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劳动改造
其实，《新观察》的问题在反右之前已有端倪，尤其是针砭时弊的小品文。母亲认为，小品文的来稿，反映人们所面临的现实。几乎每一篇来稿都要附一封给编辑部的信，信里反映的事实，远比文章更为惊心动魄：全国各地的官僚主义严重，共产党干部欺压群众、假公济私、吹捧逢迎甚至上下勾结……母亲希望多登一些这样的稿件，引起中央的注意。
195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中宣部文艺局长林默涵打来电话，叫母亲到中南海去，向母亲传达一件事。尽管他的态度温和随便，像是朋友聊天，说的却是一件大事。林默涵说：“最近毛主席到南方去，乔木同志和他一道去的。在火车上，毛主席谈到《新观察》，说这本刊物现在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乔木同志说这本刊物群众还是喜欢的。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
林默涵叫母亲立即向编辑部传达，对刊物进行检查，订出改进的办法。他虽然没有说要写一份检查报告给中宣部，但那意思是明显的。
母亲有点手足无措，就去找黎澍讨主意。黎澍是《新观察》第一任主编，母亲有重要的事总要和他商量，何况他还是编委。黎澍这时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历史所的所长，黎澍建议，是不是开一个编委会，将田家英、王宗一、许立群等人通通请来，看看他们有何高见。母亲想，这一回触动了“天听”，问题就在小品文这里。
但是，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使母亲大大地释怀了。一次是《论十大关系》，一次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次会母亲都参加了，亲耳听到毛泽东宽大为怀的讲话，并做了笔记。没想到这不过是“引蛇出洞”而已。
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有一天，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将要去开罗担任大使，母亲为他送行，地点定在新开胡同的云南馆子。那个馆子我也去过几次，叫“康乐餐馆”，餐厅里挂一张很大的齐白石的画，还题了两句诗，称赞这家馆子的菜。这一天父亲也去了，作陪的还有乔冠华龚澎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吃过饭到吴祖光的新居喝茶。当时聊天的重点即是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吴祖光表示“这是不可能的”，而反驳他的人则认为，共产党伟大的地方就是善于自觉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在谈到“放”和“收”的问题时，乔冠华认为“放”是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艺，使中国走上进步。陈家康却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比如长了一个脓包，你不放，脓排不出去，就会越肿越大；把脓放了，也就干净了。”事实证明陈家康是聪明的，他猜到了毛泽东的本意。排脓，不就是“引蛇出洞”么？
母亲也有躲过这场灾难的机会，她可以效法韦君宜，周扬给了她机会。“我也有被赦免的可能，那一天开完批判会出门时，周扬急走几步撵上我说：‘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做了傻事？到我家去一趟，我们谈一谈吧！’我知道这是想保我，如果我真是一个聪明人，只要去向他表示悔过，是可能逃过这一关的。无奈我的心眼儿太死，没有去找他。”（戈扬：《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这次反右，作家协会的右派队伍洋洋大观。小说家有丁玲、罗烽、白朗、秦兆阳、俞林；诗人有艾青、吕剑；散文家有萧乾、李又然；评论家有钟惦棐、陈企霞、唐因、唐达成；文艺刊物的编辑有李清泉、龚之方、黄沙、张凤珠、杨犁……作协通共二百多人，打成右派、中右、历史反革命的八十多人，比例之高，周扬下手之狠，可见一般。才女张凤珠原是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为丁玲所赏识，调去当秘书。她写得一手好字，为人精细，文章优美。来《新观察》后，常和黄沙合作，由她执笔写的文章，配上漫画家华君武的插图，被认为是奇妙之作。她还没有结婚，正在和一位科学家谈恋爱。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的前途将会如何？
母亲在被宣布为右派的前两天去看了一趟黎澍，意思是向告别，今后很难见面了。黎澍早已读过《人民日报》有关《新观察》的报道，知道母亲必为右派无疑，可是他仍然握手问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走，吃饭去。”
他领母亲进了附近一家餐馆，要了一桌菜。那意思也很明显，是为母亲送行。两个人心中有许多话要说，却都没有说，桌上的菜也没吃什么。在那样的时候，黎澍居然给一个右派分子送行，这种勇气令母亲难忘。
右派和非右派，如同阴阳两界，阳界的人是绝对不能与阴界的人来往的。阿英却不然，在母亲下乡劳改之前，他派保姆来把母亲找去，问长问短。
阿英住在棉花胡同，独门独院。他的夫人林莉看到母亲哭了起来。在新四军三师的时候，两家人就是好朋友。母亲办《新观察》，阿英经常做义务编辑，他把自己当成为《新观察》的一名工作人员。
1958年春天，我家从北长街迁出，迁至和平里的作家协会宿舍。50年代的和平里没有多少房子，在菜地上修建了一些两三层的普通公寓。母亲领我去看的，给我们家的房子是在一层朝北的三间，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我们搬了家，母亲就下乡去了，化名“高南”，父亲给她写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母亲降了三级，从行政11级降至14级；父亲降了四级，从文艺三级降至七级，当然还有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父亲的小说《机关生活》不能出版了，电影《行军纪事》也不能拍了。父亲没有下乡，他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劳动。阿英的大儿子钱小惠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他为父亲联系这家工厂，并得到外文局的同意。《人民画报》的上级单位是国务院外文局，它的任务是对外宣传。在文艺界的右派中，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江丰待遇最好，他下放在东郊农场，在十间房附近，每个周末回到城里的家，还可以喝农场生产的牛奶。作家协会右派的下放地点是河北省的涿鹿县，远古时代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丁玲写过的桑乾河从这里流过。丁玲没有回到桑乾河，她和艾青两个人被王震将军接走了，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去了新疆。
胡考与戴浩夫妇（摄于196年，左起：苏曼意、胡考、戴浩）
四月的一天，作家协会下放去涿鹿的右派集体出发，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他们是《新观察》行政组长龚之方，《人民文学》编辑主任李清泉，《诗刊》副主编吕剑，《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以及“文学讲习所”的教员等等，还有刚从武汉调来的小说家俞林。郭小川代表作协前来送行，他上到车厢和大家寒喧。俞林和郭小川是好朋友，他曾私下对郭小川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连自由主义也摊不上呀！”郭小川安慰他说：“老兄算你倒霉，下去体验体验生活吧！回来还不又是一条好汉。”
“二流堂”的人物纷纷落马，吴祖光、黄苗子、胡考、丁聪、戴浩、龚志芳划为右派。戴浩是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帽子，并开除公职。反右运动并没有把“二流堂”拿来批判，但是这些艺术家的自由化思想和作风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父亲在长辛店劳动了一年，心情还不错。他做钳工，有一回做了一只小卡尺拿回家，老钳工说达到5级工水平。工厂里还有几个工人画家跟他学画，画的都是小人书。父亲每个星期六下午从长辛店回到城里，我从育才学校到前门公共汽车站等他，到前门外吃饭，到大栅栏逛一逛，每个星期都是如此。父亲虽然只有70元生活费，但是家里有积蓄，生活并不紧张。星期天或者看一场足球，看一场京戏。记得看过马连良的《借东风》，李世济的《锁麟囊》，赵荣琛的《大登殿》。1959年夏初的一天，我在前门车站等了三个小时，没有等到父亲。回到和平里，晚上很晚父亲才回来，他对我说：
“我要去北大荒了。”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experience and story about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