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反右运动
丁聪和沈峻在大同酒家的结婚酒席，是“二流堂”人马最齐全的一次，“夏公”升帐，“众将”听令，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所谓“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从这以后，“二流堂”走下坡路了。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是宋之的、盛家伦几个月内先后去世。宋之的是剧作家，抗战时他的《雾重庆》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名噪一时。他目光炯炯，面如冠玉，谈笑风生。他的太太王苹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第一个女导演。父亲曾这样说到宋之的：
“同样是北方人，有的人学得会享受，有的人学不会。宋之的什么好东西都会吃，张仃呢，只会吃猪肉炖粉条。他还有个习惯，晚上九点就要上床！”
张仃因为这样两个原因，不大参加“二流堂”的活动。张仃是辽宁黑山人，宋之的是河北丰南人，因癌症死在盛年之时。盛家伦也是癌症，独身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害了他。唐瑜说，“他带着处子之身来到人间，仍带着那完整的处子之身回归故土。”（唐瑜《二流堂纪事》）他们死后第二年，“反右运动”来了。父亲说：
“这两个人不死，一定会打成右派的。”
艺术家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是要表现的，他们在商量一件事：办一个同仁刊物，刊名“万象”。刊物的宗旨我不知道，在形式上，丁聪提出装订后的刊物不要用刀切，留下毛边，独具一格。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中国党完全支持赫鲁晓夫的军事介入，周恩来总理也乘苏军坦克进了布达佩斯。中共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而再论，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自由化的思潮受到遏制，同仁刊物办不成了。
作家协会和文联开始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父亲称病请假,不参加批判大会，最后几场不得已参加了。为此，父亲和母亲发生争吵。母亲在周扬那里很得宠，她站在党的化身周扬一边，而不是站在丁玲一边。晚上我睡在自己房间，听见客厅里激烈的争吵，一直吵到半夜。我听不懂他们吵什么，知道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家庭琐事。
不管怎么说，建国初期直到1957年，是我家幸福安康的日子，对于其它艺术家来说，也是“白银时代”。我家的存款超过两万元，《行军纪事》的电影虽然没有开机，因为是预约，天马电影厂支付了稿费。《机关生活》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打出清样，同样预支了稿费。有一次父亲偶然遇到延安时代的老朋友马海德，这个美籍黎巴嫩裔医生，跟随斯诺先生采访陕北，自此参加革命，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马海德拍着父亲的肩膀说道：
“老朋友，你现在阔了，该请客了！”
马海德在卫生部工作，他也知道父亲阔了。在延安时代，马海德的待遇好一点，他还有路易．艾黎从上海寄来的咖啡、奶粉、白糖，父亲经常到马海德的窑洞蹭吃喝，这里是温柔的港湾。父亲说，在1938年，延安有两个演员出身的漂亮女人，一个嫁给毛泽东，一个嫁给马海德。嫁给马海德的是苏菲也是演员出身，她曾在上海同赵丹、江青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
有一次，父亲在北京饭店请三位朋友吃饭，其中有好事者打了许多电话，“胡考在北京饭店请客”，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父亲哈哈大笑，于是另开两桌，任这帮饕餮之徒狂撮一顿。父亲说，请客吃饭是朋友交往，是玩，他从来没有为了办某件事情请人吃饭。
但是，反右运动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有很多专家做过分析和描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丁抒先生著有《阳谋》一书，深刻揭示了这段历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激烈的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此外至少还有120万工人、农民、店员等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被安上‘分子’头衔迫害到家破人亡的，超过180万人。”（丁抒《阳谋》引言）
这一年真是春光明媚，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天空中弥漫着自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最和谐的政治空气，从民主党派到全国的知识界，到处是灿烂的阳光。到了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
一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旋律：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新观察》的问题，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前面提到的黄沙的采访文章：《北京大学是不在闹事》，为北大的右派学生洗刷；另一篇是关于费孝通、钱伟长等的所谓“六教授会议”的文章。
“那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希望共产党讲民主。结果领导说他们是闹事。《新观察》记者黄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大学是不是闹事》他认为要求民主不是闹事，我赞成他这个看法，准备将这篇文章发在1957年6月的一期刊物上。发稿以后，黄沙听到风声不好，问我敢不敢负责。我说：‘当年反对国民党就是反对他的不民主，现在学生要求民主有不行？我是共产党员，我拿党籍保证。’他反问一句：‘你能保证得了？’我说：‘有什么保证不了的？豁出党籍干呗！’后来文章还是没有发表，可是这五个字却成为我的一大罪状。”（戈扬：《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除了“豁出党籍干”这五个字，还有费孝通的无中生有的检举揭发，起了很大作用。费孝通作为毛泽东欣赏的民主人士，早早打成了右派。1957年8月《人民日报》登出一条消息，费孝通作了交代，他自己供认，利用他的两个学生——黄沙和张袓道（摄影记者），打进《新观察》编辑部，利用这本刊物反党。这明明是在压力下编造出来的。章伯均是英雄，储安平是英雄，林昭是英雄，而费孝通不是英雄。
母亲被划为右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周扬的红人，于是有周扬“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在“新闻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编辑”一共五个人当中，杨刚自杀，蒲熙修、彭子冈、戈扬划为右派，只有韦君宜跑到周扬那儿哭了一场，幸免于难。
父亲没有参加鸣放，他不上班，对政治运动没有兴趣。根据胡考一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打成右派是理所当然的。戈扬都是右派，胡考跑得了吗？文艺界像丁玲、艾青、陈企霞、江丰、胡考、戈扬这些人，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划定的。最后的结论中，父亲有一句言论，不是在鸣放会上说的，而是私下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也会上街的。”
从建国到1957年的八年间，毛泽东对于文艺界知识界的整肃没有间断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及思想改造运动，对俞平伯及《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抓捕和批判，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再加上“镇反”、“三五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直到这次成为历史转折点的反右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