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围棋
说围棋就要说到祖父。
1950年我们全家从上海迁至北京，第二年，祖父在上海逝世，是年62岁。父亲为此跌足叹息，他说如果没有离开上海，祖父不会去世。祖父患肺结核，当时已有特效药雷米封，父亲会让祖父使用它。
祖父胡允昌和大姑胡素卿
祖父胡允昌是中学教员，又是沪上围棋高手。与祖父的围棋水平比肩的，上海滩只有三五个人，是准国手的水平。30年代的围棋第一高手是顾水如，祖父和顾水如一起在霞飞路开了一个围棋馆。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一楼是棋室，二楼是顾水如家，三楼是祖父家。祖父在教会学校教授英文，月薪120块大洋。一块大洋买五斤猪肉，三块大洋买一袋白面，120块大洋是相当可观的收入。祖父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养活三四个余姚乡下来的穷亲戚，什么小厨子、小裁缝。所以说祖父开围棋馆不是为了生计，而是出于兴趣。
30年代，祖父家就是沪上围棋的中心。
祖父的围棋颇有德名，从来不下“彩盘”。有一天，棋馆来了两个日本人，点名胡先生下棋，拿出30块大洋摆在桌上。祖父连胜两局，把钱向前一推说，请先生们把钱拿回去吧。
段琪瑞当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祖父曾到北平教了一年书。祖父一辈子生活在上海，只有两次离开：一次是辛亥革命那年到南京参加“青年军”，为推翻帝制出了一把力；第二次即应朋友之邀去了北平。为什么去北平？还是因为围棋。段琪瑞是天字第一号围棋迷，他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段公馆总是高朋满座，天下的围棋高手都聚集到北平。
祖父也到段公馆来了，有朋友安排，可以一边教书一边下棋。段执政一下台，棋手们也就风流云散了。
祖父回到上海，对父亲说：
“有个小孩11岁，是个天才，我已经下不过他了。”
这个小孩叫吴清源，福建人，出身没落官宦之家。段琪瑞把他接到公馆，每月给他200块大洋。吴清源孩提时代便担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段琪瑞的棋很臭，却自命天下一流，因为高手们同他下棋都让份儿，赢两盘输一盘，顾水如也是如此。吴清源小孩子家不懂这一套，一盘不让。段琪瑞想不明白，只是更夸奖吴清源。有一次段琪瑞想和儿子段宏业下棋，叫人发电报把儿子从安徽叫回来。段宏业接到军情加急电报，连夜往回赶。到家才知道老爷子是要下棋。一气之下，他连胜老爷子三局！段大公子平时从不敢赢老爷子，他和我爷爷下也是要被授两子的。这件事叫段执政十分纳闷，总是想不明白。
段琪瑞下野后寓居上海，祖父仍同他下棋，仍是他的棋友。
20世纪对围棋事业最有贡献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是段琪瑞，一个是陈毅。
陈毅也是个棋迷，知道胡允昌的名字。1942年父亲从香港到苏北，到新四军军部报到。陈毅将军见到父亲说：
“你是胡允昌的儿子吗？我们下盘棋吧。”
陈将军急于下棋的样子实在可爱。父亲棋术不高，陈将军棋术也不高，半斤对八两。陈将军穿一件黑皮夹克，父亲注意到两个肘部磨白了，想必是下棋下的。
前面说到唐克，他也是苏北的干部。80年代我曾随母亲到唐克在什刹海的家，那时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他家的客厅里有一个专用围棋桌，唐克说是日本棋院送的，日本人同时送他一个名誉七段。母亲告诉我，唐克下围棋是在新四军学的，陈毅元帅培养了一批围棋迷。
父亲没有教我下围棋。到了60年代，家里还有两副祖父留下的棋子，手工磨制的“云子”，红木盒子。现在所谓“云子”是把石头熔化后滴出来的，比当年的“云子”差多了。后来两副棋子被我的小叔拿去卖了，那时候卖不上几个钱。
我上大学后才学会下围棋。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大多数学生都成了“逍遥派”，有喜欢围棋的学生把陈祖德、吴淞笙请到清华园来，国手对清华棋手。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学生只能在狭窄的宿舍里接待国手。我去看了，从此学习下围棋。许多年后，陈祖德的回忆录《超越自我》获得文学大奖，我向他祝贺。我又说：
“祖德，你还记得清华九号楼吗？”
我说起20年前的往事，九号楼是坐落于清华东区的九号宿舍楼。祖德大为高兴，在送我的书上写“以棋会老友”，并同我下授五子棋，结果我赢了。
祖德说道：
“没想到你能赢！你是胡允昌的孙子，怪不得！”
以后又和祖德对弈两回，我都输了。祖德下棋极认真，即是授子棋也一盘不让，非要杀你个片甲不回。
祖德是深受陈毅关怀的国手，他在《超越自我》中深情地写道：
“他（陈毅）光明磊落、宽厚大度、乐观豁达、嫉恶如仇……这一切使他具有了难以形容的魔力。他的言谈举止强烈地吸引着人们，连他讲的四川话我都觉得特别动听，特别带劲，特别富有感染力。与陈老总接触多了，我不但感到四川话越来越动听，也感到四川菜越来越可口。后来我特别喜爱麻辣的菜肴，无疑是受了陈老总的影响。”
