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董家坊
1959年夏天，母亲来信叫我带弟弟妹妹去乡下，即母亲下放劳动的地方，河北省涿鹿县董家坊公社。我14岁，妹妹11岁，弟弟8岁，我们三个按母亲信上的指示，早上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乘京张铁路的火车到下花园。第一次带弟弟妹妹远行，兴奋和好奇的心情陪伴着我们的旅程。这条古老的铁路是詹天佑设计的，火车穿过居庸关峡谷，绕过官厅水库，中午时分到下花园站。下车后我看见桑乾河和洋河，河水奔腾澎湃，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为永定河。可是开往董家坊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开走了，我们只好步行30里路。翻过两座山，弟弟走不动了，我把弟弟放在农民的马车上，我和妹妹跟在马车后面。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累得不行。快天黑时候到董家坊，母亲等在村子口。
母亲劳动的地方是董家坊乡水沟村，劳动一年，调回公社做宣传工作。为了迎接孩子们，她搬进两间大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院子里种了许多花，是恬静的农家小院。诗人吕剑住邻居，他是在《诗刊》社划右派的。他用宣纸写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庆贺母亲乔迁之喜，落款“老吕录老杜”，挂在墙上。吕诗人个子不高，没有几根头发，十分风趣。母亲写了一首诗：
玉米亭亭立，
翠叶舞东风。
山药丛丛起，
遍地绿芙蓉。
戈扬在河北农村
多么美好的农村！多么美好的田野，一派丰收景象！母亲的心情好极了，她认为自己只是犯了一点点错误，很快会摘掉右派帽子，甚至可以重新入党，回到工作岗位上。公社干部送来鸡、肉和蔬菜，他们带来乡情，也带来对于丰收的渴望。如果不是“大跃进”，如果不是这年秋天的“大炼钢铁”，老百姓的日子该有多好！
母亲带我们去水沟村，那是个美丽的山村，果园建在山沟里，泉水叮咚，果子挂满枝头。母亲在水沟村一年多，住在生产队长芦四家。芦四家的大娘招待我们吃农家饭。在新四军时代，母亲学会同老百姓打交道，她是热心肠的人，非常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受委屈，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穷。在水沟村，她三天两头买些日用品送到贫困户家中。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她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称赞。
这里是太行山的北端，冀东北的贫困山区，主要经济作物是板栗。粮食作物是小米、玉米、莜麦。我和弟弟妹妹种菜、磨豆腐、养兔子、骑毛驴、赶集，在乡下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母亲在董家坊一年，调到涿鹿县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涿鹿县很穷，丰台到沙城的铁路开通了，不用走居庸关，时间缩短了一半。再去涿鹿，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感受到“反右运动”带给家庭的压力。一次县委书记王纯当着我的面训斥母亲，我很生气，心想：你一个小小的县官，算什么东西！其实王纯对母亲很照顾，1962年他到北京开“7000人大会”，特意到和平里看望我们，这是很不容易的。王纯18岁入党，那是40年代，丁玲到他的家乡体验生活，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以王纯从小羡慕和敬重作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便有了“招降纳叛”的罪名。在沙城，母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一天夜里突发胃痉挛，痛得不得了，熬到天蒙蒙亮，叫我去找刘大海。刘大海是宣传部的，他是河北的年轻诗人，也是年轻右派，他住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我找到刘叔叔，他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原来河北人是光着屁股睡觉的。刘大海找来大夫给母亲打针，这才好了。
县委宣传部有一个30多岁的女人特别喜欢我，她看了我写给母亲的信，感动极了，哭了一晚上。我的信无非是写安慰母亲的话，为几个孩子报平安，那女人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懂事呀？信写得多么好呀！读了多少古今名著，也没这样哭过！
在学校里我也感受到家庭变故的压力。一次，班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闹着玩，比比划划要打架的样子。我在一边起哄，说：“强奸她！强奸她！”这下闯了大祸，女生哭着去找老师。“强奸”这个词是从书上看来的，我不能完全弄清它的含义，但是我知道这是极恶毒的话。我犯了大错，后悔不迭。
班主任老师是40多岁的女人，说话轻声慢语。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胡，你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前三名，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今天的事情太不应该啦！你的父母划成右派，这事情将来对你影响很大，你要更加懂事才对。老师的话使我好几天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毕竟才上初中一年级，我能像大人一样懂事，也能像孩子一样不懂事。
回到家我要管束弟弟妹妹。弟弟不听话，阿姨向我告状。我很生气，我是一家之主嘛！我对弟弟说：你犯了大错，我要把你送到少年管教所！我于是“押送”弟弟去少管所，少管所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从家向西走，走过和平里小街，走到地坛东门。那时候地坛有残破的城墙，我突然跑到城墙上，拣起一根木棍对着弟弟大喊：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我装大人装够了，和弟弟玩起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