瑜自己也开了个公司，做汽车生意，发了一笔财。他是好事之徒，在重庆弄个大房子，称为“碧庐”，容留流亡到重庆的艺术家。唐瑜开大锅饭，免费招待。先后到过这里的有画家张光宇、丁聪、张仃，剧作家宋之的、吴祖光，诗人艾青，导演史东山、陈鲤庭，演员金焰、凤子、舒绣文、秦怡等人。有一天郭沫若来，说，这里有这么多“二流子”，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是唐瑜开的，他却不是堂主。夏衍人称“老堂主”，吴祖光人称“小堂主”。这里都是一流的艺术家，没有二流的。
唐叔叔为什么叫“阿朗”，作为北京人的吴祖光先生晚年是这样写的：
“我们朋友之中一位姓唐名瑜现年八十四岁的老人却赫然重现孟尝君之风度于当世。我是在八年抗日战争的一九四二年认识他的，从认识他的那天起，就跟着大家叫他作阿朗……为什么叫作阿朗？想来想去霍然想起，大概是由于他是潮州人，潮州话十分难懂，譬如‘潮州人’就念作‘丢鸠郞’，三个字都读阴平声，阿朗，就是取其最后一个‘郞’字。”
再说缅甸时候，唐瑜听说胡考等人要去香港，就和潘汉年取得联系，把他们送上船。原来唐瑜开办公司，也是在潘汉年的指使下做的，潘汉年负责沦陷区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父亲到香港，没有找到潘汉年。夏衍说，你就找廖胖子吧。这样，他在香港参加了党的文化工作。他的生活来源是在邵逸夫的电影厂当美术顾问，待遇优厚。可是电影没拍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经过一次大逃亡，父亲辗转来到上海，这才找到潘汉年。
在北长街，有一天唐叔叔来了，父亲不在家，母亲留他吃饭，吃的是外面买来的酱排骨。唐叔叔将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母亲对孩子们说：
“以后吃东西要像唐叔叔这样。”
再说唐叔叔家的那只啤酒杯八音盒，后来知道，这个玩意儿是“电影皇帝”金焰送的。有一次在金焰家喝啤酒，唐叔叔被罚，把啤酒倒在八音盒里。唐叔叔以为这只杯子去掉下面的八音盒，顶多装一瓶啤酒，结果倒了三瓶，喝得酩酊大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