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新观察》火了
50年代《新观察》搬了两次家，从沙滩搬到东四北大街，从东四北大街搬到北长街。东四的房子是一幢建于20世纪初的白色小洋楼，马路对面有一家湖南馆子，那里的银丝卷很好吃。
搬到东四以后，《新观察》火起来了，发行量上升很快，超过20万份，在期刊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韦君宜的《中国青年》。《新观察》又是赚钱的刊物，在50年代，几乎所有的刊物都是赔钱的，比如《人民画报》，党和政府的喉舌嘛，赔得越多成绩越大。《新观察》最老的编辑名叫陆浮，广东人，同黄沙一样是归国华侨。还有上海老报人龚之芳，还有一个女编辑叫敖乃梅，她是《人民画报》摄影记者敖恩洪的女儿，肯定是父亲荐来的。编辑还有夏景凡、张凤珠，摄影记者老的叫张祖道，年轻的叫潘德润，个子高高的。我打乒乓球是和潘叔叔学的，他横握球拍，俗称“耍大刀”。总共十几个人吧。这些期刊要寄给领导人，有时候我在编辑部帮大人干活，把刚出版的期刊装进大信封里，大信封贴上收件人的名签，写着“毛泽东主席收”，“刘少奇委员长收”，“周恩来总理收”，等等。毛主席经常看《新观察》，这话是胡乔木说的，他不无得意。
母亲的主要精力放在《新观察》，除了编务工作，她要亲自组稿，到主要撰稿人家中拜访。有一年春节，母亲带我去各家拜年，一天跑了十几家。漫画家华君武是杭州人，很热情，有点油腔滑调，他比母亲年龄大，却一口一个“戈扬大姐”。他为《新观察》画了不少漫画。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住在北海公园的东侧，离开我家不远。她穿一身黑衣服，就像一个寡居在家从不出门的女人。阿英家在宽街棉花胡同，他和父亲母亲同在新四军文化村。阿英是个胖胖的老头，留着花白的板寸，他是大文学家也是大藏书家，因此他的女儿钱小云的屋子里堆满小人书。我喜欢到小云姐姐那里看书，每次小云姐姐还送我一些书。有一年，中华书局印了一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宣纸影印，非常精美。这书只印了200套，母亲得到一套，而嗜书如命的阿英没有得到。于是他将母亲的一套借去，再不归还。反右时候阿英在北京医院做开颅手术，躲过一劫。母亲当右派后，无论是下乡还是去东北，每年春节都会收到阿英的贺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陈沂少将是总政文化部部长，他家里摆了坦克大炮的模型，叫小孩子感兴趣。这个部长专门网罗人才，唱评剧的新凤霞，唱越剧的徐玉兰、王文娟、唱京剧的言慧珠，说山东快书的高元钧，通通弄到军队里。他还想叫人到香港把球王李惠堂请回来。反右时他的一大罪状即是招降纳叛，他是唯一被划为右派的将军。
组稿之外还要撰稿，母亲跑了许多地方。有一年去云南几次，不知写的什么，带回来的宣威火腿很好吃。有一年去舟山群岛，是张爱萍将军特别邀请的战地采访：解放一江山岛。张将军是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乘卡车路过一个村庄，他从车窗探出头，挤在民居的墙上受了重伤，整个解放战争没有打仗。这一回有仗打了，他是总司令，指挥陆海空三军“踏平东海万顷浪”，杀向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他请母亲坐在指挥所里，并同他一道乘军舰登上刚刚攻克的海岛。张将军是业余摄影家，《新观察》发表了他的战地摄影作品。
编辑部搬到北长街后，刊物改为半月刊，人多了，最多到四十多人，发行量最大到五十余万份。《新观察》的彩页中缝给画家们提供了舞台，他们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一次编辑部请画家当场挥毫，有赵望云、石鲁、吴冠中，母亲在前面张罗，我则挤在大人中间看希奇。赵望云刚刚访问埃及归来，画的是非洲风光和头顶水罐的阿拉伯女人。石鲁画黄土高原，吴冠中画江南水乡。黄永玉先生是编辑部的常客，他的著名木刻“阿诗玛”就是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他还在《新观察》上写令人捧腹的散文，从幽默感上评判，没有一个当代作家赶得上黄永玉。
母亲有一个大毛病——爱丢东西，她忙起来的时候，这个毛病就大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时尚是要有一支“派克”钢笔，母亲的这种钢笔丢了一支又一支。在50年代，市场上的进口工业品很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和毛料，美国的“派克”钢笔，澳大利亚的毛线，瑞士的手表，也就这么几种。至于围巾、手套、公文包、大衣，母亲都会丢，这也是父亲最爱打趣的事情。
编辑部的新年晚会十分有趣，大家带来家眷，老少齐上阵，热闹非常。猜灯谜，做游戏，表演节目，交换礼物。不吃饭，只有茶点水果之类。灯谜是组织者自编的，有两个灯谜，我至今记得。一个是“言”（打《新观察》发表的一作品名），另一个是“举矛而起”（打编辑部一人名）。前一个灯谜的谜底是在《新观察》上连载的作品《狱中》，后一个灯谜的谜底是“戈扬”。交换礼物最有意思。每个人带一份礼物，写一句祝福的话，交到组织者那里。一个花瓶，一张桌布，一个日记本，一个布娃娃。当然，编辑部的头头要送像样一点的礼物。组织者把大家的礼物编上号码，林林总总摆了一架子，大家抽签领取礼物。母亲送了一个从王府井新建的工艺美术商店买的刻花泡菜罈子，被人欢天喜地地抱回家了。
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在50年代初期，就有“新闻界四大花旦”一说，四人中年龄最长者为杨刚，其次是蒲熙修，再次是彭子冈，母亲年龄最小。这种说法也是京剧捧角儿的方法，什么“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要来四个。50年代又有“四大女编辑”的说法，即杨刚、彭子冈、戈扬和韦君宜。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彭子冈是《旅行家》杂志主编，韦君宜是《中国青年》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